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拉丁美洲会充斥着暴力？

　　因为现代化成果意味着稳定，但现代化进程会带来暴力。
　　悍匪、路霸、流氓、小偷、失业、贪腐、走私。
　　看到这几个词，恐怕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现在的拉丁美洲，而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某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
　　将心比心，就应该明白，富裕和贫穷的社会其实都是相对稳定的，但正在追求富裕的贫穷社会很容易滋生暴力。
　　拉丁美洲之所以成为当前全世界最暴力的地区，根本原因就在于现代化进程阻滞。拉美摆脱了贫穷但是稳定的传统社会，又迟迟无法迎来富裕的现代化社会并重获稳定。
　　传统社会不存在经济的指数增长，人口是经济的决定性指标。因此，传统社会的几乎一切制度都围绕稳定展开。但从今天的标准出发，传统社会的制度往往不利于经济增长。
　　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的指数增长，社会制度的核心诉求也是追求经济增长。现代社会稳定的前提就是经济保持增长。
　　那么现代化是什么？
　　现代化就是为了追求经济增长，必须改造或破坏那些有成百上千年历史，被证明在维护稳定方面行之有效，但是不适应现代经济增长的制度。
　　在这一过程中，旧王死而不僵，新王迟迟不立，暴力应运而生。
　　接下来，本文将以拉丁美洲为例，介绍现代化进程当中，暴力背后的历史逻辑。
一、传统社会的制度逻辑：伊比利亚均衡的诞生与毁灭

　　“上帝把装满罪犯的笼子打开，一股脑洒在了安第斯山上。”
　　19世纪的作家里卡多.帕尔马用这句话形容16世纪的秘鲁。在印加帝国被西班牙征服者取代后的几十年间，新生的殖民地社会成了法外之地，外加瘟疫兴风作浪，印第安农民人口随之锐减。
　　为了在殖民地社会建立秩序，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Francisco Álvarez de Toledo）于1569年接任秘鲁总督。新总督镇压了印加王室和西班牙征服者的叛乱，重新组织了印第安人定居点和劳役制度，颁行《新法》，奠定了西属美洲殖民地社会的基本框架。凭借一系列改革举措，他得到绰号“秘鲁的梭伦”。
　　托莱多规划的社会制度在之后的两个世纪当中一直运转，这一制度的核心特征包括：
　　1. 把人按照血统和社会地位分级的“种族等级制”（Systema de Castas），保障阶层固化。
　　2. 形形色色的强迫劳动制度，如委托监护制、征调劳役制，把劳动力固定在土地上。
　　3. 由天主教会控制文化和思想，主导基层治理。
　　4. 对商业实行官方垄断，抑制民间商业发展。
　　5. 主要基于裙带和买卖的官僚系统，用以制衡大地主和殖民地精英。
　　这套由托莱多开启，历代总督和西班牙王室不断发展的制度被称作“伊比利亚均衡”（Iberian Equilibrium）。由于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无能，上述任何一条都无法实施到底，但是最终都达到了相对的妥协和平衡，保障了殖民地社会的相对稳定。
　　这就是一个传统社会的典型制度设计。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上面这些制度很多都是不可理喻的。
　　现代社会需要追求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方面就是生产要素的积累和生产率的提升。其中，生产要素主要包括资本和劳动力，生产率主要包括技术和制度。现代社会一定会同时激励这两个方面。
　　然而传统社会制度总是反其道而行之：抑制劳动力的阶层和地域流动，垄断知识，破坏资本积累，对技术和制度创新高度警惕，反对新思想。
　　原因很简单——传统社会制度的核心诉求是稳定，而不是效率。
　　难道对于传统社会统治者而言，效率不香吗？
　　不好意思，确实不香，比起稳定来说那就是微不足道。
　　因为传统社会没有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的指数增长。
　　这个现代人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在古代压根不存在。
　　反过来说，我们现代人居然对一种可持续的指数增长习以为常，这才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下图是1280-1789年间法国的人均GDP变化示意图，体现出了传统社会的典型状况。
数据来源为Maddison Project，纵轴计量单位为美元（2011年）。
　　传统社会的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始终在温饱线上浮动，技术创新或者人口锐减会带来短暂的人均收入提升，但是这些提升很快就会被人口增长平抑。
　　由于人均产值浮动不大，人口数量是古代经济体的核心指标。因此统治者优先追求稳定，人口繁衍意味着最大的财富。
　　与此同时，各种创新和流动是对稳定的威胁，它们带来的零星回报远不如人口增减重要。传统社会的变迁十分缓慢，古代人普遍相信社会是恒定的（处于某种停滞或者循环当中）。
　　顺便一说，由于古代不存在远超温饱线的人均产出，经济也以自给自足为主，“GDP”在古代是没有意义的（基本等于温饱水平和人口数量相乘）。有关“古代GDP”的说法基本都是噱头。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出现，几千年来支配着人类社会的上述规律，突然发生了变化。
　　18世纪下半叶，英格兰发生了工业革命，并且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内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指数经济增长：在1750-1820年间，英格兰的人均经济产出年均增长0.5%。这个数字放在当代是相当缓慢的，但是在当时的世界却是独一无二的。也正是凭借这一变化，英国在这一时期超越法国成为欧洲第一强国。
　　就在18世纪末，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还坚信人均产出不可能指数增长。然而一个世纪之后，全世界都开始追逐经济的指数增长了。
数据来源为Maddison Project，纵轴计量单位为美元（2011年）。
　　在18世纪的拉丁美洲，现代化改革的先声带来了最早的暴力浪潮。
　　18世纪西班牙及其美洲殖民地传统社会的陈旧，已经使它在地缘竞争中日落西山。面对英国、荷兰、法国这些正在酝酿现代化的对手，为了保住自己的美洲殖民地，西班牙王室开始推行波旁改革，这一改革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破坏了原先维护稳定的制度，最终导致西语美洲独立，并且陷入无政府状态。
　　波旁改革放宽商业垄断，打压天主教会，在官僚系统中排挤殖民地本土精英，用商品摊派制侵蚀小市民行会和印第安农民村社。过去两个世纪维护社会稳定的“伊比利亚均衡”受到全面冲击，动荡随之产生：在秘鲁殖民地三个世纪当中，一半以上的起义和暴动都发生在18世纪的改革期间；殖民地末期的利马和圣地亚哥也以社会治安糟糕闻名，历任总督都苦于对付城市犯罪。
　　16世纪末，大西洋航线曾被英法荷联合封锁三年，西属美洲一片太平。
　　18世纪初，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导致本土分裂，陷入战火，西属美洲依旧无事。
　　19世纪初，拿破仑对西班牙的入侵很快就引爆了西属美洲的独立运动。
　　因为“伊比利亚均衡”已然瓦解，拿破仑只是充当了美洲各个共和国的接生婆。
二、转型期的暴力：牛与考迪罗

