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 一位北宋教育家的传奇一生

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范仲淹知苏州，原在南园购得了一处房舍，请阴阳家来相看时，言道是风水宝地，若居于此，子孙世代必出公卿。这一句话，却让他放弃了建造私宅的动机：“如此吉壤，与其仅供我一家居住，不若让全国士子都住进来念书。”因而次年奏请建立郡学，这块宝地认真被捐了出来，建造起了学舍，这即是后来的苏州府学。
府学建成，需要延请名师，范公思来想去，请来了一位饱学鸿儒——命运的齿轮在这一刻起头转动，千里马得逢伯乐，胡瑗得逢范仲淹。

范仲淹题胡瑗像 图源：湖州公布
大器晚成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本籍陕西安宁堡，门人学者溯其源，称其“安宁师长”，亦与孙复、石介被先人并称为“宋初三师长”。
胡瑗自幼聪慧勤学，七岁善属文，十三岁通五经。二十余岁时，胡瑗与孙复、石介等在泰山栖真观肄业，粗茶淡饭，孜孜不倦，为免庶务干扰，收抵家信时，每见封面上写着“平安”二字，便间接投入山涧，不再展读，至今泰山上仍有“胡安宁公投书处”，别名“投书涧”。屡次招考不第后，胡瑗功名心淡，返回故乡泰州，在华佗庙旁经武祠建起了一座书院（即后来的泰州中学），名为“安宁书院”，起头了教墨客涯。后因讲授小有申明，胡瑗又到了苏州，“以经术教授吴中”，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二岁。
胡瑗受聘掌教苏州府学后，订立了很是严酷的规矩，彼时尊师重道的风气尚未构成，“生徒数百，多不率教”。在这样的情形下，又是范仲淹，将时年才十二岁的宗子范纯祐送进了府学。其他门生见到年级最小的知州令郎带头遵照校规，均不敢再犯，纷纷效仿，胡瑗的讲授得以顺遂推动，“自是苏学为诸郡倡”，苏州府学申明远播，很多他地的士子也被吸引，不远千里来此肄业。
在苏州相处的这段时候，范仲淹发现，胡瑗不单擅治经学，还通达古乐，因而在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朝廷更定雅乐、诏求知音者时，向仁宗保举了胡瑗。胡瑗以平民身份对崇政殿，与镇东军节度推官阮逸同较钟律，因建造钟磬而获得了朝廷嘉赏，受封秘书省校书郎。胡瑗这一次执政廷的亮相虽未被授与太大的官职，却已然在官家心里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众人原以为胡瑗这样的“山野士人”能够会御前失礼，本筹算让他预先练习一下面圣之礼，但他称自己熟读古籍，早已从书中学得礼节，无需预习。公然在面见仁宗时，胡瑗举止自在、礼节周全，倒像是执政多年为官的老臣一般，仁宗满足地对左右夸奖道：“胡瑗进退周旋，举合古礼。”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西北复兴战事。胡瑗跟随被委任陕西经略抚慰副使范仲淹前往边关，出任丹州军事推官，究竟上介入范公帅府的事务。自范公到任，边军气力脸孔一新，逐步夺回塞门诸寨，修复了金明寨、万安城等地，西北大势发生了严重逆转。胡瑗还按照在边关的所见所得著作了《武学规矩》一书，倡议朝廷重视武学——这段军旅生活让胡瑗往后的教育理念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后话。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胡瑗应湖州知州滕宗谅之邀，再往湖州州学主讲教授。滕宗谅无疑是从好友处屡次听闻了安宁师长的名字，而湖州一行，则让胡瑗的讲授方式完全得以完善集成。先人将安宁师长的讲授理念称为“苏湖讲授法”，“苏湖”二字，即为苏、湖二州。

