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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 与日本相比，为什么德国能较为彻底地反省二战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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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度空间2 发表于 2020-11-25 00:05:16 | 只看该作者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与日本相比，为什么德国能较为彻底地反省二战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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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度娘我次奥 发表于 2020-11-25 00:05:28 | 只看该作者
 
我公开叫嚣需要殖民地，我任用伤痕累累的纳粹战犯，我让犯罪组织的成员官复原职，我给屠杀平民的刽子手发勋章，我出兵南斯拉夫，我解禁集体自卫权和外国订立国际攻守同盟，我解散共产党，我将社会主义者同纳粹挂钩，我带领美国领导人参拜党卫军墓地，外国人说德国普通人也有战争责任我骂他种族歧视，我拒绝给前殖民地波兰等地赔偿……，但是我有传说中的反纳粹法，我知道我依旧是个反省二战罪行的楷模。
答案删了，对于某些德棍我不想废话，这套车轱辘话有用多了。
你说反思大国是反思界楷模是就是，我闭嘴，本回答下我也不会再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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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强势and弱势 发表于 2020-11-25 00:05:49 | 只看该作者
 
因为这是中国媒体以及官方宣传口径的选择性报道所造成的错觉。
西德对于前纳粹党成员和法西斯主义的绥靖很多答主都提到了，我这里提一些他们没提到的。二战后大量前纳粹党成员加入了西德的三个大政党:基民盟，自民党，社民党。其中以基民盟为甚，大量基民盟党员以及政府成员的前纳粹身份被曝光是阿登纳不得不下台的一大主要原因，而作为对德国国内进行全面监控以及政治清洗的特务组织联邦宪法保卫局（BfV）直接接收了大量的前盖世太保成员，这些政治丑闻的持续发酵了20余年最终才带来了70年代社民党政府主导的对纳粹清算。德国军队从番号以及勋章上都相当大程度上继承了纳粹德国，上世纪90年代的德国军队更是对南斯拉夫进行武装干涉的主要力量（相比之下，武力干涉前被侵略国这种事对于日本无论是左右翼来说都是无法想象且无法接受的）。至于种族主义思潮的问题德国更是从来不缺这种报告（比如前一阵子的厄齐尔事件）。对法西斯的不彻底清算和极权主义政治盛行让德国左翼发明了黑群（Black Bloc）战术，也让德国拥有整个西欧最强大的Antifa。


第1张图片       （图为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LOGO）
顺带一提，东德在这方面也没比西德好到哪里去，东德的执政党（统一社会党）的意识形态以及政策师承自恩斯特•尼基斯，而恩斯特•尼基斯有个得意门生，叫格里格尔•斯特拉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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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香鱼 发表于 2020-11-25 00:06:23 | 只看该作者
 
看到这个问题我不禁想起一则旧闻。国媒的措辞比较委婉，实际上当年此事发生的时候，性质要远较文中所述为恶劣。德国总理带着美国总统拜访武装党卫队成员的墓地，放在东亚究竟是什么性质，想必大家都明白。
美国总统里根访问比特堡党卫队墓地事件回到正题，“德国”和“日本”都是国家。而国家是不能思考的，更不能反思。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以一种一切以利维坦的利益为核心为导向的价值观来考量的话，那作为一个拟人主体的德国和日本真的会反思自己的罪行吗？“反思”罪行的主体是国民而不是国家。而反思的主体是多元的，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群体中间可能有不同的声音占主流占上风，但是不代表其它观点不存在。无论是割了群体的多样性，仅仅考察部分群体的态势，还是忽视社会思潮的时间性，片面强调某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流，显然都不是很妥当。
我觉得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Marin Walser)的一段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近年来德国普通民众对德国战争罪行的一点主流认识。1998年瓦尔泽获书业和平奖，他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发表的获奖演讲中说，“廉价的" 、“连篇累牍的”关于纳粹、二战的电视节目，他是掉过脸去不看的。他这么说：
