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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 如何评价芝加哥传奇市长理查德·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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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星星 发表于 2022-7-15 15:26:28 | 只看该作者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如何评价芝加哥传奇市长理查德·J·戴利？他给芝加哥留下了哪些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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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芝加哥理查德哪些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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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asdfaf 发表于 2022-7-15 15:27:15 | 只看该作者
 
镜头外，街头血流成河，警察挥舞棍棒，示威者被打得头破血流；镜头里，一派歌舞升平，市民挥舞国旗，扯着“我们爱市长”和为警察打气的标语。


第1张图片

第2张图片

第3张图片

（1968年8月底芝加哥抗议活动）

这是1968年8月29日的芝加哥，市长是理查德·戴利。


第4张图片

（戴利）

在接下来的采访里为他歌功颂德的，是美国传奇主播克朗凯特。后者就街头暴乱提的问题，被戴利强势驳回。戴利说，这些反战示威者都是组织严密的恐怖分子，是敌对意识形态资助的，支持这些人的媒体都是拉偏架的。


第5张图片

（戴利和克朗凯特）

最后，戴利以遇刺的肯尼迪兄弟自比，说自己面临死亡威胁，以此将警察对手无寸铁民众采取的猛烈袭击合理化。

数百万美国民众看了这场采访。最令他们意外的，倒不是戴利的辩解，而是号称“最可信赖”的媒体人克朗凯特，就这么屈服于戴利的气势，对其说法全盘买账。


对克朗凯特的职业生涯来说，这次采访实在失败；对戴利来说，无论克朗凯特还是这次采访，都不值一提。


因为这是在芝加哥。


戴利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地方政治家。在担任芝加哥市长的21年里，他融入并加固了芝加哥任人唯亲的集权政治体系。他主持的选区委员会，控制芝加哥所有选区，他领导的暴力机器，遍布城市每个角落。



第6张图片

（戴利）

但他的权力远不限于此。芝加哥，乃至伊利诺伊州之外，处处是他的政治指纹，民主党挑选总统候选人要看他脸色。

他从赤贫起点爬到这个位置，一路做到绝对跟红顶白、绝对任人唯亲，牢牢握紧手中每一丝权力。20世纪中叶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在他看来是对集权的威胁，他进行了坚决打压。


他给选民留下的政治遗产，是把衰落的芝加哥建设成现代城市。但因其建设的基础是种族隔离，巨大后坐力随时间流逝显现：芝加哥既是美国最富城市之一，也是最多贫困住房项目所在。


第7张图片

（戴利）

他离世十多年后，他的孩子小戴利，又当了二十多年芝加哥市长，借此令戴利二字，永远成为这座城的历史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8张图片

（戴利父子）


1

戴利生于1902年的芝加哥。因爱尔兰马铃薯饥荒而逃到美国的那批人里，有他的祖辈。


第9张图片

（戴利）

世纪之交的芝加哥满是第一代移民，人口构成复杂。社会顶层自然是富裕新教徒，底层各族裔则以街道为界，社区间氛围迥异，互不干扰。如侵占彼此空间，重则可酿成血案。


第10张图片

戴利一家所在的布里奇波特社区，周围住着波兰、立陶宛、德国人，而爱尔兰人内部，亦有细分。家家户户以其所属教区为中心，开展日常活动。


爱尔兰人本就受到过诸多歧视，戴利出生那段时间，又赶上芝加哥爱尔兰人减少、黑人移民增多的时期。19世纪70年代，伊州黑人有了选举权，一战爆发后，芝加哥等北方城市又急缺劳动力，饱受南方种族压迫的黑人，开始了持续大半个世纪的迁徙。


第11张图片

（大迁徙中的黑人家庭）

被歧视的痛，对戴利来说刻骨入魂，但他无法共情同样被歧视的黑人群体。这是他的性格特点之一。

彼时芝加哥到处竖着冒黑烟的烟囱，黑帮林立，犯罪率居高不下。而布里奇波特社区，即便在这种环境里，都算最差的那一档贫民窟。这里的屠宰业全美领先，具体到日常工作上，免不了日日和极度腐臭的动物尸体打交道，职业伤害数不胜数。


第12张图片

名噪一时的芝加哥劫匪“娃娃脸奈尔逊”，便因忍不了这环境，走上犯罪道路，而那些能熬住的人，无一例外都信奉保守和自力更生的价值观，即：成功源自勤奋，靠别人养活是可耻的。



戴利家既例外，也不例外。戴利是那个年代、那个地区罕见的独生子，因此得以受到更多养育关注。他爸是钣金工人，妈妈莉莉安则是强势的妇女参政支持者，戴利小时候被妈妈带着参加过争取女性选举权的游行。

莉莉安对戴利寄予厚望。她把娃打扮得极体面，明确要求娃达到更高目标。戴利一生受妈妈影响，对成功的追求融于他的呼吸中。


另一个塑造戴利价值观的，是他就读的教区学校的爱尔兰天主教价值观，即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及对人性的戒备。