　　拉丁美洲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曾无奈地说，统治各个新生的美洲共和国，就如同破浪前行。
　　这个比方其实很好说明了传统国家和现代国家的区别：
　　传统国家的统治者只要保证船不沉即可，不用关心往哪里开。他们把船修得又大又稳，哪怕不适于航行也无所谓。
　　而现代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让船前进，必须矢志不渝地追求经济增长，在这一过程中还要避免翻船。他们不能停下来休息，因为停滞就会遭到风浪吞噬。
　　然而最倒霉的就是，你得开着传统国家的船，按照现代国家的方式航行。传统制度处处是累赘，可你一旦抛弃它们，就容易失去稳定。
　　这就是19世纪拉丁美洲面临的困境。
　　王室被驱逐，共和国又建立不起合法权威，于是各路军事强人纷至沓来。这些考迪罗主要依靠暴力维护统治，因为旧制度可用的残片不多，建立新制度又不是朝夕之事。在经济领域，问题也同样棘手，统治者们一方面必须要借用传统制度保持社会运转，另一方面又明知这些制度不利于经济增长，然而想要船前进却又不沉，他们实在没有什么选择空间......
　　直到1870年代，拉丁美洲普遍的无政府状态才归于终结，能够支持现代经济增长的制度终于诞生。
　　1870年前的乌拉圭是传统秩序已经瓦解，现代秩序尚未诞生的一个典型例子。当时，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居民以放牛为生，流动性极强。凭借牛肉、牛皮、牛筋，牧民自给自足。国家几乎瓦解，但牧民对城市和政府也没有需求，彼此之间的矛盾通过暴力解决即可。
　　1870年代，乌拉圭政局趋于稳定，政府从海外引进了绵羊。牧民们为了赚钱，开始饲养绵羊，而羊毛加工需要产业协作，牧羊也不像牧牛一样常见散漫和暴力。国家走上了农业出口国的轨道，乌拉圭也成了拉丁美洲国家现代化改革的先锋之一。
　　然而，在传统社会的瓦砾上重建秩序，只是现代化的起点而已。
三、现代化的制度逻辑：失灵的库兹涅茨曲线

　　“贫穷是滋生暴力和极端主义的温床。”
　　1961年，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留下了这句名言。当时，古巴革命刚刚发生不久。在麦克纳马拉理念的影响下，美国发起了“争取进步同盟”，对拉丁美洲社会发展进行援助，防止出现“第二个古巴”。
　　然而麦克马拉纳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单靠贫穷没办法滋生暴力，秩序森严、困于温饱的传统社会恰恰是稳定的。但是当人们开始追求富裕的时候，暴力就降临了。
　　现代化把大量人口从农村带到了城市和工业部门，把农民-地主二元社会变成了多阶层的梯形社会，创造了五花八门的新身份认同，让大多数人识字并且看到广阔的世界。追求财富和地位，而非生存繁衍成了大多数人的目标。然而与此同时，社会依然是贫穷落后的。现状和期待之间的差距激励人们采用各种手段“创新”，革命、犯罪、从事地下经济都是可能的选择。
　　有一种说法称，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10000美元是最“危险”的阶段，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都最容易遭受冲击。类似思路在经济学上的一个体现，就是库兹涅茨曲线。库兹涅茨曲线假设，随着经济发展，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会先升高，尔后降低。同样，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传统性和现代性都意味着稳定，但现代化进程意味着动荡。
库兹涅茨曲线示意图
　　然而在拉丁美洲，库兹涅茨曲线似乎失灵了，不平等水平停留在坡顶，一直居高不下。
　　暴力问题也是一样。
　　在1945-1975年间，拉丁美洲是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然而在八十到九十年代，这个地区的经济遭受了长期的动荡和停滞，而社会暴力问题也变本加厉。
　　拉丁美洲接收了大量来自传统社会的制度遗产：天主教会、威权主义、弱政府、种族观念、依附-庇护、地下经济、大男子主义......在现代，这些制度一定程度上仍然起到维护稳定的作用，与此同时却不利于社会发展。
　　拉丁美洲不够发达，不足以让现代民主和法治统摄整个社会；又不够落后，不可能用传统制度控制广大民众的生活和诉求。
　　这种“不上不下”的格局带来的是21世纪初的“新伊比利亚均衡”：政治暴力随发展程度大体消除，但社会暴力因经济疲软旧病难医。
　　让库兹涅茨曲线失灵的到底是什么魔法？
　　依我看，恐怕只是不幸卡住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