我不下20次扭过头去不看关于集中营的残酷镜头。没有一个严肃的人会否认奥斯维辛的存在；没有一个理智的人会对奥斯维辛集中营令人发指的罪行产生怀疑：如果在媒体中每天都看到这样的过去，对这种无休止的展示我心生反感。我不但不表示感激，反而选择逃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严厉的凡尔赛和约直接促使德国纳粹和希特勒上台，另外一种对待败者的方式也许会牢固民主。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50年，不应一直纠缠过去不放，难道还让我们年轻无辜的后代一直为前人的过失背着黑锅，抬不起头来?奥斯维辛不应该被工具化，好比道德魔窟，阻碍自由灵魂思考。
简而言之，“我”在理智层面上知道纳粹德国犯下的罪行，也认识到德国需要为这些罪行负责，不会推卸责任。但是不应该日日强调天天宣传德国的罪行，天天强调这些就没法好好过日子并且展望未来了。这种态度，与其说是彻底地反省了战争罪行，不如说是一种别扭的承认，还隐含了一点下意识的抗拒。
依稀记得50年代的国内杂志上，还有文章借斯达派尔就任北约总司令一事，怒斥西德是翻版纳粹。站在现在（2019年）的视角向前俯视，我们必须要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所谓的“德国彻底反思了自己的罪行”这一政治神话本该且早已经破产了。这一政治神话的在国内的建构过程或许有某些现实因素的作用，而且其建构的时间应该不长。在这则神话里，占据核心位置的是德国总理勃兰特的华沙之跪。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勃兰特时代的外交政策在德国国内也饱受批评，很难代表主流民意。哈贝马斯之所以那么恨右翼历史学家，左右两翼的德国历史学人为什么打了那么久的对纳粹德国评价问题的口水仗，是因为对纳粹德国抱有同情和温和态度的普通人乃至知识分子实在太多了，他们的话语权也很大——当然反过来也一样。
客观上来说，战后德国的内外形势对去纳粹化来说是很不利的：纳粹时期大量驱逐异见分子，导致战后德国知识界里纳粹同情者占主导；四大国之间各有各的小算盘；盟国管制委员会协调无力；盟国没有足够的人力来对纳粹进行彻底清算；对纳粹的清理事实上造成了盟国管理上的困境；冷战时期两德成为冷战前沿，又使得西德重新武装，联邦国防军成为北约主力，等等。事实上，联邦德国社会自发反思纳粹罪行的热潮出现在1968年之后，和盟军清算纳粹间隔了近二十年，不好说其中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我之前在
一战结束后德国割地，结果德国要复仇；二战结束后德国也割地，怎么老实了？这个答案里提过，直到70年代，德国社会上还有很高的要求恢复1937年的边界的呼声。当然领土问题实际上比较特殊，它涉及到两德问题以及对德最终和约的问题，关系比较复杂。
前几天和一位近期在研究魏玛时期德国历史教学的朋友聊天，当时他感叹说德国人对本国当代史的重视可能是其它国家远远比不上的。卡尔·海因茨·波赫尔（Karl Heinz Bohrer）在2000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德国历史被极大缩短了”。在大众记忆中漫长的德国历史被压缩成了短短的十二年纳粹德国。纳粹德国成了德国历史的转折点：此前的历史把一切倒向纳粹德国，此后的历史都是纳粹德国的历史后记。在这一过程里，德国民族国家的历史无形中缺位了。在教学中德国历史被简化为联邦德国的当代史，中世纪和近代几乎不复存在。汉斯·君特·霍克斯（Hans Günther Hockerts）则说，最近几十年间对纳粹历史的研讨已经成为德国政治话语中的核心问题，如果不加注释，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提到“过去”时是指纳粹时期的过往。如果抛开这一讨论中的立场问题，对德国人来说，一个不断反思罪行，抛弃其它一切集体记忆的国家，对他们自己来说，真的“合适”么？况且这个“反思”的过程，对他们来说，并不算舒服。
说点政治不正确的话吧，对民族国家来说，凝聚国家需要光辉正面的共同记忆，这是不可缺位的刚需。而反思的态度会与这种需求之间产生张力，解构民族国家的生存根基。对很多人来说“认罪”这个词可能是一种政治正确，但是只要作为民族国家的德国还存在着，那就必然不会和认罪完全兼容。
真的累了，还有很多人还在用那种国家有机体、“举国一致”的观点解释这种问题。唉。甚至还有人认为在认罪问题上批判德国就是翼赞日本，这我更是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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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老子呆若木鸡 发表于 2020-11-25 00:07:20 | 只看该作者
 
“战后初期的民意调查资料证实了盟军的努力收效甚微。1946年10月，当纽伦堡审判结束时，只有6%的德国人愿意承认，他们认为审判是“不公平的”，但4年后，1/3的人持这种观点。他们持这样的观点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从1945年到1949年这整段时间里，大多数德国人始终认为“纳粹主义是一种很好的理念，只是被操作坏了1946年11月，在美军占领区内接受调查的德国人中有37%的人认为“对犹太人、波兰人和其他非雅利安人的调查，对于德国人的安全来说是必要的”。”
“在1946年11月这同一次调查中，1/3的德国人同意一种观点，即“犹太人不应享有属于雅利安人种的同样权利”。这也并不会令人感到特别惊奇，因为做出这种反应的人刚刚从时间长达12年之久持这种观点的极权政府之下走出来。真正令人惊异的是6年后举行的一次民意调查，联邦德国持“德国土地上最好没有犹太人”观点的人数比例居然还略高于上述的1/3，达到37%”