戴利最初未将从政列入人生规划，但芝加哥政治体系的脉络在民间扎根太深，以致他中学时便接触到。

当时戴利和许多同龄人那样，加入了体育俱乐部。这些俱乐部是民主党政治体系的最底层一级，背后通常有政客资助。到了竞选季，俱乐部成员就成了免费劳动力，参与那些充斥血与汗的激烈竞选。


第13张图片

（戴利）

戴利所在的汉堡体育俱乐部的资助人，是民主党新星约瑟夫·麦克多诺。麦克多诺是激进的种族冲突煽动者，也是戴利政治生涯第一个师父。

正因搭上麦克多诺，戴利才得以进入政坛。他没钱没背景，但他所在的布里奇波特社区，属于强大的第11选区，这里的工人和贫民阶级，是芝加哥民主党的铁票仓。

戴利入场时，11区的政治能量仍在不断上升当中。戴利后来当选市长时，他的两个前任爱德华·凯利、马丁·肯奈利，都是从11区发迹的，这三人统治芝加哥近半个世纪。


第14张图片

（爱德华·凯利）



第15张图片

（马丁·肯奈利）

除生在好选区外，戴利的另一重幸运，是他的为人处世和芝加哥政坛特别贴合。他双商不出众，但谨慎、勤奋、听话、适应力强，在重视等级、权威、伦理的芝加哥政坛特别吃得开。


正是因为这点，11区大红人麦克多诺，选择戴利当他的私人助理兼选区队长。

当上选区队长，意味着戴利和名叫库克县民主党（简称CCDP）的庞大政治体系产生了联系。


第16张图片

CCDP代表芝加哥的50个选区和30个郊区乡镇，是伊州政坛主导力量之一。其内部不成文的伦理包括：



1、效忠上级，回报忠臣；2、效忠组织，不效忠个人；3、尊重当选的领导人；4、永远以组织为荣，永远效忠组织；5、不要问问题；6、留在自己的地盘上，远离无关冲突；7、永远不要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为创新会带来风险；8、别被人抓到把柄。


CCDP塔尖是主席，之下是各选区的选区委员（麦克多诺即是），他们管理选区大部分日常工作。50个选区委员之下，是三千多名选区队长。选区队长管理选民，以戴利为例，他手下有近五百名选民。

在此结构下，选民关系由选区队长运营，具体手段非常私人化，以戴利来说，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和选民谈笑风生，为选民排忧解难、处理琐事。

只要基层关系搞好，位居上层的候选人本身实力如何、是否讨喜，已没那么重要，选民投的，本质上是这个候选人手下的选区队长。

反过来，一个优秀的选区队长，对所负责选民的情况一清二楚。谁家碰到难处，谁家立场犹豫，队长一旦了解，马上出面解决。

即，在实际操作中，一个政客若想在CCDP往上爬，最紧要是让领导们认可，选民的意见有选区队长处理，无需他们操心。


1930年，麦克多诺被任命为库克县财政部长，他的小老弟戴利于是也得道升天，成了麦克多诺的副手。


大约同时期，戴利认识了同样出身贫苦爱尔兰裔家庭的女孩埃莉诺。恋爱六年后，二人结婚。



第17张图片

（婚礼上的戴利和埃莉诺）


2


戴利首次触到县政治的门槛时，正逢芝加哥政治车轮缓缓转向之时。1930年芝加哥人口已达330万，其中三分之二都是移民及其二代。

人口结构大变，政治权力从传统的富豪新教阶层转移，只是时间问题。


1931年上任的新市长安东·塞马克，便是这一潮流的体现。他以苦出身和移民背景博得选民好感，取代出身豪门的腐败前任威廉·汤姆森，执掌芝加哥。



第18张图片

（塞马克）

但后来发生的事很戏剧化。就职两年后，塞马克被一个试图刺杀罗斯福总统的枪手误杀。



第19张图片

（被误伤后被带走的塞马克）

随着塞马克不治身亡，新一轮全力争夺战开启。爱尔兰帮本就对塞马克的捷克裔身份不满多时，这次意外机会出现后，更是势在必得。经短暂的临时市长过渡后，CCDP主席帕屈克·纳什，把自己的嫡系、出身11区的爱尔兰裔爱德华·凯利，内定为新市长。


第20张图片

（爱德华·凯利）

纳什-凯利联盟成形，芝加哥政治结构重组。


凯利既和纳什打配合做灰色交易，又凭其亲新政、亲黑人的政策，给民主党吸引了大批黑人选民，是令芝加哥黑人政治立场转向的代表性政客。


CCDP一个萝卜一个坑，想往上爬，就得等占坑的萝卜死。1934年，麦克多诺意外身亡，但他留下的三个坑——选区委员、议员、县财政部长——没背景的戴利一个都没捞到。


转机出现在两年后。1936年10月，伊州共和党议员大卫·沙纳汉，在连任竞选开始前几周突然离世。戴利抓住机会，临时改登记为共和党，急急发动汉堡体育俱乐部的关系开展竞选。由于事发突然，选票上印着的沙纳汉的名字都没来得及改。


