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主义大爆炸的时期,奥尔特加重提体裁之用意在何为?其初心是告别98一代(Generación del 98),其内涵或许是奥尔特加所想象的欧洲文化,其背景是欧洲的危机,其发延是奥尔特加的透视主义。在具体阐释之前,先廓清一些基本事实。为何体裁牵涉如此之广,如此之深?其实答案或许很简单,体裁史是思想史、但也不完全是思想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帕拉·费雷拉斯才称其是“一位没有系统的系统思想家”。
无论是乌纳穆诺,还是奥尔特加,西班牙的危机和得救始终是潜台词。基于此,粗线条地勾勒一下,奥尔特加后来发展的“生命理性”哲学,大抵上也是西班牙的命运哲学。学者们又将其概括为“我是我和我的环境”(Yo soy yo y mi circunstancia)。我们也可以尝试做一个替换,“体裁是体裁和体裁的文本。”某种意义上,体裁就代表着我和我的环境中间那部分。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否定着骑士小说,他的否定累积成了一个新的体裁。在《堂吉诃德沉思录》中,奥尔特加早已表明了这一点,“我即是我与我所处的环境,如果我不能拯救我的环境,自己便也无法得救”。如果说,小说是塞万提斯的得救之术,那么,其间也自然布满了多种体裁,多种协商,多种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