“若没有这种集体失忆症，欧洲战后令人惊愕的复苏是不可能的。可以肯定的是，很多被抛置脑后的事情将会以各种令人不愉快的方式再度回忆起来。但是随着岁月流逝，要到很晚以后才会清楚，战后欧洲赖以作为基础的各种神话会在多大程度上引起破坏和变化”
“随着冷战的到来，西方盟国放弃了“去纳粹化”的努力。很清楚，这种努力的作用极其有限。在巴伐利亚，到1946年时，半数中学教师被解雇，但只过了两年就全部复职了。1949年，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全部结束了对公务员和军官的过去行为的调查。1951年在巴伐利亚，44%的法官和检察官、77%的财政部官员、60%的地区农业部公务员都是前纳粹分子。1952年，波恩外交部官员中有1/3是前纳粹党党员。新组建的联邦德国外交使团里，43%的人原先是冲锋队员，另有17%的人曾是秘密警探或盖世太保。汉斯·格劳伯克是阿登纳总理在整个50年代的主要助手，但他曾负责为希特勒1935年的纽伦堡法令提供官方解释。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警察总监威廉·豪瑟在战时担任党卫军中尉，对白俄罗斯的大屠杀负有直接责任。”“行政部门以外的情况也一样。大学和法律界受到“去纳粹化”的影响最小，尽管他们对希特勒政权的同情早已臭名远扬。商人们也轻易逃过了关。弗里德利希·弗立克在1947年被定为战犯，波恩当局于3年之后就释放了他，让他恢复先前作为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主要股东的名誉和地位。工业集团企业法尔本和克虏伯的有罪的高级人物都很早就被释放，重新进入公共生活，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为难。1952年，福特汽车公司德国分公司重新召集了纳粹年代的全部高级管理人员。甚至在美国管辖区被判有罪的纳粹法官们和集中营医生们，也由美国最高行政长官约翰·麦克罗伊替他们轻判或减刑了。”
以上均选自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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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陈鋅童 发表于 2020-11-25 00:08:20 | 只看该作者
 
1976年春,前德国空军上校，已经从商的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Luftwaffe Colonel Hans-Ulrich Rudel）受邀从巴拉圭回国，参加联邦德国国防军第51“殷麦曼”侦察机联队高级军官的聚会。众所周知，鲁德尔是纳粹党的积极追随者，并且对希特勒抱有赞赏的态度。所以被德国国防部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人，对他的邀请遭到了德国国防部发言人弗雷德·维尔纳的反对，但仍然能以第2“殷麦曼”俯冲轰炸机联队最后一任指挥官的身份参加聚会。
在聚会中鲁德尔向原德国空军将领卡尔·海茵茨·弗兰克和沃尔特·克鲁平斯基赠送了自己亲笔签名的书籍。此后在场的若干将军公然将新纳粹主义的支持者与社会民主党的卓越领导人赫尔伯特·魏纳相提并论，后者在20世纪30年代是德共党员，并且在二战期间在莫斯科居住，其间参与过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行动。他们称魏纳为“极端分子”，而鲁德尔则是“受到尊敬的人”。
   但是上述言论却被媒体曝光。结果是1976年11月1日，联邦德国国防部长奥尔格·莱贝尔命令涉及的将领提前退役。然而莱贝尔作为社会民主党党员，也因此而遭到了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猛烈抨击，于1978年被迫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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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德华Y霸气盖天 发表于 2020-11-25 00:08:58 | 只看该作者
 
纪录片《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有这样一个镜头，曾经的日本军人杀人恶魔，亲身面对他们折磨过的幸存者，痛哭流涕，下跪认错，并主动请求判处自己死刑:
第3张图片 第4张图片 第5张图片 这是让人多么震撼的场面，是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没有过的！和东京审判的战犯表情冷漠，拒不认罪，狡辩，形成鲜明对比！
这些日本战犯，就是在我党以德报怨的改造下，由魔鬼变成人，恢复了人性，并且他们回国后，一直在忏悔自己的罪行
试想，如果所有日军当年都能被我党改造一下，该有多好！就不会有那么多右翼分子了！
影片观看地址日本战犯忏悔备忘录
这里再分享两个纪录片中没有提到的战犯的醒悟故事：（摘自恶魔 人性 人 采访侵华日军老兵纪实 《时代文学》 2003年03期）
永富博道（又译 永富博之）
图 永富博之年轻与老年照片