第21张图片

（戴利）

在训练有素的团队帮助下，戴利赢了人生第一场竞选。进入伊州众议院后，他迅速改回民主党身份。

戴利在新位置上，继续发扬他勤奋、听话、高效的做事风格。这阶段的他不碰灰钱，只一心抱紧凯利的大腿，尽最大所能推进后者新政风格的议程。他协助推进的每个有益社会的法案，背后核心目的都是效忠凯利、效忠民主党。

比如，他努力推进一项允许居民绕过法院直接向县评估员上诉的税收改革法案，看似是给纳税人提供便利，实际是为了让选区委员会和县评估办公室有更多灰色接触的机会。

CCDP大大犒赏了忠诚的戴利：副县长去世后，戴利被指定为继任者；两年后伊州参议院第9区议员离世时，戴利被推举为补位候选人，并顺利击败对手；成为参议员三年后，年仅38岁的戴利当选少数党领袖，打破伊州参议院党领袖最小年龄记录。


第22张图片

（戴利）

顺风顺水地在州议会待了十年后，戴利决定重返芝加哥。

这又是一次效忠之举。当时芝加哥的腐败已到天怒人怨的地步，凯利支持率持续下降。戴利被叫来竞选县治安官一职，以提振士气、改善凯利内阁形象。

因彼时民主党在全美范围内处颓势，戴利输了竞选，但长远来看，他因此没有沾染素来以贪污腐败闻名的县治安官职位，躲过一劫。

凯利就没这么幸运。他搞坏民主党形象，令体系颜面尽失，被赶下CCDP主席之位。爱尔兰帮内部对继任人选僵持不下，最后决定让相对弱势的犹太裔的雅各布·阿维接棒，待局势明朗时再将其替换。



第23张图片

（雅各布·阿维）

市长自然也要换人。和戴利一样生长于布里奇波特社区的爱尔兰裔马丁·肯奈利，被推举为新市长。



第24张图片

（马丁·肯奈利）

戴利倒没被牵连，但空有好名声，没头衔。于是他密集走了两步棋：

他暗中拉拢在11区势力上升的波兰裔力量，协力赶走当时健康状况不好的11区选区委员、与他相互支持多年的老友休·康奈利，取而代之成为11区新选区委员；


伊州新州长阿德莱·史蒂文森，是靠阿维支持才上台，而阿维需要强大的11区支持才能连任，于是戴利让阿维要求史蒂文森任命戴利为伊州税务局局长。



第25张图片

（史蒂文森）

随着该任命在1949年发布，戴利只用两年时间，便从一无所有的吉祥物，变成在CCDP和伊州政府都有实权的中坚力量。


不到一年后的1950年1月3日，库克县书记去世，戴利马上又开始争取这个位置。在史蒂文森和阿维的背书下，戴利成了临时县书记，并通过不久后的竞选顺利转正。



第26张图片

（史蒂文森和戴利）

不过，阿维这棵树戴利没能靠太久，因为前者自身根基就不稳。1950年，阿维被主导14区和19区的纳什派赶下主席台，继任者之战再次打响。

眼看僵持不下，CCDP再次使用老套路：他们让年事已高的中立区44区的选区委员约瑟夫·吉尔成为新主席。局面暂时恢复平静。


第27张图片

（左：戴利，右：约瑟夫·吉尔）

人人各怀心事，静待下个机会。戴利也不例外。


3


新市长肯奈利不仅没改善芝加哥腐败老巢形象，还通过减少各区赞助岗位，得罪了县民主党人。他还大规模打击给黑人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的“黑带”赌博和出租车行业，引起黑人滔天民怨。


这样一个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个遍的人，竟迟迟不下台，不是因为他有过人之处，而纯属是因为县民主党内斗太严重。无论是阿维-戴利派，还是纳什嫡系旧将一派，都无法彻底扳倒对方、把自己人推上去，只好把肯奈利拱到前台当缓兵之计。

1953年7月，县民主党主席吉尔正式递交辞呈，两派人的矛盾和权力争夺战彻底公开化。

正如职业生涯每个关键攀爬节点的好运一样，这一次，戴利也被幸运之神以极其戏剧化的方式宠幸了：

纳什派核心人物、号称芝加哥非正式市长的克拉伦斯·瓦格纳，在一次出游时意外离世。

纳什派受到重创，戴利得到了一份从天而降的超级大礼。1953年7月，他当选新一任CCDP主席，站上了库克县，乃至整个伊州的权力体系顶峰。

戴利的管理能力一如既往地高效强势。他每周组织候选人开竞选战略会，每晚安排各选区播放15分钟的“民主新闻报道”，传播官方路线，要求候选人深入公民团体和社区组织。他也是最早意识到郊区重要性的政客，他定期与30个郊区选区委员会面，鼓励他们密切参与CCDP日常管理。


