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两百年来语言生活的演变

笑话。 · 发表于 2021-12-6 05:02:39

香港两百年来语言生活的演变

刘镇发

摘要

   到过香港的人都知道，香港是一个很特殊的华人社会。在香港，广州话代替了普通话，除了用作来自五湖四海华人的沟通语言（lingua franca)以外，更是一个教学语言、法律语言和广播语言。但很多人不知道，广州话在香港的历史只有一百多年，更不知道广州话的兴起是当年港英殖民政府的语言政策的重心，目的是制造香港认同以抵抗中国认同。

在英国人没有来香港以前，香港全境只有几万人，主要分成两个语言团体：本地和客家。本地人在香港已经有一千年的历史，讲的是一种“土粤语”方言，虽然可以和广州话沟通，但音系和词汇跟广州话有很大的差别。客家人主要是清初才来到的，操客家话。英国在1842年占领香港以后，广州人才陆续来香港作生意，在1911年时，香港大约有44万人口，其中大约有七成左右操广州话。这表示广州话在短短70年间，已经控制了香港市区的语言活动。但是因为他们主要集中在市区，对郊区新界的语言生活影响不大。

1920年代以后，市区的广州商人大量从潮州招聘劳工，导致潮州人在香港的人口激增。到了今天，大约一成的香港人拥有潮州籍贯。后来国共内战，40年代后期从邻近的广东地区、福建和上海来了大量的难民。这些人带来更多不同的方言，丰富了香港人语言生活的多样性，同时也使“国语”的使用空间得到空前的发展。60年代初的国语电影和歌曲，更将香港发展成一个国语文化的主要市场。

但是，在67年左派暴动以后，由于政治形势上的考虑，英国政府极力将民间推行“国语”的行动降温，一方面在中学取消国语科，另一方面推动以粤语为中心的香港认同。加上政府建筑水库和鼓励市区市民迁居新界，结果，不止国语被慢慢遗忘，其它方言也一同牺牲。

到了九十年代，非粤语方言在香港的使用，已经由60年代的四成以上，降到只有几个百分点。香港的第二常用语也由当年的四邑话变成菲律宾语，但普通话的使用却大幅回升。粤语虽然仍在学校、电台、市民日常生活上大量使用，但随着中国内地经济的发展，香港人的态度已经改变，再没有敌视普通话或轻视其它方言的情绪。政府也在强调“两文三语”的重要性。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香港的语言环境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

1 简介

   香港虽然是一个弹丸之地，但在过去两百年间，却从一个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世界闻名的国际大都会。而香港居民的语言使用，也因为政治、经济和人口变化几历沧桑。总括而言，香港的语言使用可以分为八个时期：
（1）1700年以前：香港境内一般只通行一种属于土粤语方言的“本地话”。渔民也使用属于粤语的“蛋家话”。
（2）1700-1842：客家人在1726-1800年间从广东东北来到香港，建立了四百多条村子，客家话自此在香港全境流行。
（3）1842-1920：英国占领香港，殖民地成立。英语成为香港官方语言。香港在1842-1900年间开发为一个商埠，吸引了大批广州人前来投资，市区通行广州话，但由于交通不便，在郊区的新界仍保持使用本地话和客家话。一些祖籍福建的渔民也使用闽南话，但人数不多。
（4）1920-1945：1920年代因为劳务需要，广州人从潮州大量招聘苦力。潮州人在市区的上环、官塘聚居，成为香港市区语言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元素。
（5）1945-1967：日本侵华战争结束后，爆发国共内战，香港附近地区的人口大量流入香港避难。国民党战败退出大陆，部份军民也留在香港。此外，不少上海的资本家也转移到香港，这样香港又增加了四邑话、闽南话、上海话等方言。但香港政府在1945年后在学校推行广州话，帮助非粤语方言的华人下一代融合为一个语言团体。但在七十年代以前，香港的电影、歌曲的主要媒介是“国语”，学校也有国语科，学生可在“中学会考”报考国语。
（6）1968-1983：1967年香港发生了左派暴动。为了加强香港认同，香港政府取消非粤方言的广播，禁止学校教“国语”，并在1970年取消中学会考国语科。广播管理法也限制香港的中文电视台只能使用广州话。1970年代起，香港电影界开始以粤语拍电影，而“粤语流行曲””开始和国语歌曲（当时称为时代曲）、英语歌曲并存。1980年以后，国语英语歌曲在香港式微。香港成功进入一个以粤语为主的社会。
（7）1984-1997：中英两国经过多次谈判，英国在1984年签署联合声明，决定将香港交还中国。但在语言使用方面，广州话的使用却达到历史的高峰期，顺利进入大学、法庭、立法会等场合。在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各个地区方言几乎变为绝响。随着香港经济的起飞，香港不少家庭从菲律宾招聘佣人，使英语进入了部份家庭。
（8）1997-现在：香港特区成立，中小学开始教授普通话，加上商业上的需要，普通话开始在香港慢慢传播。但由于广播管理法的限制，加上香港绝大部份地区不能收看到大陆的电视广播，所以传播速度相对缓慢。另一方面，香港学生的英语程度则逐年下跌。
以下会逐一介绍这些时期的社会变化和语言使用的关系。