第6张图片 第7张图片 　　同属东方文化圈的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有什么不同，一直是在脑子里打转的问题。但有一点似乎感受到了：和讲究以下处上、以柔克刚的中国文化不同，日本文化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达尔文气息：崇尚强者、崇尚武力、蔑视弱者、蔑视同情和怜悯。这种文化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格，这在下面将要讲的永富先生的故事中可以看出。
　　我曾经在一本日本作家写的书里看到过永富的身世。他出身并不贫寒，但小时候身体瘦弱，为此在学校里经常被嘲笑和欺负。为了解决瘦弱的问题，永富从小就拼命地锻炼自己，吃了不少的苦，终于有了一副强健的体魄。但和体魄一起强健起来的还有另外一种东西。
　　无论是拿中国人做活体解剖的汤浅，还是在七三一里残害中国人的筱冢，接触他们以后，我都不认为他们是坏人。只有永富，在我眼里这是个坏人，而且，从小就坏，是坏透了的那种人。
　　永富还在上高中的时候就争着参加学生参观团来到中国。那正是南京刚刚被日军攻陷的时候，永富急不可耐地要到南京去，为的是能赶上大屠杀。在南京城外，他兴致勃勃地跟着日军学习如何杀中国人。当时的情景，他即使在悔改以后说起来还如数家珍：中国人跪在前面，一个日军军官拉好姿式，抽出刀，往刀上浇一点冷水说：看着，要这样。一刀挥过去，中国人的头一下子飞出去老远，两股血从中国人的脖子上窜出来。永富在一旁看的热血沸腾，正想接过刀来一显身手，一个中国人突然拼命地站起来，一下子跳进了长江，在身旁的日军士兵还没反映过来的时候，永富已经抢过了他的枪，一串扫射，水面上泛起了一片血色。
　　回日本以后永富就积极要求来中国，后来主动要求进入日军特务机关，又来到中国的山西。永富在中国另外一个名字叫阎王，这个名字在山西许多地方妇孺皆知。杀人之于永富不是作战需要，而是一种人生乐趣。他会发明各种杀人的方法，尽可能地使人死得痛苦而有趣。比如，他会把长矛刺进人的肚子里搅动，然后把碎肉和肠子一起拖出来；比如，拷问的时候他会不辞辛苦地找来大石头和原木，把人的头夹住，然后用刺刀在人嘴里搅；比如：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当着孩子的面折磨他们的父母，孩子哭得越凶他干得越起劲，折磨死父母最后再杀掉孩子；再比如，有一次他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十四个女人和孩子，他便找来干草把他们全部薰死......据战后的战犯法庭认定，永富在山西亲手杀害的中国人有111个，而永富自己说超过了200个。当五六年对关押在山西的日本战犯审判的时候，永富是唯一被判刑的一个。当时的刑期是十三年。
　　六十几年后我们见到的永富生命已经差不多走到了尽头。人开始糊涂了，说话颠三倒四。我们很想听他讲讲过去的事情，但他什么也没讲，只是一直在哀哀地哭着，一遍接一遍地说：我有罪，我罪该万死，我向中国人谢罪。鼻涕眼泪糊了一脸。我得承认我不够宽容，当他这样忏悔的时候我的目光里始终充满了厌恶。我知道他改悔了，数年中一直在到处讲自己的罪恶，可我觉得还是无法宽恕他在中国做过的一切。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始终不相信永富是真正的改悔了。我不相信一个以杀孩子为乐的人还能再变成一个好人。
　　永富后来写过一本书，名字叫《白狼的爪迹》，是写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恶的。可是那本书的某些篇章里，仍然残留着一个崇尚武勇的人谈起武力和征服时会热血沸腾的感觉：
　　“什么犯罪不犯罪，全然没想过。杀与不杀是我的自由。把人集中起来，殴打，只要觉得哪儿不对，‘啪－－啪－－’，就杀死。”
　　“那里堆积着几千具尸体。因为初次看到这种情景，身体开始瑟瑟发抖。想到自己是剑道四段，不能让人看出软弱，于是就兴奋起来。”
.......
　　请注意这些简短的句子和急促的语气，能相信这是一个在沉痛悔罪的人写的吗？
　　可是永富似乎是真的改悔了。几十年来，永富一直积极参加中归联的活动，到处宣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甚至腿摔坏了也在所不惜。当初中国放他回家的时候，他发誓要把后半生全部用来向中国人谢罪和反对战争，几十年中永富是忠实地实践着自己的诺言的。
　　无论是汤浅还是筱冢，我都能成功地把他们的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只有永富，白狼永富和忏悔的永富在我眼里始终不是一个人。
　　见过永富以后，我又把写永富的书找出来反来复去地看，现在我想试一下，看看能不能为永富人格的嬗变找出一条线来。
　　日本投降后永富没回国。别人想跑没跑成，他却是自己留下来的。他无法接受日本战败这样的现实，梦想着在中国纠集日军残部当海贼，有朝一日东山再起，或者收集情报送回日本军部去。就这样仍然在山西为非作歹，一直到四九年被解放军抓住。
　　从四九年被捕到六三年释放回国，永富在中国大陆经过了十多年的改造过程。现在我们来看看永富一步步如何走过来的，看看这个过程能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个施虐狂改悔了。
　　首先我们不要忘了永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永富人格的形成要从他的少年时代说起。永富出生的熊本县是日本尚武精神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少年，特别是男孩子从小要受到严格的、近乎严酷的训练，目的是让他们有刚健的精神和体魄，以一种攻击性的姿态对应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如上文所说的，永富少年时身体瘦弱，因此受到这种风气的蔑视和攻击，并受到学校和家庭更严厉的训练。强壮起来的永富形成了有强烈攻击性的人格，用这种主动攻击他人的方法掩饰自己的弱小和自卑。