那些行事太过理想主义的官员，在戴利手下没活路。芝加哥住房管理局（CHA）负责人伊丽莎白·伍德，不仅想通过公共住房项目整合种族居住隔离的状况，还拒绝在CHA为戴利的堂亲约翰·戴利安排工作，最后被戴利扫地出门。


第28张图片

（中间女子为伊丽莎白·伍德）

外界猜测，野心大如戴利，早晚会把芝加哥市长一职也纳入囊中。戴利急撇清，说只要肯奈利有意连任，他便会支持。

嘴上这么说，但自戴利上台后，肯奈利便一直被排挤在CCDP核心圈之外。戴利控制的提名委员会，以47比1的票选结果，提名戴利参加市长竞选的党内初选。事后戴利还演了一出佯装意外的戏码。

他的竞选资金有两大来源。一是每个选区例行缴纳的“评估费”，二是与库克县和芝加哥签订了政府合同的公司的“进贡”。

戴利的初选带有典型CCDP风格。他和选民少接触，多数时间花在和选区委员及选区队长沟通，并为这些队长举办了许多午餐会和集会。

彼时已卸任的前改革派州长史蒂文森、芝加哥几大工会，出面为戴利背书。戴利的爱尔兰贫民背景，亦为他加分不少。

种族问题本来对戴利来说比较敏感，但在芝加哥黑人中拥有巨大影响力的黑人国会议员威廉·道森，因与肯奈利不睦，也支持戴利。


第29张图片

（道森）

此外，偷票现象猖獗到几近半公开，常有选区队长陪同选民一同进入投票亭。


赢下党内初选后，戴利遇到的共和党对手，是个人魅力远超他的罗伯特·梅里亚姆。按说在电视媒体已非常流行的年代，没有吸引力对候选人来说算是较大缺陷，且戴利的竞选纲领毫无新意、满是陈词滥调（通过增编警察队伍来打击犯罪等等），但他和他通过CCDP培养的关系网络底子太厚（例如劳联就一直力挺他），又使了许多阴招（包括他一面拉拢黑人领袖道森，一面又造谣梅里亚姆的老婆是黑人，令其失去白人选民支持），再加上他的竞选经费是梅里亚姆的三倍，因而气势如虹。

虽然梅里亚姆最后发现，CCDP占据上风的选区，有至少十分之一选民是不真实存在的“幽灵选民”，但他已无力回天，因为选举委员会主席、县法官等负责裁判的关键岗位，全部是戴利亲信。

1955年，戴利靠操控CCDP这台强大机器，当选新一任芝加哥市长。至此，身兼CCDP主席和芝加哥市长二职的他，成了绝对的地方一霸。


第30张图片

（赢得市长选举的戴利）

而且，他的权力掠夺仍在继续。


4

戴利屁股刚沾上市长之位，就开始着手把编制城市预算，从市议会转到自己手里，并取消市议会批准市政合同的规定。


他给自己的“人情银行”存钱。比如，若某选区想建议进行某项市政工程，那么相应议员会被要求必须向戴利本人汇报。若得到戴利批准，那么该议员必须亲自向致谢。自此，这个议员就欠下戴利一份情，日后若戴利需要，他必须还这份情。

戴利用这套黑道逻辑，运营CCDP和芝加哥的白道体系，而确实也只有戴利这一套，才能在芝加哥行得通。这里的市议会议员，个个痞气十足，甚至有议员开枪打死过警察，技术官僚哪管得住这些人？

戴利身边核心圈，全是和他一样出身底层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工人后代。为搞平衡，戴利谨慎地给黑人和犹太裔零星保留了些边缘职位。

说起来是亲疏有别，但其实戴利没有真正信任过任何人。他防着所有人。他叫得出大半个市政府员工的名字，但这些人谁都不敢说自己了解戴利。相识多年的老友直呼他的名字，会被他厉声纠正：“你永远记住：我是市长。”

戒备心是他的人生底色。对内，他一辈子没有花边绯闻，只真心信任他老婆；对外，他只向媒体透露他想透露的数据，别的一概不提，全靠记者自己找门路。


CCDP臭名昭著的政治资助，被戴利“发扬光大”。所谓政治资助，即由政府向基层提供大批公务岗。想得到这些岗位，首要条件是有推荐信，即“上面有人”。

这些岗位数量惊人，以库克县巡回法院为例，该机构的1700名书记员里，有四分之三是政治资助岗。拿政府合同的私营企业，内部也有许多政治资助岗名额。

得到这些这些工作机会的人，自然完全听从上级政府官员指挥，在政治竞选中，他们既是选民，也是志愿者，往往发挥重要作用。

据统计，一个资助岗通常会带动他身边十个亲友一起投票，即，若CCDP提供了四万个资助岗，那么他们相当于控制了四十万张选票，在竞选中的优势不言而喻。

政治资助岗分给哪个区、分多少，是精妙学问。戴利会亲自面谈所有选区委员，商谈选区的年度配给额，而这额度，是戴利团队仔细复盘前一年该选区在竞选活动中的表现后定下的。

当然，庞大数据之外，也要考虑那些纸面外的复杂因素，这就全靠戴利的政治直觉了。


戴利格外痴迷政治资助，原因除在竞选上的优势外，更核心原因，是这套制度极贴合他想占有和控制事物的本性。政治资助可以令他持续控制别人。他不喜欢结束了一个项目就和他一拍两散的“临时工”。