2  殖民地时期以前的香港语言使用

2.1  历史沿革

   香港原是新安县的一部份。根据1819年编篡的《新安县志》所述，新安县成立于1573年，当时缴税的人口有三万多人。当时新安县的全境，大概是今天的深圳市和香港特区，但没有包括深圳市东郊，龙岗的东部地区。

1842年英国人占领了香港岛，开始了为期超过150年的殖民地统治。当时香港的人口只有两千人。后来英国又在1860年根据北京条约割让了九龙半岛。最后，在1898年又“租借”深圳河以南的新界和两百多个离岛，为期99年。由于受到新界居民的反抗，港英政府在1945以前，基本上不干涉新界居民的生活。为了安抚居民的情绪，政府规定在1898年定居新界的居民，可享有“原居民”的待遇，可以拥有及自由买卖土地（但不能自由改变土地用途）。男性的原居民可以在情况允许下，建一所面积为700平方英尺（约63平方米），三层（24英尺）高的“原居民房”（俗称丁屋）。新界人也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习俗选村长（例如女性不能参选甚至不能投票），这些措施大大缓和了新界居民和港英政府间的矛盾。

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以后，新安县也一分为二，剩下的二千平方公里土地称为宝安县，成为今天深圳特区的前身。

2.2香港的本地话

香港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但目前住在新界的原居民，最早是在宋代迁来。邓、彭、侯、文、廖等“五大家族”，相继在公元960-1350年间，从江西、广东、福建等地区迁到新界。这些人世代都操一种粤方言的土话，一般自称本地人，自认讲的是本地话或白话。在深圳东部地区又称“祖宗话”。在香港称为“围头话”应该是广州人进入市区以后的事。香港的五大家族占有香港西北平原大部份最肥沃的土她，是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他们世代在香港生活，也办学考取功名。在客家人没来到香港以前，香港的语言也只有本地话。

新界“本地话”虽然是粤语的一支，和广州话可以相通，但音系却大不相同。例如它只有六个声调：广州话的阴平、阴去和阳上合并为一，而入声也没有分化出中入。

广州话中的[in]和[in]在本地话中也合并为[in]，[e][e]合并为央元音[e]，因此在音系上大为简化。加上词汇中混入不少客语，对市区的香港人而言不大容易听懂。但在香港政府的记录中，“本地话”和广州话被视为同一种方言，在人口统计中不会作为两种来统计，在法庭中也不安排翻译（相反四邑方言要另外统计并获安排翻译）。

2.3迁界事件与客家人进入香港

   明末以后新安县人口迅速减少，仅17000人左右，到了顺治年间，户口册子上只有6851人。但是，对深港人口影响最深远的却是清初的迁界事件。

为了阻止郑成功的滋扰，清政府在1662-68年间，要求南方几个省份的海岸人民内迁三十里，广东为五十里。这对其他地方而言影响不大的政策，对新安县来说却是场灾难。由于新安的海岸线长，迁界令简直将新安变成一个鬼域。在这个事件中，新安的人口损失很大。虽然后来复界，但是也很难招回流失了的人口，一度只有四千人左右。

到了18世纪初，在这块三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七千多人生活，无法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也严重破坏税收制度。到了1726年，朝廷接受了两广总督何克敏的建议，鼓励内陆的人口移民开垦，并且给予优惠。于是大量人口从广东东北移民到新安，意味着客家话这块土地上开始登陆（张一兵，1997）。

到了19世纪初，客籍的人口已经和本地人的相若。两个群体也常常有一些矛盾，例如考试名额的分配。本地人认为客籍人是外来的，不应该分享他们的权力，但客籍人口则认为他们既然是政府招募来的，就应该跟本地人看齐。由于双方有猜忌甚至敌意，所以两个语言团体的人不怎样来往，有时还有零星的打斗。这对新安县的统治者来说当然是个头痛问题，但这对于两种方言的保存却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就算是两百多年后的1960年代，两群人的语言也没有进行融合，互相保存着他们祖宗母语。