　　长大后的永富是天皇的狂热崇拜者。这也符合这种人格的特点：因痛感自身的无力，所以依附和崇拜权威，用权威的意志来取代自己的意志。
　　这种人格遇到强烈挫折时会拒绝承认现实，所以日本战败时永富拒绝回国，可笑地要在中国大陆上使日军卷土重来。
　　被捕后，和其他拒绝交待自己罪行的人不同，永富总是痛痛快快地把自己做过的事写出来。有许多没写，不是不想写，是他从来不以为是罪，所以忘掉了。当管理员问他有没有隐瞒时，他爽快地回答：没了！我还想把别人干的写上哩。
　　被捕后的永富仍然表现得感情麻木，缺乏人的情感，面对受害者的控诉无动于衷，我猜，说不定还有自豪感。
　　写永富的书上说看到许多中国受害者的控诉使永富第一次产生了人的情感，我对此十分怀疑。被捕时永富已经在中国作恶十多年，杀了二百多人，要是面对受害者就能产生人的情感，他也就不是永富了。
　　很明显，当永富根本不把自己和别人看成一样的人的时候，他怎么能对别人的痛苦产生同情和怜悯？
　　我想，也许永富的第一次触动源自他的自杀。
　　永富被捕后关在山西，当时中国正在镇反，每天报上都传来某人被公审，然后被枪毙的消息。狂妄的永富相信所有这一切都是针对他来的，是为了告诉他日后的下场，为了给他威镊。永富说他不怕死，但是怕被押到群众大会上，被人吐一脸唾沫然后被枪毙，于是他找了条绳子，决定象英雄一样自己结束自己。
绳子搭在梁上时，所有强硬的外壳都破了，永富发现自己怕死，他想活着，哪怕是做条狗也想活着。他从地下爬起来那一阵一定自艾自怜地呜咽了好一阵：强者的外衣被无情地剥掉了，永富不得不承认自己和那些被他杀死的中国人一样是怕死的动物。
　　如果说人的情感被移入，我想这可能是第一次。
　　五六年永富在山西太原被公审。据说有一张照片留了下来。照片上，永富面对着几位幸存下来出庭做证的受害者家属，满脸鼻涕地跪倒在地下，叩头如捣蒜地说：我有罪，我有罪，我的罪即使枪毙也不过分，对不起啦
　　对于强烈地想活的永富，可能此时已经把中国人也当成了人，但是这样求饶，更强烈的动机是想寻一条生路吧？但是回到牢房后他会怎么想？他再也不能用强者来自谓了，他知道自己为了活已经把过去的一切丢在了泥里，再也不能用那些外壳来保护自己。
　　永富被判了十三年。我想即使对于永富，私下里也会觉得这个处罚太轻了。此时的永富有没有因此产生感恩之情却不敢妄断。
　　判刑后的永富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到了抚顺后的永富似乎再没闹事，规规矩矩地接受着所里对他的改造。一个强者的外衣一旦被自己剥下，再想用它来遮羞也难了。
　　永富在抚顺受到了完全人道的、充满了人性的待遇。永富记忆最深的是这样一件事：
　　某一天，一位齐姓管理员送给了永富两只小鸟让他养。寂寞中的永富精心地照料着这两只鸟，但不久鸟就死了。那位管理员又送来两只，不久又死了，然后又送来两只......
　　在阅读的时候经常被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方法惊叹不已，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这些管理人员的基本素质：这位管理员不断地抓鸟来给永富养，毫无疑问是有意而为，目的在于使失去了人的基本情感的永富在饲养中重新找出人的温情和善意。
　　永富说，为了养鸟他煞费苦心，最后终于把鸟养活，两只鸟终日在他的牢房里绕梁飞来飞去。看着那自由飞翔的鸟儿他回忆起自己童年时在熊本山里捕鸟的情景，被异化的永富藉着养鸟回到了还没被污染的童年。
　　也许此刻的永富心里涌出了人的柔情。
　　六四年永富被释放回国，临行前痛哭流涕立下重誓：回国后一定把后半生用来向中国人谢罪，反思自己的前半生，把战争经历告诉日本社会，追求和平和日中友好。
　　如前文所述，四十多年来永富是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的。
　　这时候的永富已经完全改变了自己崇尚强者、崇尚武力的人格了吗？
　　如前文所引用的，一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提起当年用武力征服永富仍然会热血沸腾。
　　那么，如何解释永富日后悔罪的表现？
　　大多数日本战犯从中国回去后都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光。日本社会不接受他们，把他们看成背叛武士道精神的胆小鬼，是被中国洗了脑的懦夫，会被日本警察盯稍、跟踪，工作很难找，社会上也受歧视。永富也不例外。他回国后曾长时间被日本警察监视，后来好不容易找到在一个公路团工作，警察却经常打电话，或者直接到单位把他带走问话。难以忍受的骚扰不得不使他辞掉了这份工作。曾经被他热衷吹捧的一切终于变成一块大石头，最终砸在自己脚上。再也无法在日本社会成为强者的永富可能在这个时候终于看清了他过去迷信的一切会给人带来什么！
　　从加害者的队伍里被扫地出门，扫到了受害的位置里，永富终于能体会到被他人攻击、他人加害的情感了。
　　这以后永富不断地以觉悟者的身分出现，对日本社会现实强烈抨击。
　　永富觉悟了吗？
　　永富觉悟了。他体会到了受害者的情感，知道侵略战争不对，他在为阻止这种社会现实再次出现而努力。
　　永富的人格改变了吗？
　　我不敢说。从他的行文里，依稀可以看出对往昔的怀念。另外，谁知道他是不是在经历了看清自己是个怕死的可怜虫的打击后，在用这种方式与社会对抗，努力地想使自己看上去是个强者？


汤浅谦
汤浅先生今年八十六岁，六十多年前的那场战争时，还是一个翩翩少年，穿一身质地很好的军服，双手把一柄军刀，坐在一群军人中间，仍然掩不住身上的儒雅之气。六十多年后的汤浅先生更显得文质彬彬，领口挂一块盾形的玉牌，穿一身质地仍然很好的西装，说话的声音不疾不徐，目光和善，待人温厚，一派谦谦君子之风。汤浅先生是位医生，在医院里德高望重，尽管年事已高，每天仍然抽半天时间到医院为病人诊病。其余的半天里，汤浅先生也不闲着，几十年来汤浅先生只忙着一件事：悔罪。