一味搞虚头巴脑的政治游戏也不行。戴利接盘的芝加哥，面临诸多问题，人口下降，制造业岗位外流到库克县郊区，屠宰业王者的桂冠也被内布拉斯加州夺走，市核心商业区一片萧条。


要建设就需要钱。戴利制定了3500万美元的1956年建设预算。钱从哪来？征税。但即便对CCDP这样的体系来说，贸然提税都有颇高风险。


戴利于是钻了漏洞：伊州法律允许芝加哥市长在州议会批准的情况下直接提高销售税，无需全民公投。共和党州长威廉·斯特拉顿同意了这一计划。外界传说戴利给斯特拉顿的交换条件中，包括未来在州长连任竞选中不明确站队。


第31张图片

（斯特拉顿）

戴利做得最大张旗鼓的，莫过于城市清理运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从政府到市民，人人积极投身其中。

倒不是戴利想让老百姓住得干净，而是因为他实在权势滔天，许多人在他上台之初，预测他会让芝加哥人生不如死。戴利的幕僚于是给他提了条重要建议：

“把钱花在选民看得到的地方。”

还有什么能比整洁的市容更容易被看到？于是那些被多征走的税都花在了哪，便也无人太过纠结了。而且浩大的市容整顿工作，令戴利有了进一步扩大资助岗编制的正当理由。


芝加哥市核心商业区振兴项目，被戴利当成与两党金主结成政治联盟的机会。该市最有影响力的富豪，为振兴商业区，在1956年联合成立了芝加哥中央区委员会（简称CAC）。戴利与董事会的共和党富豪积极交好，采纳他们的市政建议，以争取这些人支持他日后的竞选。

这个竞选，指的不只是戴利自己的连任竞选，还包括议员等大量民选职位。戴利组织了提名委员会，成员都听他指挥；民主外壳下，内核是绝对独裁，戴利不认可的人，连参与竞争的入场券都得不到。


5


公共住房项目是戴利制造的又一个烂摊子。他上任前，联邦政府为芝加哥拨款，用于在该市建造四万个公共住房项目，戴利上任时，已建造及正在建造的项目不到一万五千个。

戴利喜欢公共住房项目，因为这可带来联邦拨款、创造大量资助岗，还可以加固种族隔离。

从政治层面来说，种族隔离的作用不是歧视，而是明确各选区人口构成，使其便于管理。黑人如集中于少数几个选区，那么戴利只要控制这些选区的委员即可；若黑人和白人混居，控制黑人选票的难度会大增。

完全出自戴利之手的公共住房项目中，最典型且最臭名昭著的，莫过于罗伯特·泰勒居民区。该小区位于芝加哥南部，1962年竣工，由28座建筑构成，可容纳两万多人居住。当然，依戴利之意，这两万多人自然都是贫困的黑人。


第32张图片

（罗伯特·泰勒的最后一栋楼）

罗伯特·泰勒小区后来变成黄赌毒横行的贫民窟，多年后甚至成为学界研究黑人贫困问题的经典案例，足见其规划之烂。

戴利不仅无意改善底层黑人的处境，还想敲掉罕有的位居高位的黑人。威廉·道森作为黑人意见领袖，不仅在戴利几次关键竞选中发挥汗马功劳，还是戴利掩饰种族问题的最好遮羞布。


第33张图片

（道森）

但随黑人人口增多，道森的影响力也在增加。戴利决定在局势失控前斩草除根。他开始频频插手本该由道森做决策的事务，并公开支持道森的反对派。久而久之，道森被架空。

黑帮是另一个戴利绕不开的话题。上任不久，他就没理由地解散了监视渗透黑帮组织多年的芝加哥警局情报部，令芝加哥在打击黑帮方面的成果倒退十年。他甚至有个专门与黑帮对接的助理。


原因主要有二。黑帮控制着第1和第28选区，选区委员完全是黑帮傀儡，戴利不服不行；戴利个人和黑帮渊源很深，据传他当年能成为11区委员，背后有黑帮资金支持。


戴利不怕外界知道这些，因为没人动得了他。1957年夏天，有人秘密揭发称，戴利当市长的两年里，通过公务员考试被录取的人数减半，资助岗位却增加75%。不合理的还有戴利那年的市政建设预算：有1400万美元，用于给戴利手下的公务员“涨薪”。


事情沸沸扬扬闹了一阵子，便也不了了之。



6

芝加哥的市政建设，因牵涉种族隔离等历史问题，非常复杂。但不管复不复杂，戴利都不在意。他的脑子半点都没长在为民服务上，全心关注的，有且只有如何攫权。


他1958年8月公布的芝加哥市区重建计划，便是这种思路下的产物。这项预计花费15亿、横跨22年的项目，背后最大智囊，是戴利的“金主团”CAC。谁是最大获益者不言而喻。


