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 放弃中国国籍的华裔和加入中国国籍的非华裔相比，哪个更应该被认同？

　　1928年，吴清源14岁到日本。在中国，吴清源看到的是一幅穷困潦倒的社会景象，在街上讨饭的比比皆是，而到日本后，日本社会的相对富足，社会治安相对较好的现状给了吴清源深刻印象。虽然中日关系不好，日本人“却很温暖地欢迎我”，这使吴清源有了“到家”的感觉，马上产生了归属感。这种感觉伴随了吴清源的一生，也是吴清源所谓汉奸行为的根源。1932年，吴清源提出加入日本国籍，遭到在日华侨和中国大使馆（加入日本籍必须取消本国籍）的一致反对，就连其老师濑越先生也并不支持。这时吴清源性格中的坚韧和执著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经过4年的不懈斗争，动用了各方面关系，最终还是日本外交部的清水薰三找到中国使馆，进行了威胁恐吓，才使中国方面被怕放弃了吴清源的国籍。吴清源终于如愿以偿成为日本国民。从此，吴清源完全站在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日本侵华战争（吴称日中战争）爆发后，吴清源表现得相当积极，在后方积极参与支援活动。1941年，吴参加了棋手组织的“棋道报国会”，通过下棋到军营劳军。1942年应南京“汪伪”政府顾问青木一男的邀请，随同濑越到中国劳军。到达上海以后，饭店旁就有人贴上“杀死夷化汉奸吴清源”的标语。吴清源说：“因为中国人认为我去慰问鼓励日本军人，是严重出卖祖国”。但他本人对此颇不以为然。吴说：“我相信天意是要中日亲善的，但中日亲善也不是马上就可以解决的。我信仰的红会就说“不语政治，世界无国境”，所以我也在超越民族或是国家的心理。”吴清源当时已经超越了民族和国家，认为日本统治中国是必然的，是中日亲善的必然过程，中国人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这些吴清源也从来没有否认，而是一直津津乐道，认为符合自己所谓“中的精神”。不过吴清源毕竟没有忘了自己是中国人，在许多属围棋迷的日军写信给他时，总是回信请他们“别太虐待中国人”。就是这一句令中国人心寒的话，也一直被吴清源反复提起，作为自己做得好事让大家记住。
　　1945年，日本战败，中国政府将吴清源收回，剥夺其日本国籍，授予中国国籍。对这一点，吴清源很是不满，认为中国政府并没有征求其个人意见，但因为日本战败，虽然有怨言也不敢说出来。虽然其后几十年，吴清源没有日本国籍，但他却从来没把自己当成中国人，而认为自己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并为争取日本国籍锲而不舍的奋斗，最后终于如愿以偿。
　　应该说，吴清源本人是相当矛盾的。虽然“根在北京”（吴清源语），但一直以自己是日本人为荣，即使战争时期，也完全站在日本人一方。华人世界给了吴极大的荣誉，吴在欣然领受的同时，心里也免不了有些惴惴不安。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对吴清源可以说既爱又恨，充满着矛盾。当吴清源战胜一个个日本高手的时候，我们欢呼雀跃，捧其为民族英雄。当吴清源劳军时，我们大骂其为汉奸。 吴清源要改为日本籍，国民政府进行了坚决抵制，拖了四年之久。在抗战胜利后，立即剥夺其日本籍，授予中国籍。能给予的荣誉给了很多，很多时候闭口不提其是非，以至很多人都错以为吴就是我们的民族英雄。我们中华民族是宽容的，有时候宽容的有些不合情理。有些人做了汉奸，但做得冠冕堂皇，甚至被人敬仰，我认为这是十分危险的。反过来，我们又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手段。对吴清源这样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通过感化，使其彻底为日本服务，可以影响多少人呀，最起码对中国在战时的士气是严重的打击，这一点抗战时大家就看得很清楚。
作者:启吾东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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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海德于1910年9月26日出生在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阿拉伯裔，原名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1927年，他进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读医学预科。1929年，到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继续学医。1931—1933年，到瑞士日内瓦大学攻读临床诊断，毕业时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马海德为了考察当时在东方流行的热带病，便和两个同学一起来到中国上海，原本计划在中国只停留一年，但当他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华民国政府的腐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后，决定继续留下来，考察热带病职业病和工人营养不良的状况。