　　汤浅先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六十多年前曾经在中国山西日军陆军医院里做过的一件事：他用中国平民做活体解剖来演习医术，先后做过十例。也就是说，有十名中国人在还完全清醒的情况下被他以一种科学家的精确和严谨的精神慢慢地摘去身上的各个器官，最终把一个健康的成人卸成一堆零件。
　　他用和缓的语调对我们讲着当时的情况，讲来讲去只讲第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后来的解剖已经成了例行公事。他回答说是的，当然个别的印象还至今未忘。
　　那第一次的每一个细节他还记忆犹新：那一次解剖了两个。年长的一个已经听天由命，被命令躺到手术台上时毫无反抗。年轻的从进了房间就恐惧地呜咽，徒劳地向后缩着身体。一个军医在后面推他上手术台，他却拼命地向后缩，于是一个站在汤浅身旁的女护士微笑着对他说：上去吧，不疼，一会儿就完，给你打麻药。一边说，一边回过头来，向汤浅吐了吐舌头，意思是：逗他玩呢。说到这儿时汤浅找出了那女护士的照片。那是一个看上去还不满二十岁的女孩儿，和另外一个同样年轻的女孩儿亲昵地搂在一起傻笑着，看上去就是邻家那总也长不大的黄毛丫头。女护士这一句谎话安慰了那将死的青年，他停止了徒劳的反抗，乖乖地躺到了手术床上。那个青年年轻的、毫无瑕疵的身体给汤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一再提起。然后几个日本军医就围着这两个中国人忙起来了：先摘去了盲肠，又卸去了胳膊，又锯去了腿，又截去了肠子，又切去了胃，又打开了呼吸道－－这些情况在战场上日军士兵都可能碰到，这些初出茅庐的军医们需要有这方面的训练－－该摘的都摘去了，被摘成了一个空壳的青年居然还呼呼地喘着，打开的脖径那儿冒着血沫。那个时候的军医们还很仁慈，他们没活着把这两个人丢出去，而是找了一根绳子结束了他们，然后丢到了医院外的大坑里。在那儿，早就有习惯了的野狗等着这经常会有的美食。
　　汤浅说这第一次对他还是有刺激，但第二次时就习以为常，等到第三次第四次，当他开始拿中国人训练新来的军医时，他已经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事。他说后来的解剖经常是在不用麻药的情况下进行，我无法问他，在那种情况下他如何能忍受得住被解剖者凄厉的惨叫。我执意要他回忆一个后来的例子。他又说了一个，却没能把它讲完：那一次他用一个中国人做大脑皮质的试验。他一步步地讲着把那个人的脑壳打开，取出大脑皮层，讲到这儿时他停下了，再也没能讲下去，所以我至今也不知道，当他取出大脑皮层的时候那个人是不是还活着，还在不停地喊。
　　我早就知道汤浅先生已经悔罪，知道他顶着日本右翼势力的巨大压力和威胁，几十年中不停地用自己的经历和罪恶向日本社会揭露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滔天大罪，但当他用安静的声音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坐在一旁，仍然忍不住用憎恶的．也许是充满了仇恨的目光盯着他。我难以想象象这样一个看上去富有教养．令人尊重的人如何能对自己的同类做出那种事情，更难以想象做过这种事情的人也有资格来悔罪，请求世界的原谅。
　　象这样一颗灵魂也有可能复活吗？
　　日本投降时汤浅还在山西。他居然没想过跑，因为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有罪。他只在盘算着：日本战败了，回去也没有什么事好做，干脆就留在中国，当医生算了。他果然就留在了山西，在国民党部队里继续当他的军医，直到被共产党抓住，关进了战犯管理所。当被关进去的时候汤浅先生愤怒得大喊大叫：他怎么可能是战犯？他什么事也没做过！
　　在山西战犯管理所里，汤浅先生受到了完全人道的．充满人性的待遇。在漫长的被关押的岁月里汤浅慢慢地回顾自己的军医生涯，当管理所要求坦白的时候，汤浅被迫交待了自己活体解剖的罪行。汤浅说：那个时候，他才觉得自己是犯了罪，并因此感到恐惧。
当一个罪人被别人当人对待的时候，他的人性也在慢慢苏醒。汤浅说，那是个缓慢的但却是很实在的过程。他不再用天皇的命令来推脱自己的责任，他知道，无论有什么借口，做为一个人，他确实犯了罪，他所犯的罪，就是泯灭了人性。但那个时候的汤浅，处心积虑只想着一件事：如何能保住自己的性命，逃脱惩罚，活着回到日本。
　　一个母亲的信使汤浅作为人的心灵受到了震动。
　　那是一个曾经被汤浅先生解剖过的青年的母亲写给汤浅的。事隔五十多年，汤浅先生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位母亲信中的字句：汤浅，我的儿子被你活着解剖了。那天我听说日本宪兵来抓人，赶快往家跑，我的儿子已经被你们带走了。我赶快跑到宪兵队，在门外等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一辆车开出来，车上捆着我儿子。我在后面一边追一边喊，可是我是小脚，追不上你们的汽车。我一直在哭，不知道我的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后来才听说，我的儿子活着被你切成了碎块。
　　汤浅说，读到这位母亲的信时，他脑子里想起了山西那些小脚的老太太，想象着这位小脚的母亲在黄土满天的大街上追汽车的情景。说到这儿时汤浅先生拿出了手帕擦着流出的泪，而一向爱动感情的我此时却眼睛发干，一直死死地盯着他。
　　我曾问过汤浅先生，他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当他用刀活活地解剖人时，他没想过躺在手术床上的也是他的同类吗？他摇摇头，说，当时，从来没觉得中国人也是和他一样的人。可能就从接到母亲的信的那一刻起，死者和他们的家人有了形象，中国人做为有血有肉．有母亲有孩子的人复活了。不，更准确的是，复活的不是被他杀死的中国人，而是做为人的汤浅。此时的汤浅，开始把别人也当成了人。