重建项目最严重问题，是只惠及市核心及周边个别白人聚居区域，且在物理上加剧种族隔离。芝加哥至今仍是美国种族隔离程度数一数二高的大城，戴利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是重建计划的重点项目之一，其背后亦有戴利的政治目的：该校隶属州立大学系统，因而可吸纳更多州拨款。



第34张图片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一角）

该校的校址选择，也加强了种族隔离。校区所在的哈里森·霍斯特德区，原本是芝加哥少数几个种族融合的区域，但落成后的学校，将市核心卢普区和黑人聚居区隔开，久而久之令哈里森·霍斯特德变成了纯白人社区。


奥黑尔机场是戴利的重要政治遗产，其规划、建设、扩建、投用的过程，尽显戴利纵横捭阖的手腕。他游走于CCDP、州议会、市议会、航空公司间，逐一击破融资、运力保障、跨区选址、机场高速收费、运营成本等艰难问题。竣工次年，奥黑尔机场成为全球最繁忙机场。


第35张图片

（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奥黑尔机场落成典礼上讲话）


不过，油水如此大的项目，戴利自然不会令其外流，关键环节的招标，全被戴利的关系户包揽。比如，飞行保险合同被一家名叫机场销售公司的公司独揽，而戴利的嫡系汤姆·基恩在该公司任职高管近十年。

戴利以大大惠及富豪阶层的城市建设，来讨好两党，尤其是共和党那些原本看不上他这种天主教移民穷二代的金主，并取得斐然成效。这些老牌富豪也乐于应戴利之邀，加入他组建的各类委员会，挂个虚名、拉进关系。

借此，戴利为1959年连任竞选攒足资本。这一点是他和四年前那场竞选的最大区别，也是他和本次共和党竞选对手蒂莫西·希恩的最大区别。

在戴利已取得芝加哥所有富豪和工会的支持后，希恩举步维艰，只筹得13万美元竞选资金，为大萧条以来最低市长竞选资金。

戴利赢得毫无悬念。新的四年开始了。



7


戴利的第二个任期，开始得辉煌异常。1959年6月，英国女王访问芝加哥；7月，戴利当选美国市长会议主席，成为了美国城市事务重要代言人之一；8月，耗资2000万美元的哈特福德大楼建设计划公布；年底，戴利一项宣布为期五年、斥资7.51亿美元的城市建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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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利与英女王）

丑闻很快出现。1960年1月，一个叫理查德·莫里森的落网小偷，被捕后供出多名芝加哥警察协助他作案，且和他分赃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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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为理查德·莫里森）

芝加哥警方的腐败无人不知，几乎成了城市文化的一部分，但即便在这种背景下，这桩名叫萨摩戴尔警察丑闻的新闻依旧震动全市。


戴利的应对方式，基本是他进行公关危机的最常见模式：成立调查委员会，找个名声好的学者任一把手，再安插亲信当二把手，以暗中监督一把手；撤掉警局局长，换个自己人；过阵子委员会出个不痛不痒的报告，待民愤冷却，事情便也过去了。


萨摩戴尔丑闻即是按照这个流程走的。最后，八名芝加哥警察入狱，数百名警察进行测谎。热度过后，这件事很快从报纸头版消失。

彼时戴利更关注的，是一个叫肯尼迪的参议员。二人同为爱尔兰裔天主教民主党人，肯尼迪的富豪爸爸约瑟夫，和戴利相识逾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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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党内潜力之星的肯尼迪决意竞选总统，而戴利控制着民主党全国党代会伊州69名代表中的50人，影响巨大。两方都从彼此身上看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有了新相好的戴利，马上抛弃同样有意于总统竞选的老盟友史蒂文森，哪怕后者亲自打电话忆往昔，戴利也不为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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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利与史蒂文森）

但素来不在意人情世故的肯尼迪，一点不给戴利面子。赢得党内初选后，他不仅选择戴利最不喜欢的林登·约翰逊为竞选搭档，还对戴利说：“我不是靠你或者任何其他人得到提名的。我是靠自己得到提名的。”


戴利狠吃一记闷亏，气得脑壳冒烟，但事已至此，继续支持肯尼迪是对他最有利的选择。肯尼迪的伊州竞选，实际由戴利全权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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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下伊州，对戴利来说易如反掌，台面上下，各种说得说不得的手段，戴利无不用到极致。大选之日，芝加哥选民投票率89.3%，而全美平均投票率65%，足见戴利之尽心尽力。


最后，肯尼迪不仅拿下伊州、顺利当选总统，在芝加哥的优势票数更是达到惊人的45万多张。戴利的政治影响力，借此伸向白宫。


至于选举后关于戴利在全州操纵了几十万张选票的调查、重新计票和诉讼，对他来说已不算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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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与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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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利）