香港的客语已经脱离了粤东北的客语将近300年，由于香港的客家人的祖籍主要是五华和兴宁，再加上与附近方言的长期接触，香港的客语跟广东东北的客语方言有很大的分别，在沟通上也有一定的困难。例如它没有广东东北客语的舌尖元音、央元音，元音系统中只有[a,i,u,e,o]五个元音，没有长短元音的区别，是中国方言中最简单的。

词汇方面除了混杂了不少粤语词以外，方位词和一些疑问词也很有特色。

3香港作为殖民地第一个世纪的语言面貌

3.1市区和新界的对立

   中英鸦片占战争之后，英国人凭南京条约于1842年占领香港岛。其实在正式签署条约以前一年，英国人早已经在港岛上环登陆，建立据点。不久便将香港建立为一个商业中心。

由于英国人在香港开始做生意，距离香港不远的广州人，也开始在香港开分店，或者干脆跑到香港去找机会。1860年以后，英国并吞了九龙半岛，吸引了更多的广州人到来。到了1900年左右，香港市区己经有一定的规模。数以万计的广州人到了香港，将香港变成一个小广州。这时市区的娱乐、饮食等各方面的文化全部由广州移植，市面的语言主要是广州话的天下，但教育方面则比较复杂（见3.2）。

1911年，香港政府首次在全港做人口统计，但他们没有将广州人和新界本地人区别出来，统计中华人讲非粤语方言的只有客家（Hakka)和福佬（Hoklo)两项，其中的福佬可以代表闽南、也可以代表潮州人。但按照当时的社会情况，潮州人在香港的人数并不多，福佬应该是闽南籍的渔民而不是潮州人。

表1

当时香港市区（香港岛和九龙）已经开始发展，吸引了很多内地人来工作，所以港岛九龙的客家人可以有相当部份是较新的移民，但新界的客家人应该还是复界时来港垦耕者的后裔，主要集中在北区。香港的客家村庄有四百多条，大部分在新界（周柏胜，1996）。除了华人以外，当时香港还有相当多的印度人和英国人，可能就是列在“其它”一栏的主要人口。

当香港市区在渐渐变得繁荣的时候，新界的“原居民”并没有分享这分热闹。由于交通不发达，他们很少跟市区的人交往。到了1933年广九铁路通车的时候，铁路沿线的居民才可以比较直接的进入市区。同时，市区的人也将进入新界视为畏途，除了买卖一些农副产品外，两个团体交往不多，而且互相之间有些误解。新界人一般也不愿意到市区帮广州人打工。到了今天，新界的本地老原居民还有称呼广州话为“山话”的，来源不很清楚（可能是唐山话的简称）。而市区人口却把新界居民一律当作“客家人”。

由于广州人不容易就地取材找新界人打工，在1920年代劳动市场紧张的时候，他们便从老远的潮州请来了潮州人当苦力，帮他们在上环码头一带运送货物。当潮州人渐渐安顿下来以后，这些“客劳”便将他们的眷属接来，成为香港的一份子。到了1930年，潮州人口已经到达了3万，占当时人口（81万)的3.7%。以后逐年增加，到后来成为香港的第三大方言族群。

1941-45年间，香港受到日本三年零八个月的统治；当时有些人都暂时逃往大陆，战后才回来。由于时间不长，日本人对香港语言的使用改变不大。但当英国人重临香港以后，形势就有较大的变化。

3.2学校语言

   香港在开埠之初，除了广州人自发的开设一些私塾教育下一代以外，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团体也纷纷在香港办学。他们主要以英语为媒介，一方面可以促进交流，另一方面也希望吸收更多信徒。除此以外，政府也开始办学，也就是今天“官立”学校的前身。后来一些华人团体也自己办学。说也奇怪，刚开始的时候，香港居民并不乐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英语学校。主要的原因是出路不广。孩子读了英语，不懂中文或者中文程度不高，便很难在华人社会立足，也无法到国内升学。当时的香港高级官员几乎全部是英国人，华人懂英语的唯一出路是当买办、翻译。虽然香港政府于1910年成立了香港大学，但英语学校的吸引力也是不很大。家长们宁愿他们念中文学校，一方面较“实用”，另一方面也有更多的升学机会。由于当时交通不发达，当然没有很多家长打算将孩子送去外国留学。