　　汤浅在中国的战犯管理所里呆了六七年，最后被释放回到日本。他回忆说，当他回来的时候，过去的同伴见到他都惊讶地问：你怎么会被当成了战犯？你什么也没做过呀？汤浅说：我们不是拿中国人做过活体解剖吗？同伴们脸上现出不可思议的神情，说：为那件事啊。
　　汤浅回国后沉默了多年，当日本右翼势力开始鼓噪复活军国主义的时候站了出来，讲出了自己当年的经历，并把这些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他因此受到了一些右翼分子的威胁，骂他是傻瓜，骂他是别有企图，骂他是想给自己的国家找麻烦。但他的同样在中国做过战的哥哥给他写了另外一封信：真佩服你的勇气呀。同样的事情我们都做过，可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说出来。今后，你的书是我们家的圣经，我们要永远流传下去，让子子孙孙都来读。
　　汤浅先生多次重返中国，也多次回到山西。但他在山西始终没勇气说出自己当年做的事情。他说，他想，万一那位母亲或者她的亲属认出他呢？他说他不是怕复仇，而是实在没有勇气面对受害者。他已经没了请求宽恕的资格。我指着摄象机对他说：我们做出的节目将在中国播放，那位母亲肯定不在了，但也许她的亲属会看到。你还有什么话对他们说吗？他正襟危坐，对镜头说：做出那样的事情，没有资格说出请求原谅这种话，只能用后半生不停地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让同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事隔一天，我们到东京地方法院，参加日军遗弃毒气弹受害者诉日本政府的开庭，又一次看到了汤浅先生。他仍然衣冠楚楚，安安静静，坐在旁听席上聚精会神地听着法庭的审理。审理要进行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们要离开，看到汤浅先生安静地到街角买便当，不用说，下午他还要留在那儿。熟悉的人们介绍说，许多年了，只要有事关中国战争受害者的法庭审理，汤浅先生风雨无阻，总要到法庭旁听，表示他对中国战争受害者的支持。
　　我盯着汤浅先生的身影慢慢地消失在街角。我知道，汤浅先生在用这种方式为自己的过去赎罪。我还知道，汤浅先生将一直这样做到死。但即使如此，当汤浅先生辞别人世的时候，他将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他会觉得他的罪恶清偿了吗？
　　世上有一种罪是不能犯的，一旦犯过，便永远地把自己的灵魂留在那儿，再也无法上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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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彩色老照片，历史离我们如此之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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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Xizi_IZNGf8FB 发表于 2020-11-25 00:09:51 | 只看该作者
 
在德国，说得温和一点，本书没有得到评论家们的多少好评。
德国人根本没有正视他们的过去。
在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率领下，本书受到狂暴的攻击，作者本人也受到中伤。
“一名仇德分子！”阿登纳这样称呼我。
由于本书是如实记叙纳粹德国的历史以及德国人违背人类精神、侵害邻国、侵害欧洲犹太人的种种罪行，而我又是让文件所记录的事实自己说话，因此，我对德国人的强烈反应有些吃惊，但也并非完全意外。
这段话出自著名反纳粹书籍《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威廉·夏伊勒之口。
说实话我不明白一个明确宣布威廉·夏伊勒为“不受欢迎的人”的国家为什么会被公众舆论认为“较为彻底地反省二战罪行”？
我更不明白一个大量聘用原国防军军官和前纳粹党员、对法西斯战犯极尽包庇之能事的右翼保守政府会被翼赞为“高贵的日耳曼人”？
事实上，在阿登纳右翼保守集团掌握政权的五十年代，波恩当局从未真正表达过对战争罪行的诚恳反思。相反，波恩当权者一方面紧随北约的帝国主义路线充当反共桥头堡，一方面大肆招揽前纳粹党徒进入政府，污蔑民主德国政府追究法西斯战犯的正义行动，顽固抵抗东欧各国要求清算纳粹战犯、赔偿战争损失的正当要求。直到60年代（特别是《安妮日记》出版后），左翼学生运动席卷资本主义世界，对父辈罪行异常愤怒的新一代德国青年坚决要求清算法西斯余孽。1968年11月贝娅特·克拉斯菲尔德那一记耳光，不禁抽在了时任总理基辛格（此公是纳粹德国的外交部广播局副局长、戈培尔的头号走狗）脸上，也抽在了整个试图掩盖历史、包庇罪犯的波恩统治集团脸上。
第13张图片 第14张图片 富有正义感的社会主义青年正式掀起了西德大规模清算纳粹罪行的浪潮。而在持左翼立场的社民党上台后，清算达到最高潮。大批在纳粹执政时期助纣为虐的法西斯余孽得到了正义的审判，潜藏在政府中的战犯也遭到驱逐。勃兰特的华沙之跪，并非德国人本性多么高尚，恰恰是国内外反法西斯进步力量持续努力抗争的结果。
然而颇为悲哀（或者说讽刺）的是，在勃兰特的华沙之跪赢得全世界赞誉的同时，西德民意调查显示，仅仅41%的人对总理的行为表示赞赏，11%的人表示中立不予评判，另有48%的人明确反对，认为勃兰特的下跪“太出格了”。
