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日本侵华的首相，我们一般会想起一个名字：东条英机。但其实东条是 1941 年才上台组阁的，在他之前，有一个人更应该负责任，而且从他的身上，我们能看到日本人侵华的心路历程，细思极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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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近卫文麿（mǒ）是含着超白金汤匙出生的，可能并不夸张。
自镰仓时代以来，日本存在五大家族——近卫，九条，鹰司，二条和一条，因为只有这五大家族的人才有资格出任日本的摄政和关白（相当于丞相），所以被称为「五摄家」。
在这五摄家里，近卫家是最高贵的一支，可以说仅次于皇家。而 1891 年出生的近卫文麿，是近卫家 250 年来第一个由正妻所生的长子——他的父亲近卫笃麿是明治时期的著名人物，曾担任学习院院长和贵族院议长等要职。
所以，用「含着金汤匙」出生，已经不足以显示近卫文麿的出身。可以想象，近卫文麿从小是如何被全家重视的，他的父亲甚至在他腰间拴了根绳子，生怕他走路时跌跤。
在近卫文麿 3 岁的时候，就由祖母带着进宫参见了明治天皇，而他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必须效忠天皇，拱卫天皇以及皇族的荣誉——「忠君」思想，是之后所有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人的根本支撑。
在近卫文麿 12 岁的时候，父亲突然去世。
父亲近卫笃麿给近卫文麿留下了除了财产（事实上还有不少欠债）之外的两笔遗产。
第一个是思想。近卫笃麿在世时，非常反感英美对清朝乃至对亚洲的侵略和殖民（只是出于日本得不到什么利益的原因），他主张日清联盟，赶走白人，组建亚洲新秩序。
第二个是头衔。父亲去世后，近卫文麿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以 12 岁的年龄成了一位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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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 年，从帝国大学哲学系毕业的近卫文麿进入贵族院，成为一名公爵议员。
此时的近卫文麿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在《日本与日本人》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这样评价英美所推行的「和平主义」：
「英美和平主义实际上是利用维持现状之便的得过且过主义，与什么正义人道毫无必然关系。我国的理论家们沉醉在他们宣传的美丽辞藻之中，认为和平即是人道。目前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德、意并无二异。在应打破现状的日本却高唱着英美和平主义，对国际联盟像祈盼福音一样渴盼仰止，实为卑躬屈膝，与正义人道相比实为蛇蝎而已。」
近卫文麿
而他在 1919 年作为随行人员参加了巴黎和会之后，心中的愤懑更是强烈。因为他看到在会议上，美、英、法等大国可以完全无视小国的利益，肆意瓜分别国的权利——当然，他感到愤怒的主要原因，是觉得同为「战胜国」的日本居然拿不到什么满意的利益（或者他并不满意日本只是在中国接管德国的权益）。所以，他开始公然主张「面积狭小、人口过多的我国向外膨胀，诚为顺乎自然之势」，日本国民「应堂堂正正地为自己生存，要求发展之地」。
1933 年，42 岁的近卫文麿成为贵族院议长，开始进入日本的权力中枢。但身边人都知道，对于这个身材高大、长相端正的贵族之子而言，议长只是他的第一步而已。唯一为近卫文麿感到担心的，是他的老师西园寺公望，这个被称为「帝国最后的元老」的老人一直在劝诫自己的这个学生，不要离政治太近，尤其不要被军部的那些狂热分子所左右。
西园寺公望历经明治、大正和昭和三代天皇，大正时期的首相全都是他一手推荐的
然而，近卫文麿已经身不由己了，并且，他的思想也开始进一步转变。
从 1930 年开始，日本也被卷入了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中，和德国一样，法西斯主义开始抬头，日本没有把重新振兴的焦点放在国内，而是放在了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上。而也就是在这几年，近卫文麿身边的朋友中，少壮派军人和军部人员开始越来越多。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近卫文麿是完全支持这一行动的，因为他认为这是「日本必须走的命运之路」，此外，他也开始支持军部，称「军人发怒是难免的」。
1932 年，日本发生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二二六兵变」，日本的政坛开始陷入混乱，军国主义的气焰开始总爆发。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治时代开始的「议会式」民主已经捉襟见肘，广田弘毅和林铣十郎两届内阁都无法应付如此复杂的局面，先后狼狈下台。
此时，作为众望所归的人选，近卫文麿终于走上了前台，被天皇任命为首相，组成新一届内阁。
由于他当时才 46 岁，所以被日本民众期待地称为「青年宰相」。
近卫内阁组阁的时间，是 1937 年 6 月 4 日。
一个月之后，「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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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的爆发可能也是出乎近卫文麿预料的。
最初，近卫文麿主张的是「不扩大政策」，所以这也是他把这次事件限制为「北支事件」（北支指华北）的原因。但是，在军部强硬派的推动下，内阁还是同意向华北再增派两个师团，导致蒋介石也被迫态度转硬。
事实上，近卫文麿本身对这件事也处于一种矛盾心理：既怕事态扩大后无法收场，又对可能到手的大片中国领土抱有期待。
当时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的松井石根，在被近卫文麿询问是否会进攻南京时，他一开始的回答是「不会，只会打到芜湖附近」