当时的中文学校虽然以粤语为主，但也教国语，以便学生到国内升学。有些非粤语人士开办的学校则只使用国语，例如福建、苏浙、禁正中学等。这个教学语言方式一直维持到60年代。所以当时中文中学毕业的学生不少人都兼通广州话和粤语，老一辈的香港人因此对国语都有一定的亲切感。

4战后到中英联合声明

英国人在日本人手上取回香港以后，香港在政治地位上已经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香港从一个进入中国大门的一个小镇，变成一个政治避难所。英国人意识到这个变化的同时，也开始对这块土地的各个方面进行一系列的规划。

由于大量难民的涌入，英国人决定开发新界，鼓励市区人口移民新界。另外，为了配合发展，决定将开办的中文中小学一律采用粤语教学。老师要通过粤语考核才能任教香港的官立和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不受规管）。这个政策一直维持到今天。在外地受教育的老师，如果不是英联邦国家大学的毕业生，则拿不到正式老师的待遇。这对大陆、台湾大学毕业的老师影响最大。

从1945年开始，新界原居民的子弟也必须通过广州话或英语才可以接受教育。由于新界当时基本上没有英语学校，所以1938年以后出生的原居民，无论是本地或客家人，从小学开始便学广州话。这对广州话在香港全境的普及有深远的影响。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香港和中国大陆在深圳罗湖互设关卡，虽然近在咫尺，香港却从此在政治、经济，甚至语言文化上脱离中国最少三十年。在这一代人的时间中，香港的经济腾飞，政治相对稳定，但语言政策上跟大陆、台湾疏离，也造成今天香港人在大陆语言沟通上的不便。虽然香港和大陆间的距离在缩小，但要完全缝合这个裂痕恐怕又需要一代人的时间。而这个政策导致今天本地话和客家话在香港境内消失，则是无法弥补的。

4.1从战后到六七暴动

   香港在50年代出接收了为数约一百万的“难民”。这不但改变了香港的人口结构，也迫使港英政府改变它的房屋、市政、教育等政策。以前那种城乡分治的思维已经过时。50年代初，政府甚至鼓励市区人口移民新界，但成效不大，到了政府在七十年代大力发展新界，建立卫星城市以后，香港的人口才相对平均地分散到郊区。但由于突然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人口，香港的方言结构也起了重大的变化。根据邹嘉彦（1997）的统计， 60年代时香港的第二大方言，已经不是客语而是四邑。就算连大陆来的客家人也计算在内，客语的使用人口也稍微落后于潮州话而屈居第四。同时，由于香港政府积极推行号语化政策，无论第一代的父母祖籍是什么地方，孩子也全部讲了广州话，巩固了广州话的领先地位，使方言使用者的人数也逐年递减。表2a是一个总结：

表2
  邹嘉彦（1997）之估计ND=无资料，但两项相加应为9%左右，上海人应该比福建人稍多@由于客家人很难从来源地估算，邹嘉彦（1997）估计在1966年时，客家人有250000人（6.7%)。跟潮州人的407000人（10.98%）相比，客家人口明显被低估。根据Bacon-Shone and Bolton（1998)的资料，1983年懂潮州话和客家话的人口，分别为9.3%及7.5%。由于在过去五十年间，广州话以外的方言呈现稳定下降趋势，使用客语的人口在1966年时不应少于7.5%。如果我们假设客家话和潮州话流失的速度相同，当时客家话的使用人口最少应有330000人（8.9%）。

邹嘉彦也计算出，客语与粤语使用者加起米应该是总人口的60.4%。就是说，如果客家人口修正为8.9%，则1966年祖籍粤语的人口仅有50.5%而己。

表2中讲方言的人口包括了老一辈只会讲家乡方言，和第二代既会讲家乡话，又会讲广州话的人口。由于非广州话方言的活动空间只有在家中和居住环境的周围，方言的传承便只有靠家长和邻居对方言“忠诚度”来维持。忠诚度越高，方言的维持越完整。

从表中可以看到，30年以后，四邑话已经几乎没有人懂，但福建（在香港指闽南）话却保持得相当完整。潮州、客家则介乎两者之间。

教育方面，政府规定中文学校的教学语言为广州话，但不少学校还有教国语的传统，而师资方面也很充足。由于政治形势的改变，中文中学的学生已经不能往大陆升学。虽然他们还可以升读台湾的大学.但香港政府规定台湾的学位只等同香港的高中毕业学历。这时的香港已经发展为一个转口贸易中心，增加了不少的本地就业机会，政府也需要更多懂英语的人员，加速了社会对英语的需求。自此以后，香港家长的对中英文中学的观念开始逆转。