实事求是地说，由于帝国主义集团反共的需要，无论是日本还是德国，其战争罪行都远未得到彻底清算。法西斯战犯们不但大多逃过了制裁，还在战后新政府中身居要职。唯一的区别在于，相较于死不改悔的东京当局，德国更愿意做出一些忏悔反省的姿态（尽管这些姿态仅仅是针对犹太人，丝毫不顾及在战争期间同样饱受法西斯压迫的东欧各国人民）。然而考虑到德国统一后拥有了正规军，解禁集体自卫权（如今雅尔塔体系对日本的约束力远大于对德国的约束力），甚至在90年代派兵大举干涉南斯拉夫局势、急不可耐地意图摧毁欧洲“最后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堡垒”，这些反思又显得如此的无力乃至虚伪。
退一万步说，即使德国真的彻底反省忏悔了战争罪行，那也是反法西斯战士正义斗争的功劳，跟所谓“德国人高贵的民族性格”没有半毛钱关系。50年代阿登纳集团的所作所为，已经将这种鬼话彻底拉下神坛。我们作为法西斯主义受害国的人民，不会因为法西斯痛哭流涕的忏悔而停止追究其罪责，更没有必要因为德国人愿意认罪而兴奋地对“高贵的德意志民族”不惜溢美之词。更何况，直到今天，德国人的认罪依然显得如此扭扭捏捏、言不由衷。
如果忏悔真的如此有用，值得我们因此宽恕谅解恶人的罪行，纽伦堡和东京的正义审判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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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々逆天行々 发表于 2020-11-25 00:10:01 | 只看该作者
 
这个说辞据说还真被经常拿反战与和平主义议题说事的日本战后左翼.自由主义势力的那些学者、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们当一回事天天拿出来给日本右翼说教（尤其是经历苏联集团垮台、旧社会党右转并且瓦解、民主党政权崩溃后这帮人也没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数落自民党与日本右翼了，只能一天到晚把“捍卫禁止战争权的宪法第九条”以及反战、和平主义口号拿出来说事），结果你猜猜人家日本右翼什么反应:
①你个不穿裤子的想在我们没拉拉链的人面前秀什么优越感？（这话是借用俄国人最爱拿出来讽刺中国的话——当然上古时期汉人确实不穿裤子，在日本右翼语境里头就是大家都是杀人放火啥事没干，况且德国无论战前战后干的丑事可比我们日本多的多、性质也严重的多）
②凭什么我学你，把属于本民族的、本国历史的东西都否定掉？我们还嫌弃你们德国人“鸵鸟主义”，没出息！（战后德国被列强强行拆分成两国分治，至今仍然对纳粹的历史讳莫如深，甚至连游戏里头都不能出现希特勒式的卫生胡，不知道是PTSD还是其他什么）
③近些年希腊、波兰等国要求德国支付战争赔偿（波兰那个还是现在执政的右翼民粹党“法律与公正党”提的，大概的意思是:原来苏联扶植的“波兰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傀儡政权，由于苏联的压力导致波兰国家主权不完整、国家不能自主——当然事实也确实如此，导致波兰不得不草草跟东德在1954年签订赔付协议，实际上就是苏联替波兰做出了 " 德国不赔偿波兰人战争损失" 的决定，现在苏联倒了、傀儡小朝廷垮台了、波兰人民站起来了，所以我们这边的最高民意代表机关的“二战赔偿追责小组”合计合计，你们德国佬得给我们赔1万亿美刀！德国人就直接说门都没有把这事给拒了），这消息传到日本，日本保守派人士纷纷群嘲日本左翼.自由主义人士:
“你们不是要学德国么？那你们学学德国，就像德国硬气的不对希腊、波兰等国赔款一样，不对韩国赔款呗。”

所以到底是对韩国赔款还是不赔款呢？如果是做为左系党历史最悠久、名义上也最激进的代代木党（日本共产党）肯定是要赔款的——最近为了抗议安倍政权对韩经济制裁措施代代木还号召了一批团块世代的老头老大妈跑去国会大厦示威抗议制裁，而做为左系党龙头老大、野党共主的立宪民主党肯定是不愿意赔款的——枝野幸男都对安倍晋三经济制裁韩国的事表示“理解”，毕竟85%的日本国民都支持对韩经济制裁措施，想夺取执政权的立民当然要考虑民意，再说当年立民前身民主党执政时期，韩国时任李明博政府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还挑动日韩独岛争端，引发国会一致抗议（现在文在寅政权因为征用工赔偿问题没收日本企业资产，跟日本关系很僵，反而坚决要“反韩”的自民党有着国会两院2/3多数都没发起针对韩国政府的全国会抗议，奇哉怪也），这事连日本左翼.自由派阵营内部都没商量好，拿不定个主意，各说各话，时而引发日本右翼二度群嘲。所以你觉得连日本左翼.自由主义人士们都觉得拿二战后的德国做反省的例子不合适的话，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还非要抓着德国人在战后所谓的“彻底反省二战罪行”大加赞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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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豆浆好甜 发表于 2020-11-25 00:10:50 | 只看该作者
 
战后差不多是这样。
第17张图片 第18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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