回到芝加哥的戴利，有许多待处理事项，但最紧要的，是斥资巨大、浸透戴利野心的市政建设工程。

除奥黑尔机场和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分校外，闻名后世的西尔斯大厦（后更名为威利斯大厦）、麦考密会展中心、伊利诺伊中心、联邦大厦、法院大厦、公平大厦、论坛报大厦、水塔广场等等，均在戴利任期内提上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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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天际线处处是戴利的影子）

他从不做没回报的事。市政建设规划最大受益区，是卢普等核心区，而这些区得到的收益和补贴，最终落到戴利的金主团CAC口袋里。


心花怒放的芝加哥商界，于是在戴利正式宣布参加1963年竞选前，就放话一定保他连任成功。

戴利这年的共和党竞选对手本杰明·阿达莫斯基，曾任库克县检察官，实力强劲，当年萨摩戴尔丑闻闹那么大，背后有他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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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阿达莫斯基）

戴利不甘示弱。1963年1月2日，他提交一份16英尺高提名请愿书，含75万人的签名，气势惊人。《时代》等媒体为戴利奏赞歌，夸奖他为芝加哥市政建设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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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杂志为戴利奏赞歌）

竞选中发生一桩惊悚命案。戴利亲选的24区委员本杰明·刘易斯，被人拷在办公室椅子上，头中三枪身亡。这桩命案，成了两派互相攻击的新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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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刘易斯）

丑闻对戴利冲击明显。虽他最后凭其政治根基赢得连任，但得票率仅为56%，大大低于四年前的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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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利）

这结果把戴利推到严峻抉择口。他得到81%的黑人选票，是否要走进步派路线，继续拉拢黑人和温和白人选民？

黑人民权运动，是20世纪中叶美国社会关键词，戴利不是唯一一个面临这抉择的政客。各人选择不同，而戴利最后决定继续骑墙，既维持种族隔离，又持续向黑人选区输送政治资助工作岗。


大约半年后，一件惊天意外，把戴利，以及所有美国人的注意力，从没完没了的种族冲突中移了过来：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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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的肯尼迪和戴利）

戴利各方面受到巨大冲击。肯尼迪是他最位高权重的政治盟友，而继任总统林登·约翰逊，和戴利关系不佳。

但约翰逊对戴利的重要性非常清楚。1964年大选近在眼前，约翰逊拿出他嘴上抹蜜的技能，迅速和戴利套近乎。二人很快成新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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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和戴利）

以戴利自小形成的天主教社区崇尚自力更生的价值观，无法认同约翰逊推行的反贫困、增福利的政策。但他还是支持这个新盟友，因为这些政策能给芝加哥带来联邦拨款。


他那时提出的1964年5.32亿美元市政预算，正面临巨大公众压力。戴利政府的腐败记录再被翻出，翻倍的资助岗数量，以及这些岗位理不清的高额工资，都是外界开炮目标。


于是执行约翰逊的亲贫民政策，成了戴利最好选择，但具体落地时，又充满芝加哥地方特色。戴利哪能容忍权力下放？他组织了专门团体，亲选其高层，这些高层再选择基层代表。


简单来说，是个迷你版CCDP。

1964年，约翰逊赢下总统选举，其中在伊州的优势票达90万张。这结果，充分说明戴利在种族问题上当骑墙派的正确性。彼时单是芝加哥，便有一百多万黑人居民，伊州注册在案的黑人选民，八年内增加30万。这些人，是把民主党人送到白宫的关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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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日约翰逊收看实时票选情况）

选举结束不久，戴利发布1965年市政预算，很识相地把资助岗数量减少25%，并承诺增加正规渠道的公务员选拔量。


戴利当年为防止黑人手下道森势力膨胀，而将其架空，这次他如法炮制。他牵头与芝加哥有组织立法委员会商议，将黑帮主营业务赌博定为重罪，不久，这项法案被伊州州长签署为正式法律。


黑帮对戴利来说已没有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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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运动在1965年春进入新阶段，代表人物是诺奖得主马丁·路德·金。《民权法案》《投票权法案》依次通过，联邦层面的站队也已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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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和戴利）

政治和经济的实际赋权，各地情况相差巨大。在芝加哥等北方城市，黑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法律上虽人人平等，但就业歧视、居住区域规划等隐性歧视极难消解。


金决定以芝加哥为北征行动的重要站点，部分原因是因为戴利对这座城市有绝对控制力。他只消说服戴利，便可推进政治议程，做事效率比那些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城市高得多。


戴利台面上给足金面子，但二人无论为人还是做事，核心逻辑完全不同。戴利讲求把一切事务纳入他的体系，以他的模式践行政治，即不断的利益权衡、条件交换、派系站队，来求得最终的投票结果；金的政治观更理想化，他对投票不敏感，最趁手武器是口号、游行和演讲。


另外，二人对种族隔离看法不同。金认为芝加哥是北方种族隔离最严重城市，但戴利认为芝加哥是社区之城，不同族群分开住只是出于同类群居的本能，既然（像他这样的）爱尔兰人能在贫民窟努力打拼，为何（像金这样的）黑人不可？


