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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聊] 全球新冠疫情： 人类文明发展的拐点、危机与思想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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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_Cooler 发表于 2022-2-16 17:46:50 | 只看该作者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一、全球新冠疫情，人类文明发展的又一拐点？

2022年2月4日，是中国壬寅年的立春日，北京冬奥会开幕，世界各地运动员汇聚北京“一起向未来”。但同日，全球新冠病例超过4亿人，美国因新冠死亡人数超过90万人。
这一天的世界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均有标志性的意义，应该能写入人类历史之中。
始于2019年的全球新冠疫情，是人类百年工业文明快速发展、全球化进程加快进程中突然遭遇的重大传染性疫病，近3年来，已经改变、还在继续改变几十亿人类的生命、生活、生态和生产方式。
人寿百年，但视野可以越千年。
从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看，瘟疫，即传染病流行，历来是影响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因素。有学者指出，瘟疫爆发必须具备两个必备因素：一是复杂的生态。二是密集的人口。越是环境复杂、人多密集的地方，越是给了病菌传播、寻找新宿主的机会。
人类最早打猎为生，食百草百兽，身体与细菌共存变得非常正常。但进入农耕生活后，传染病就出现了。人们在村庄定居下来，经年累月地使用同一水源，粪便在人们的定居点周围不断积累，人们与病菌的接触几率大大提高。特别是动物的疾病在驯养家畜家禽过程中容易传染给了人类，如流感最早就是猪传染给人类的。血吸虫病、疟疾等病菌在温暖、浅缓的水田中更容易生存。人类感染了疾病之后，会逐渐产生抗体，抑制病原体的破坏力。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折腾，最后双方会精疲力尽，磨合出一种相安无事的共存模式。瘟疫和人类社会在长久的互相调适之后会达到平衡状态。人类与病毒的几千年斗争史上，这种平衡在某种条件下不断被打破，然后又经历互相调适，达到新的平衡。如此反反复复。
有史家指出，人类文明的早期发源地有中东、中国、印度、地中海，当这四个文明地带的文明圈慢慢形成时，各自的“疾病圈”也逐步成形。每个疾病圈都有自己独特的疫病模式，在圈内达成了基本平衡，但是一旦这些疫病越过了边界，进入另外一个疾病圈，那它就会产生致命影响。
于是历史上，战争、贸易，成为最好的传播疾病的渠道，也改变了各地区人类群体的命运。13世纪中期，蒙古铁骑从中亚大草原西征，把鼠疫带到了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1348－1349年，在短短的两年时间之内，黑死病几乎传遍欧洲，有1/3以上的欧洲人口死于这场猝然降临的灾难。从14世纪到17世纪，黑死病肆虐欧洲长达300多年。
欧洲农耕文明这300年的，生产力水平十分有限的。人们的生活节奏缓慢，信息交流不便，对疾病、病毒的认知上，也是处于知识的黑暗之中。
蒙古铁骑在亚欧大陆板块上促成的首场人类全球化运动，造成黑死病这样的大规模瘟疫，改变了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走向。在欧洲，黑死病最终引发了马丁·路德的新教运动，随后的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也在欧洲诞生，欧洲经济、文化、科技进入大爆炸式发展阶段，从此开启对全球的殖民和吊打的时代。那时代，从海洋到陆地，随着人员交流的扩散，瘟疫的幽灵再次出现。欧洲人给美洲带来的是一连串的瘟疫：1518－1526年天花流行，1530—1531年爆发麻疹，1546年斑疹伤寒、1558—1559年流感。戴蒙德（Jared Diamond ）在《枪炮、病菌和钢铁》一书中谈到，正是病菌而非枪炮帮助了欧洲人征服美洲。
黑死病的发生无疑是人类文明史发展的一个重大拐点。人类文明用了几百年的时间，完成了全球化的第一个循环，开启了人类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同样，人类在瘟疫等带来的苦难中挣扎，在与病毒等斗争中获得新生和升华。
工业文明是近代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进步，机械化、工厂制等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财富，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质量和福利水平。人类科技、医学及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曾使得人类沾沾自喜，觉得再也不用担心被病毒或细菌袭击。但事实是，工业文明一开始就借着资本主义的外衣发展，绝不是永恒、完美的普世文明，随着时间推移，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给工业文明发展带来的弊端越来越大，贡献率越来越低，并使人类深深地感到了生存和发展的危机。
有专家指出，正是因为人类自身的问题，从科学诞生的工业文明对于大自然的破坏，病毒也在进化中，甚至也有超级病菌在悄然兴起，或将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安全。
工业文明、全球化时代的传染病伴随着人类生活环境的变化，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征，更复杂、更狡猾。
比如，随着工业化的来临，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产业革命和信息化革命使地球成为村庄，互通互联使人类前所未有地强大。在深海畅行无阻，在高原如履平地，人类的脚步遍及七大洲、四大洋，原本与世隔绝的一些物种被迫与人类接触，很多病毒的自然栖息地和自然宿主也受到了人类的扰动，于是不停有新病毒进入人类的生活，使我们应接不暇。
纵观人类疾病史，以往没有大规模传染疾病能够跨越大的气候带，气候特点不同形成病毒需求顺应不同环境，而且不同地域人类存在差别，也对病毒传达有障碍作用。但现在人类交通工具发达，跨越太平洋只需要几小时。人类飞速迁徙的速度其实也是病毒扩散的速度，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迁徙大大增加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
由于现代人类的人均寿命大大延长，生活方式导致的慢性疾病出现和增多，很多由于环境因素和基因突变引起的疾病也相应增多，人类感染病毒后的预后也就愈加不可预测。