泰州安宁书院 图源：江苏教育博物馆
苏湖之法
自隋唐创科举，多以词赋取士，部分士子为得功名，专习辞赋招考，士风日渐夸张，唐五代后，连诗文气概也难免遭到腐蚀，多为富贵绮靡之词，这样的悲观影响一向延续到了北宋早期。胡瑗的门生刘彝在与神宗谈起恩师时，对那时的社会风气曾有锐评：“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尚陋薄。”
在这样的情况下，朝廷迎来了第一次换血的机遇，这一年，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以范仲淹为首的士医生们为求鼎新弊端、励精图治，在仁宗的支持下，以一篇《答手诏条陈十事》为起点，庆历新政展开了序幕。
这并不但仅是一场针对弊政的鼎新，同时也掀起了名为“庆历兴学”的活动。庆历新政的十项行动 “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号令”中，“精贡举”一条，即是为了改变唐末以来的科举考试内容，本来只重视诗赋的进士科改成重策论，本来只要求死背儒家典范的明经科改成论述经书的意义和事理。这样一来，对士子的要求就从“平常而谈”酿成了“学以致用”，这与胡瑗在苏湖二地的讲授理念不约而合。
胡瑗“尤患隋唐已来，做官尚文词而遗经业，苟趋禄利”，是以，他主张以“明体达用”之学教授门生。所谓“明体”，即知晓诗书经史子集和根基的礼节标准和道德伦常，所谓“达用”，行将所把握的常识应用于理论。黉舍不再是一个为了博取功名的招考场所，而是为了真正意义上培育经世致用、具有现实才华的人材。基于这个理念，胡瑗对讲授制度停止了一项前无前人的创新鼎新：分斋讲授。
胡瑗在黉舍设备了“经义斋”和“治事斋”，对实务停止分科讲授。经义斋，主治儒家经义，这和曩昔黉舍的进修科目是差不多的，挑选“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的门生，为国家培育治理型人材；治事斋，则分红边防（此前胡瑗丹州推官的经历经验得以表现）、水利、算数、历学等类，门生可主修一科，辅修另一科，“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为国家培育技术型人材。
除此之外，他还主张门生需要重视亲身游历考查，开设“旅游”一课，这不可是中国教育制度的创举，亦领先于全天下的教育制度。胡瑗曾说：“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尚，山水气象，以广其闻见，则为有益于学者矣。”他就曾亲身率领门生与滕宗谅一路从湖州游历到关中，回首黄河抱潼关，波涛澎湃，山形巍峨，感慨地向滕宗谅说道：“此可以言山水矣。学者其可不见之哉！”
胡瑗的讲授，与范仲淹晚年在应天府书院提出的“明体之学”思惟高度分歧，又奇妙连系了孔子“因材施教”思惟加以实施，在中国的教育史上，不成谓不是一座光彩精明的里程碑。
现在庆历兴学，范仲淹自然不会忘了胡瑗，他再次向朝廷举荐，这一次，他请求仁宗让胡瑗到太学任教。仁宗虽未间接赞成升胡瑗到太学，但也部分采用了这条倡议，东京太学即以胡瑗的苏湖之法推行讲授。而胡瑗本人则继续留在湖州，直至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调任国子监直讲，为太门生讲授《五经正义》，后又任大理寺丞、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官职多有升动，却一向苦守在太学的教坛上。

明 佚名《范仲淹画像》 南京博物院藏
不言而蹊
嘉祐三年（1058年），京师城东，一位老者行将踏上前往杭州的旅程。他死后声势赫赫地随着一群士子，有的还是太门生，有的已然是朝中官员，均执门生之礼，送了又送，依依不舍，竟一向送出了百里开外，气象非常壮观。
这位老者即是因病辞离太学，欲往宗子处养病的安宁师长胡瑗。欧阳修对此情形曾有记录：“东归之日，太学之诸生与朝廷贤士医生送之东门，执门生礼，路人皆叹以为荣。”
胡瑗将自己的平生都奉献给了教育奇迹，前后在苏、湖二州任教近二十年，又在太学七年，以致于后来国家取录的人材中，十有七八都是他的门生。
而之所以能有“东归之日，门生祖帐，百里不停”的盛况，是由于胡瑗为人师表，“倡明正学，以身先之”。即使是大暑之日，在给门生讲学时，也一定是身着公服，不敢懒惰。在胡瑗的严酷要求和身先士卒下，教育出来的门生也自是非常优异，与旁人有全然分歧的气质。
门生徐积有一次见胡瑗时，头微微歪了一点，胡瑗严厉地教育他：“头容直。”徐积是以深思“不独头容直，心亦要直也”，后来他自己任教讲学时，也是这样教育门生：“吾之书，大要以正治心、以直养气而已。”后来成了一代大儒的徐积终生都感激于胡瑗的教导。
但是除了在讲学时严师门生之礼外，胡瑗在平常看待门生时，又如同慈父一般，“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门生安焘得病，仍对峙听胡瑗讲学，门生太多时总被挤在一旁的小屋里，偶然会忽然爆发，胡瑗非常关心，第一时候留意到他，让人扶他回去休息，“调护甚至”。
进修之外，胡瑗也经常留意门生们的身材健康，告诉门生要劳逸连系，餍饫以后不要久坐，起家走一走，做一些体育活动，练练骑射、玩玩投壶，每次考试竣事，还会率领门生举行雅乐宴会，各斋门生都兴起而“歌诗奏乐”，直至深夜，连在太学之外都能听到婉转的琴声。
有这样于学业严酷要求、于生活仔细爱惜、身先士卒、关注德智体美劳周全成长的教员，胡瑗的门生们又怎样会不衷心亲爱呢？即使在熙宁年间，神宗重用王安石，新学显赫一时，刘彝在面临神宗 “胡瑗与王安石孰优”的提问时，也能自豪地回答：“臣师……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黉舍。始于苏湖，终究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程颐曾前后受教于周敦颐和胡瑗，对周敦颐常呼之为“周茂叔”，并未以师事周敦颐，对胡瑗却终其平生都尊称为“师长”，可见对胡瑗的礼敬之重。
作为一位千余年前的教育学家，也许胡瑗的名字并不像一些文臣武将一样广为人知，他的讲授理念却会让每个从门生时代走来的人都感觉并不陌生。谁没有跳过课间操？谁没有上过体育课？谁在中学没有履历过文理分科？谁在大学没有选过主副修课？安宁师长的苏湖讲授法不单对彼时北宋黉舍的教育鼎新起到了极大的感化，对于千年后现代黉舍的教育制度仍然存在着深入的影响。纳兰竹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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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订 王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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