「七七事变」迅速扩大后，在上海爆发了惨烈的「淞沪会战」。此时此刻，近卫文麿也早已把「不扩大」抛到了脑后，直接开始国民「精神总动员」，并且将「北支事件」上升为「支那事件」。
等到日军攻克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日本国内上上下下都因为轻易到手的战果而变得狂热起来，而头脑发热的近卫文麿也由一开始希望和蒋介石和谈，转变为采取更强硬的手段。
于是，由近卫内阁发出的著名的第一次「近卫声明」就这样诞生了：
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重新考虑的机会，一直等到昭和十三年。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竟然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和平。
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
……
这则声明最引人注目的不是第一段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逻辑，而是第二段的超级自信——就算蒋介石想投降，日本人也不允许了。这份声明一出台，在日本国内也引起了一定争议。
近卫文麿为此也气急败坏地做出过解释，称这是外务省决定的声明，也不是他在内阁会议上提出的。但这样的解释是苍白无力的。很快，因为这份声明，原先与日本政府一直保持和谈接触的蒋介石也开始迅速强硬起来，宣布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抗战到底。
事实证明，这份声明完全没有达到目的，是失败的。
而失败的原因，其实是包括近卫文麿和军部在内的所有人，对自己的武力估计太高，对中国人的抗战信心估计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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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第一次声明发出后，近卫文麿和他的内阁还是充满自信的。
尽管近卫文麿一直在尝试恢复内阁对军部的控制，但军部的扩大侵略从总体上并不违背近卫文麿的初衷。所以，在 1938 年 3 月，近卫内阁颁布了《全国动员法》，开始将侵华战争上升为「总体战」。
而此时无论近卫内阁还是军部，都寄望于即将在中国开始的「武汉会战」。一方面，他们认为，占领武汉对占领全中国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由于蒋介石发出号召，动用全部兵力进行「武汉保卫战」，寻找并歼灭重庆军的主力，一直是日军苦苦追求的目标。
然而，蒋介石此时毕竟还是开了窍，在动用了 110 万兵力投入「武汉会战」后，发现固守无望，在最后阶段还是基本有序地将中国军队的主力撤出了战场，把武汉让了出来，开始「用空间换时间」——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却依旧没有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反而将这场战争拖入「战略相持」阶段。
日本人终于开始有些惶恐地发现：不管怎么打，怎么赢，中国人就是不投降。
也就是在这时候，第二份「近卫声明」出台了：
今凭陛下之盛威，帝国陆海军已攻克广东、武汉三镇，平定中国重要地区。国民政府仅为一地方政权而已。然而，如该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
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这次征战之最后目的，亦在于此。
……
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
与第一份声明相比，这份声明口气明显软了不少，抛出了一个「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幌子，然后给予国民政府「共同防共」的「橄榄枝」，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能在短时间内诱降蒋介石政府。
但是，重庆方面的蒋介石没有动静。
迫不及待的近卫内阁又在一个多月后抛出了第三次声明，由此组成了「近卫三次声明」：
日本政府，昭和十三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现已感到，中国各地，复兴的气势澎湃而起，建设的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以求彻底了解帝国的真意。
……
如能彻底了解日本出动大军的真意，就能理解日本在中国所寻求的，既不是区区领土，也不是赔偿军费，其理自明。实际上，日本只要求中国作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为完成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
在这份声明里，近卫又抛出了「亲善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近卫三原则」。但这份看似甜蜜的声明，其实是有明确发布对象的——不再是蒋介石，而是「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
日本政府指的这人是谁？自然是汪精卫。
就在近卫内阁发出第三次「近卫声明」的一周后，已经逃到越南的汪精卫发出了著名的「艳电」，响应这次声明。
但是，近卫文麿没等到汪精卫前来投奔效忠，就宣布辞职了。
近卫给出的辞职理由是「事态进入新阶段」，而事实上，周围人对他已经越来越不满，而他自己也已经感到无力控制这样的疯狂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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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近卫文麿其实是不甘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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