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洗按摩店,枪杀八人,却获得了美国警方的谅解:
“嫌疑人这样做,可能是因为度过了很糟糕的一天。”
何以8条人命却抵不上这“糟糕的1天”?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种族问题——8名受害者中,6名亚裔女人。
而从深层次看,这是一个文化臆症——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在美国白人心中,种下了对亚裔女人的“荡妇印象”。
就像那个凶手所说:
“这些按摩店的女人都在勾引我,只有杀了他们,我的性瘾才能痊愈。”
为何亚裔女人成了白人(包括部分黑人)的性幻想化身?为何美国社会将“荡妇标签”在潜意识里,加诸亚裔女人群体至上?
让我们把历史的时针拨回到1834年10月17日。
美国的新大路上,一艘名为华盛顿号的货船,带来了一件特殊的“商品”。
这件商品吊足了移民们的胃口,因为售卖这“特殊商品”的卡恩兄弟宣称:
“你对东方的所有想象,都将眼见为实。”
卡恩兄弟将商品陈列在商业中心的橱窗内,帷幕拉开,移民们终于眼见这特殊商品——
一个中国女人。
这个名叫“Afong Moy” (译为“梅阿芳”)的19岁女孩,是广东人,她有一双美国人闻所未闻的三寸金莲,并被包装为满清王爷的女儿。
梅阿芳穿着旗袍,端丽而坐,每隔几分钟,向购票入场的白人做福利性表演:站起身在客厅里走上几步,以展示她的小脚。
白人们贪婪地紧盯着她的小脚和身材曲线,为这一眼,他们付出了25美分的门票。
这是亚裔女人,第一次出现在美洲大陆上。梅阿芳建构了美国人潜意识对亚裔女人的想象:取悦他们的商品,潜藏于内心的东方性幻想。
3年后,旧金山的英文媒体直截了当地言明:
“华裔妇女是性感乖顺,神秘诱人的玩偶”。
北美华人社区严重失衡的性别比例,美国人对亚裔女人的性幻想,都在催生暗影中的产业——性产业。
广东女人被诱骗或绑架至北美,用以服务男人,1860年华人女性中性工作者的比例,一跃至85% 至97% 之间。
虚伪的白人社会,一面流连声色,一面斥黄种女人是落后与堕落的象征。
“娼妓”的标签,自此贴在了亚裔女性身上。
当一个社会中,形成了普遍的刻板印象,依靠个体力量冲破,几无可能,若想要在这个社会中立足,便只得迎合这种刻板印象。
其后,能在美国历史留下姓名的亚裔女人,无一例外助推了这种印象。
首位在美国好莱坞星光大道留星的华裔女人黄柳霜,在美国所饰演的角色,或是奴隶、或是妓女、或是女仆。好莱坞记住是她柳叶眉、齐刘海、淡妆浓抹、几近裸露的“风骚”造型,而她全然争取不到扭转这“荡妇想象”的角色——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正如黄柳霜所痛斥的:“我已经厌倦了我不得不饰演的角色,为什么银幕上的中国人总是恶人?而且是很残暴的恶人——嗜血,阴险,蛇蝎心肠。我们中国人不是那样的。”
黄柳霜只得以饰演反对白人的“亚洲恐怖女领袖”、傅满洲的女儿“Princess Ling Moy”,向这种文化傲慢,做出无声的反抗。
黄柳霜所反抗的那种无形的偏见,在多年后,被学者概括为东方主义。
简单来说,西方眼中的东方是西方文化创造的“东方”。不管是作为地理区域还是文化观念, 都是西方历史文化的构建物, 并且是作为西方文化的对立面的“他者”存在的。这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外延,也是基督教二元世界观的异化。
换句话说,这个“东方”是站在西方反面的。西方是自由,东方是专注,西方是先进,东方是落后,西方是自爱,东方是堕落,西方是文明,东方是放荡。
这种二元认知,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而东方近代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推波助澜,无疑加剧了这种文化偏见。
“黄柳霜”之后,西方创造了更多“黄柳霜”。
歌剧《蝴蝶夫人》,讲述了一位美国海军军官来到日本,和一名叫巧巧桑又名蝴蝶夫人的艺伎的爱情——将东方主义的偏见包裹进救赎般的爱情中。请注意,是西方男性对东方女性的救赎。
百老汇的《西贡小姐》,继承了蝴蝶夫人的故事内核,只不过把故事背景从日本搬到了越南。
二战后,在日本与韩国驻军的美国大兵,光顾日本、韩国专门为他们建立的“卖春机构”,并在社会中制造大量性侵犯罪。
进入新世纪,美国文化中兴起“迷亚”(“Asian Fetish”)、“黄热”(“Yellow Fever)”的热潮,简单理解,便是对亚洲人的特别癖好。
2017年6月9日,美国顶尖的常青藤大学伊利诺伊大学,27岁的章莹颖成了迷亚文化的牺牲品。
杀害他的布伦特·克里斯滕森,痴迷于日本的二次元文化,并以日本二次元漫画中的犯罪形式,完成了他对“亚裔荡妇”的惩罚。
亚裔,成了女性的原罪?这折射的是美国文化心理的畸形。
东方主义的阴云之下,亚裔女人被烙上荡妇标签,被建构为扭曲的性幻想,归根究底,还是西方文化无法祛魅的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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