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新界的大部份地区还流行客家话，但市区通行粤语。这时的电台广播虽然以粤语为主，但同时播放国语和英语流行歌曲，粤语歌曲则还没有诞生。

在新闻广播中还有客家、潮州、福建、上海等方言，以及国语的广播。总的来说，当时香港是一个以粤语为主体，辅以多种方言沟通的社会。但这种多方言情况终于在六七暴动以后便销声匿迹了。

4.2六七暴动后的香港社会

   六七暴动是一场香港左派发起的社会事件。当时社会上有左派和右派两种势力，前者拥共，后者反共。1967年，左派势力受到文革派的影响，企图在香港搞工人革命，推翻港英政府，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方面危害了港英的统治，也动摇了很多香港资本家的信心，一场危机一触即发。

最后由于大陆高层也表示反对，暴动以失败收场。但从此以后，港英抓紧了意识形态的控制，开始在香港进行“去中国化”的政策。基本政策是以香港认同代替中国认同，以粤语代替国语（普通话）。为了避免大陆利用食水对香港的控制，还在当时财政紧张的局面下，修筑了船湾淡水湖和海水化淡厂。虽然香港终于还是要依靠东江水，但香港人在国家意识方面的改造却非常成功。

六七暴动以后，港英当局大力推行香港认同运动，举办“香港周”，并在“工展会”上宣传香港人买香港货。这受到左派人士的抵制，并在左派报章上攻击，最后，这两个活动只办了几届便无疾而终。但另一方面，港英在语言和教育方面的工作却非常成功。除了在学校禁止教授国语以外，也在中学会考取消国语科。

七十年代以后，香港政府大力将人口转移到郊区，建立了沙田、大埔、屯门等“卫星城市”。许多交通不便的乡村都修了公路。由于水库的修建，新界的农民也因此很难找到水源来耕种，被迫放弃祖先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年轻的只好走到市区打工，而年纪较大的就更到英国开餐馆。新界人大量出走以后，村庄只剩下老弱妇孺，为了增加收入，他们一改以往排外的心态，乐意将房子出租，本来纯粹是本地话和客家话的乡村变成广州话的天下。此外，新界人进入市区以后，也很快融合到里面。过了一些日子，他们也不再讲新界的方言了。广播管理法也限制香港的中文电视台只能使用广州话。1970年代起，香港电影界开始以粤语拍电影，而“粤语流行曲”开始和国语歌曲（当时称为时代曲）、英语歌曲并存。八十年代以后，国语、英语歌曲在香港渐渐式微。香港成功进入一个几乎是以粤语为单一语言的社会。

从表3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以非广州话为日常语言的人口在1961-71的十年间已经迅速下降，接近四成的非广州话人口因为社会的变化而改以广州话为日常语言。这个形势一直维持到1996年，但速度已经明显减慢。

表3

*当时潮州和闽南话一并当作“福佬话”（Hoklo）处理。根据其它资料，潮州人应该是福建人的两倍左右。但闽南话的流失率一向偏低，估计在1971年应该还有1.8%。
#当年没有统计上海话，但按照客家话、潮州话消失的速度，当年讲上海话的人应该有1.2%。

5从“过渡期”到回归后

   1984年中英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将香港在1997年交还中国以后，香港便进入了“过渡期”。这时香港已经停止了“抵垒政策”，非法入境者不能在香港取得居留，取而代之是大陆人每天有150人的名额来港定居。不过，这对香港的语言结构影响不大。

因为在过去，非法或合法进入香港的人，就算在家乡不懂广州话，在香港很快就会进行个人的语言转移。

随着香港经济的起飞，香港不少家庭从菲律宾招聘佣人，使英语进入了庭。日常讲英语的人数缓慢上升。中英声明以后，一些有钱人和专业人员对前途没有信心，在80年代后期申请移民到国外，一般是美加澳纽等英语国家。这些人后来在90年代香港经济转热时又“回流”，带回来的子女很多不懂中文，或大部份时间只讲英语。这又提高了香港英语的使用率。英语在1991年以后成为非广州话语言的最大日常语。但英语在2001年的“占有率”也只不过是3.2%（约二十万人使用）。无论如何，在广州话的强势下，英语的普及率不高，而最近几年，由于教育政策的改变，香港的英语水平也有下降的趋势。