这一历史进程到了2019年，人类遭遇了覆盖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至今日，全球超过4亿人口染上过这一疾病。
全球新冠疫情的爆发，为工业文明发展敲响了警钟，是对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警示。
有专家认为，这场疫情发生的深层原因，是人类活动对地球生态系统的突破性影响达到底线，大幅度降低了人与生物系统的免疫力和适应性。
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平衡，在人类全球化进程中，在资本主义发展工业文明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背景下，再次被打破，这成为困扰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问题。
新冠疫情的发生说明，当今人类文明发展，何尝不是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拐点之中？
二、当今世界局势变革的不确定性与人类文明发展的总体性危机

正在发生的全球新冠疫情，所造成的风险在公共化、全球化，给这个世界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预示着人类文明发展存在总体性危机。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当今世界局势发生剧烈复杂变化，一场可能会影响全球格局的巨大变革正在发生。各国采取不同的措施应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美、欧、中等各经济圈分裂的趋势在加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从对外扩张转变为向内收缩或退守，体现在本土主义的兴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弹以及其他一些“逆全球化”的迹象。面对突如其来的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西方社会的内部矛盾，包括经济与文化方面的问题，开始全面爆发，民众的挫折与失望感越来越广泛。所谓“发达社会”，也呈现出一副失序状态：经济失调、政治失序、安全失控、制度失灵。移民和难民大量涌入，对各国的本地传统价值、生活方式以及民族认同都会造成冲击。经济利益的冲突与文化诉求的矛盾相互交织、彼此纠葛，造成了西方社会严重的政治极化现象。
对中国这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外部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也非常明显。西方打破了现有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并导致国际体系出现快速、急剧的变化，这就给中国的外部环境带来巨大挑战。如何处理与西方国家之间的问题、与国际秩序之间的问题，亦成为中国需要面对的挑战。
同时，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的迅即发展，对现有的生产、劳动和消费结构冲击，以及对文化变迁的深远影响，都可能超越既有“现代秩序”的有效框架，蕴含着巨大的未知风险。
有专家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这场全球性危机，不仅表现为生态和环境危机、资源和气候危机，而且还表现为深重的经济、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上世纪“二战”之后确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世界正在滑向各种影响深远的冲突和战争：军事冲突、贸易战争、政治和外交战、金融战争等等，世界很可能进入了一个“巨变”的时期。
2022年，是中国文化中的壬寅年，我们所面对的世界环境依然处于深刻变化之中。随着新冠病毒的升级蔓延，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复杂性、模糊性、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混合的时代，遇到的风险和困难可能是综合性、全方位的。地球自然环境变化正在发生长周期的规律性变化，太阳带领太阳系进入新的太阳历季节转换轨道，这会导致地球能量获取总量和方式发生转折性变化（犹如夏天转入秋天），地球生态随之处于重新调整和平衡中，全球气候特征发生重大变化，地震、火山爆发等重大灾害会多发，这将对人们的生产生活特别是粮食生产带来重大影响，有些影响或许是根本性的。地球各类生命体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处于新一轮的苏醒、变异中，微生物、病毒问题将严重困扰人类生活，人类疾病病谱发生重大变化，全球新冠病毒周期性变异升级，可能会导致大量人口疾病和死亡，在西方等国家造成剧烈社会动荡，成为影响世界格局变化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受全球疫情等诸多因素影响，世界经济发展可能进入了一个长周期的下行阶段，经济衰退可能会持续5—7年，美国、欧盟、中国、东盟等各大经济体将深受影响，在重大灾害和疫情的冲击下，全球经济可能会出现崩溃性危机事件，全球秩序可能会进一步动荡，大国博弈进一步激烈，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将因此洗牌重组，战争还是和平考验着各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可能会有一些国家可能扛不住疫情冲击，出现社会治理失败，在各种风险挤压反噬下，社会群体负压能力疲惫弱化容易引爆重大事件发生。这些事件突发性强，扩散快，波动效应会异常明显，挑战前所未有。
这是一个大变革的动荡年代。有专家指出，当今人类可能进入了一个较长周期的高度不确定的时期。这个时期可能会很长，持续10年或20年也不令人意外。世界格局的巨变未必导致秩序崩溃，但会造成长期的动荡不安。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危机的发生预示着一个大的转型期的到来，经历了这种转型，整个系统将失去原有的平衡，并在更高的水平上达到一种新的平衡。
历史也说明，在所有时代和所有文化中，人类都曾经历危机频发的变革时期，并创造性地利用了它。
危机是奋斗者的舞台。新冠疫情全球爆发说明，我们面临一次规模多么巨大的时代历史过渡，这一过渡既充满风险，又蕴含着全新发展的潜能。在社会和经济危机频发、日常生活往往变得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即使暂时置身于这样的进化环境，也足以让我们从牺牲者的角色中摆脱出来，参与一个虽充满危险却使人无比振奋的时代，参与一个进化着的伟大未来的设计。
人生有幸，危机中的我们，或许能见证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