通过调查他认识到，中国工人需要的不仅是药物，吃的、穿的，而只有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社会结构，才能彻底改变中国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这时，他结识了宋庆龄和在上海的外国进步人士史沫特莱、艾黎、格兰尼奇、希伯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马海德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从中知道了中国还有另一个世界，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便开始投身于革命活动。在他开的诊所常常成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联络、开会的地方。他还在美国《工人日报》和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进步刊物《中国呼声》上发表介绍中国工农红军和揭露中国社会的黑暗及国民党腐败的文章。
1936年春末，中共中央想邀请一位公正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去陕北，实地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情况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宋庆龄推荐了斯诺和马海德前往。于他们6月到达中国工农红军的临时驻地保安，毛主席接见了他们并在周恩来副主席的安排下，他们到保安和苏区各地参观、访问。后来随红军第一方面军南下甘肃省迎接在长征途中的第二、四方面军。10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省南部胜利会师后，又先后随第二、四方面军行动。1937年1月，马海德随红军队伍回到陕北延安，以满腔热情一边紧张地投入诊疗工作，一边作调查研究。在一个多月中，他巡视了陕北各地卫生医疗单位，掌握了大量材料，写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提出了改进苏区医疗事业的建议。毛主席很欣赏他的这份实事求是的报告，任命他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卫生顾问。
1937年，马海德随部队到陕北延安。同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随部队到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工作。年底回延安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马海德和斯诺到保安不久，就要求去红军前线部队访问。经党中央安排，派伍修权为翻译，陪同他俩经过长途跋涉，同年8月16日，来到宁夏豫旺县的西征红军前线总指挥部，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热烈欢迎。
当地群众多为回民，信奉伊斯兰教。恰好海德姆会说一些阿拉伯语，会写阿拉伯文。原来海德姆出生在美国，但祖籍是黎巴嫩，知道伊斯兰教习俗。为此，他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和尊重，阿訇经常请他到家里做客吃饭。
他和红军医生戴济民（回族）共同经常给群众看病，他的医术，更得到群众信任。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也请他帮助做回民群众的工作，他把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摘译成阿文，让红军战士照着他写的样子刷在墙上，回民同意支援红军。
他在与回民的频繁接触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发现回民姓马的人很多，“十个回回九个马”。他为了同回族兄弟交知心朋友，决定自己也姓马，改名叫马海德。他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连系在一起。
1950年马海德带领小组成员在普查性病时，群众对抽血化验接受不了，马海德亲自示范，让医务人员在自己身上抽血，以此来取得群众的配合。他非常重视基层防治机构的工作质量，不惜花费时间逐项检查病人的病历、化验结果、治疗记录以及统计表格等。
他常常在基层举办性病学习班，并亲自为学员讲课，作示教等。他说：“要搞好一个地区的性病防治工作，必须依靠当地的干部和医务人员。”马海德很注意同当地的干部搞好关系，每当一个点的工作结束时，他都和当地干部一起总结工作，并将书面总结材料留给当地干部一份。他还教育皮肤性病研究所的同事们，要注意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在基层工作时，马海德和大家同甘共苦，同吃同住，一起爬山、涉水，从不搞特殊化。他住过蒙古包、破庙，睡过临时旅店的土炕，也曾和4个人合盖过一条粗布破被。他还常常带病坚持工作。尽管条件艰苦，但在工作之余他还和大家一起跳舞、聊家常、说笑话，始终保持着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
在幅员辽阔的农牧区，对梅毒患者要一个不漏地进行复查，困难是很大的，常常为了寻找一个病人，他们要跑很远的路程。有时做实验，水质不好，不能保证血清试验的可靠性，在这种情况下，马海德总是自己动手，教大家就地取材，做简易的沙滤缸，保证实验用水的质量。平时，从病损中检查梅毒螺旋体，需要用暗视野显微镜，可是这些地方没有电，马海德就对显微镜进行了改造，用干电池作电源，这样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活动的螺旋体，从而保证了诊断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