另一方面，香港的教学语言却在“过渡期”达到失控的地步。政府一方面鼓励原来为英语教学的小学转为中文，使绝大部份的香港人从小就掌握广州话，但另一方面却允许中学自由选择教学语言。这样便发生了一个衔接问题：以往是英文小学毕业的学生升读英文中学，中文小学的前往中文中学，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几乎全部人都是中文小学毕业后“转到”英文中学。结果是只有小部份精英能适应这个转变，其它学生的学习很难达到应有的水平。于是一些中学老师干脆用广州话来讲解英语课本，造成严重的“语码混用”（code mixing)情况，学生在考试的时候英语表达也存在严重问题。大部分“英文中学”的毕业生的英语水平也不高，而且逐年下降，引起工商业界的注意。

特区政府有见及此，下令全港的四百多间中学，只有在学生和老师能力能达到英语沟通应有的水平时，才可以使用英语。这样在1998年便只有114间学校符合资格。其余的三百多间学校全部要转用“母语教学”。可是这个政策过于激进，英语教学变成“优等教育”的标签，使中文变成二流语言的代名词。香港人重英轻中的观念反而更加牢固。

1990年以后，香港非广州话方言的“流失率”似乎己经稳定下来。事实上，目前使用非广州话方言的人，每个方言只有六到十一万左右。除去一些老人家，这些方言的新血都是从每年约五万从大陆来港定居的“新移民”。由于地理的关系，新移民中使用客家话的人数较多，可是他们一般在来港三年内放弃母语。潮州话的情形也差不多。但福建籍贯的新移民则一般会在家里保留闽南话。

说也奇怪，香港虽然已经回归，但港英政府定下的语言政策还在继续。其中的广播管理法还在限制普通话和其它方言在电视中的出现。此外，香港人也不能随意收到大陆电视台的节目，必须要通过卫星来接收。这对一般大众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障碍。

但是，从回归以后，香港和内地的交往日趋频繁。由于经济情况的改善，内地居民来港旅游的数量大增，再加上香港近年经济转型，很多人要往大陆打工或创业，对普通话的态度由负面转为正面。学校也从小学开始，每周有一至两节的普通话科。目前已经有几间学校全用普通话授课。

6总结

   综观过去两百年来，香港在政治、经济和人口上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变，香港的身份经历了新安县、殖民地和特区，在经济上则从渔农业演化到工商业、金融中心。外来居民的来源从18世纪初的客家，19世纪中业的广州，到1920年代的潮州，50年代改为四邑、福建、上海，可以说是一个方言文化的大熔炉。广州话以强大的人口和经济实力作后盾，加上港英政府的支持，成为并吞其它方言的强势方言。

英语的地位也是很有趣的。它从一个民间不流行的官方语言，在1945年以后渐渐被人注重，成为争相学习的对象。但是直到回归以前，英语在香港也只是一种在政府、商业和学术界才使用的语言。目前英语在香港在家庭的使用虽然略有提升，但在政府、教育等范畴却处于退缩状态，形势非常不妙。

总的来说，香港居民在1945年以前是一个多语社会，各个地区有自己的语言或方言，而且互不相干。1945年到1970年进入三言社会，高语言是英语，但很少人掌握，只在政府使用，中语言是粤语，广泛地在社会中传播，而且成为基础教育的主要语言，和各个方言群体间的沟通语，低语言是新界和市区边缘，或者是市区家庭中的本地、客家、潮州、闽南等方言。1970年以后，香港过渡到英语和广州话的双言社会，但社会上的双语人口还是处于一个低的百分比，主要是部份操广州话的人兼通英语。1983年的统计显示，只有大约百分之六的人认为自己是双语，而且英语程度在良好以上。到了1993年，自报英语良好以上的人却突然增加到33%，但只有16%的人认为自己是双语。

双语的人口虽然增加了两倍多，但“英语良好”的人口却增加了五倍以上，说明自报的英语水平的方法不太可靠。

九七回归以后，特区政府提倡“两文三语”，普通话进入了学校和社会，目前香港人对普通话的态度也慢慢改变。政府的长远目标是以普通话来作为教育媒介。期望出现以英语作为商业、国际沟通，普通话作为政府、学校、法律的语言，而粤语成为市场、电视剧和家庭的方言。但目前的趋势，是由于英国人的撤离而引发的，整体英语水平的下降，和香港粤语由于经济调整，从自大走向自卑。到底将来英语会不会式微，粤语会步其它方言的后尘而消失，还要看往后的发展，现在还是言之过早。
（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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