三、当今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变革呼唤新思想的出现

人类文明发展的危机，是思想进步的刺激剂、推动社会创造力的燃料、鼓舞人们行动的动力。从根本上说，未来产生于今天的危机之中，因为新事物在变革时代最容易得到贯彻。解决危机的最好方式，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经济以及金融的平衡且全面发展和进化。
上世纪40年代，人类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进行了深刻的集体反思，构建了世界秩序的新框架，才有了后来人类文明的快速发展。
我们可以相信，这次新冠疫情后，全球经济结构与人类文明秩序会产生重大革命，全球充满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未来世界正在以信息智能文明、绿色文明重构世界的一切秩序。
如何认识这种趋势，把握时代给予的机遇，负起责任，拥抱变革，是当代人的重大挑战。
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需要的是一个正确指导人的行动的观念，一旦一种观念能够在最广泛的范围内为人们所接受，它就会转化成为人的正确行动的指导原则。面对世界局势复杂的矛盾、充满痛苦的冲突、紧张的碰撞，我们需要有直面危机、利用危机的勇气，从思想、文化的深层，进行反思，提出反映时代要求的新的思想理念。
所以，把那种适合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生活生态生产观念转化成为我们绝大多数的人的行动的原则，在人类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一）我们需要确立新的生命观。新冠疫情也让我们反思生命存在的价值。某种意义上，生命的价值，在于体认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种生命体之间平等协调和相互依存的真理后，才能闪耀着光辉。生态就是生命的现实状态，各种生命体之间共生共荣的理想状态就是生态平衡的基本含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的理念，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本源，也是当今科学正在证实的实在，对今天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需要从源于西方建基于数理化的生物观回到东方的生命观上，即“天人合一”的生命观。我们必须强调所有的生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要活得好，就应该让其他的生命也活得好，建立生命共同体。我们要从复杂系统来认识生命是多元化，实现从碎片化思维、单一化思维向多元共生的哲学观转变。
新冠疫情也告诫我们，人类需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深刻明白文化的交流是文明上升的途径，并在道德方面对自身加以约束，这样才能推动社会发展到达一个更高的文明层次，让生命获得更多的表现形式。要实现这一点，我们不能单纯依靠科学的进步，也不能单纯指望经济的增长，必须让人类的心灵和智慧参与进来，在未来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新冠疫情也告诫我们，人们需要建立正确的生命健康观。人是身心灵的统一，我们既要为身体需要提供物质营养，也要为心灵需要提供文化与精神营养，树立身心平衡的生命健康观。
我们需要强调人体生命的内在觉悟。人的身体是一个神奇的生命系统，是一个生命生态。人类至今为止的文明教化，如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根基性使命，是开启人的智慧，让人觉悟，符合人和其他生命的生命之道，符合生态之道。中国文化中，《周易》中每一次卦象和爻辞的变化都是生命样态的变化。依《周易》之生命易变原理（命理），你我他生命的健康、阳光、快乐生长，需要从内到外地修养、修行、修炼，以渐次臻于“修—齐—治—平”的境界，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人世间最高的生命样态实际上就是正大光明的气象。这是人达到的最完整的境界。所以，生命觉悟是人类文化之根本，是身心健康的最高境界。
（二）我们需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观。有专家指出的，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我们事实上面对着两个具体的基本问题：一是地球自然生态系统本身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另一个是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由此产生两者的关系问题。地球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的协同发展正在成为今天人类关注的一个最重要的全球性问题。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丝毫不亚于我们在历史上经历过的任何一种困难与挑战。
从根本上讲，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依赖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在考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个重大问题时，重要的首先不是去寻找在技术的或操作层面上的进步（尽管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是首先要解决我们在观念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因为，只有一个适宜的人与自然的观念，才能引导我们真正走出一边发展一边破坏环境的怪圈。所以，为了人类的福祉，我们需要一个千年生态系统的评价体系。需要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进行反思，回溯文明发展的初心，需要用东方文化的“天人合一”观思考生态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支持的人类福祉的内在联系，为人类文明在信息化智能时代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三）我们需要一场生活哲学革命。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进步所造就的现代人的心理状态、膳食结构、起居习惯、生存理念等等，已经大不同前，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这种新的生活状态下，所导致的疾病，具有了时代的特性。现代病的“根”，就扎根在日常生活中各个层面。所以，倡导新的生活哲学、倡导与时代相适合的生活方式、新活法，从源头上有效防控疾病或健康问题，对当今社会进步来说，意义重大。
这世间所有的事与物，无不应合变化而变化，环境与时代造就人的同时，也会造万物，这也是自然演化法则。每当一个新生事物出现时，必有成其因素，也必有制约之法，这是不变应万变的自然法则。新时代的生活哲学革命，关乎人类生活的价值取向问题，可以说是“求本之治”。
因此，我们在生活哲学上要做到两个转变。一是转变现代生活价值观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中心主义价值取向。在生活目标上，要求不仅关注自身物质生活的满足和自身价值的实现，同时认识到自然生态环境对人自身的价值以及对人自身生活方式的限制，关注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确立人—社会—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发展的生活价值取向。二是要转变现代生活方式中物质化的价值取向，确立人自身身体和精神全面发展的生活价值取向。人的生命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的整体，本身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物质、精神需要。一味地追求物质财富消费的满足，不仅不是人的最高生活目标，而且会影响人自身生命系统的平衡，不利于身心的健康。因此，在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后，不应沉湎于低层次物质欲求的满足，而应自觉调整生活结构，追求一种“全面的生活方式”、“平衡的生活方式”；追求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协调发展。
（四）我们需要探索生态友好的科技+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应重点解决人类文明发展的三大问题：一是不均衡、不充分的发展。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甚至发达国家内部两极分化现象加快，出现全球性经济政治动荡现象。二是不生态、不持续的发展。传统工业化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不仅危害着人们的身体健康，也因资源争夺而对世界和平带来严峻挑战。三是不智慧、不幸福的发展。研究表明，工业革命带来的创造力顶峰早已过去，几十年来，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能力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如何进一步提升人的创造力，让人们在更加幸福舒适的环境中实现发展，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追求。
要以科技革命推动产业革命升级换代，不仅要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流通成本、加速经济增长、建设多元化能源结构，也要关注科技革命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文化的影响，对生命、传统价值观、伦理道德以及人类认知社会途径和方式进行再度规范。
要创新发展模式，打造创新生态，加快建设创新型社会。要抓住以信息化为标志的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机遇，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和智能化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要实现现代金融同实体经济协同发展，不断增强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特别是发展科技金融，为科技创新和创业提供灵活充分的风险投资，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和调控机制，有效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要实现人力资源同实体经济协同发展，不断优化人力资源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突出发展更多的需要人力资本服务的知识密集型产业领域。
要建设现代化的绿色发展体系。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要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环境污染综合治理、自然生态保护修复、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等方面采取超常举措，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发展绿色循环低碳型经济，推广绿色技术，发展绿色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正如一些学者认为的，从长远来看，人类要走出化石资源和能源枯竭，地球气候变暖和世界性粮食短缺的困境，就必须将整个地球经济改造为一种建立在太阳能、地热能、风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之上的经济，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扩大环境友好型、节约型的自然经济，遏制消费主义，制止挥霍浪费。
这个时代的创新发展，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参与。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本着为整个人类和一切生命谋福利，减轻和消除现在和将来的一切弊端的宗旨，发挥全部创造性，建立崭新的知觉方式、思维范式、社会形态和生存方式，使新的认识、新的方案、新的模式和新的行为方式在我们的内在精神世界中重新萌发，以令人振奋的态度推进文化和精神的创新，进而塑造更加美好的新时代。
洪鼎芝，字国瑞，2015年著《信息时代：正在变革的世界》（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著《从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中华复兴的历史机遇》（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著《信息时代：开创新世界》（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著《即将到来的生命、生活、生态革命：漫谈人类健康幸福之路》（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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