戴利在这个问题上的困惑是真心的，他是真的不懂为什么黑人总是在争取权利。出于同理，1965年8月的西加菲尔德骚乱发生时，他未多做考察，便将其定性为流氓行为，导致骚乱产生的深层社会原因他不多想。

当然，对戴利来说，金的诉求里，最要命的还是种族混居。各族裔通常只支持他们的“自己人”，所以混居会大大削弱各选区委员对选票走向的控制，进而令戴利对选民的控制力减弱。这触碰了戴利的底线。


同样因这控制欲，导致联邦反贫困项目在芝加哥落地时，被戴利全盘掌控。相关委员会成员只有三分之一是民选，其余全由戴利任命；联邦拨款不仅没有流向穷人，甚至有27%的受捐者，是顶级收入人群。


如有人要打破这种控制，戴利会强势反击。1965年10月，时任教育部长的弗朗西斯·卡佩尔，未和戴利沟通，便公开说芝加哥的学校系统不符合《民权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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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卡佩尔）

戴利气疯了。约翰逊为安抚戴利，特将原定与教皇的见面推迟。最后，拨给芝加哥的联邦教育资金一分没少，愣头青卡佩尔则在事发次年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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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毕竟不是卡佩尔这样的小喽啰。尽管戴利万般不情愿，以打破种族居住隔离为重要诉求的芝加哥自由运动，仍在1966年1月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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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自由运动）

不过金很快就发现，无论是这座城市，还是这里的居民，都和他们以往经历的不一样。

芝加哥太大，人种构成上也不是“非黑即白”，单是白人内部，便可细分为爱尔兰裔、波兰裔、犹太人、立陶宛裔等等，各群体文化背景皆不同。


最特别的是这里的黑人群体，政治诉求非常多样。

南方政客不需要黑人的选票，因而得不到政治回报的黑人，愿意毫无保留支持金。芝加哥就不一样了，戴利实打实需要靠黑人选票上位，他因此会给黑人提供资助岗，会在必要时提拔黑人管理者，也会冒着被极端白人主义者批评的风险，在种族议题上不站队。


因此，那些得到好处的黑人，尤其是已手握权力的黑人领袖，对金持观望和保留态度。


赫赫有名的极端黑人主义组织伊斯兰民族组织（简称NOI）则反对种族融合，因为他们极端仇视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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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与NOI代表性领袖马尔科姆·X）

芝加哥黑帮中的黑人帮派，也需要金费尽心思和口舌来拉拢。

戴利心知无法强压金，索性另辟新路。他陆续推出一系列消除芝加哥贫民窟的具体执行方案，承诺最晚到1967年拆除市内所有破败建筑。


戴利嘴上不承认，但他这些做法明显是讨好和拉拢金。他还默许金夺取公寓控制权的活动、在金出席重要场合时主动安排警卫、推出效仿黑人的面包篮子行动的黑人就业促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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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与戴利会面）

这些举动，毫不动摇戴利的执政根基，却给足黑人群体面子，以致金公开表示毫无反戴利之意。相比南方那些公开打压黑人的政客，戴利手段高明太多。


但随着黑人民权运动在全美范围内声势不断上涨，形态愈发激进，芝加哥的假太平终究被撕破。1966年7月，金发表演讲：“我们必须在1967年市长选举之前，让芝加哥每个达到选举年龄的黑人注册......我们的选票将决定谁会成为明年的芝加哥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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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愈发紧张的关系，伴着7月、8月发生的无数起暴乱，令芝加哥1966年的炎夏格外漫长。


其实他俩日子都不好过，金尤甚。他在芝加哥待了这么久，声势浩大，但并无实质性胜利果实。情急之下，他公开说戴利对芝加哥种族问题的复杂性理解不够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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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金在芝加哥的一次演讲中被抗议者用石头砸到）

戴利对种族问题确实没想透，因为他从来没想过解决种族问题。他要的是示威停止，要的是芝加哥恢复往昔模样，要的是抢尽风头的金赶快走人，要的是芝加哥的政治影响力重回他一人手里。

但他同样深知，使用武力强压只会令黑人更逆反。他需要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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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关于种族住房问题的谈判，于1966年8月中旬开始，地点是戴利选择的圣詹姆斯大教堂。

戴利很聪明地以调解人自居，而谈判双方，分别是金和芝加哥房地产委员会。期间金数度想把戴利拉入战局，均被其闪躲。


第一场谈判无任何进展。戴利对等待对方承诺不再游行已没有耐心，遂命令库克县巡回法院出一份法院令，对芝加哥市内组织的游行，从频次、人数、路线、时间等方面进行了严格限制。


这份禁令，令黑人民权运动代表们在愤怒之余，深感震惊，因为以往无论多位高权重的种族主义者（例如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都搞不到这样一份禁令。戴利之权势滔天可见一斑。


后续谈判看似有进展。1966年8月26日，芝加哥住房管理局宣布一项协议，承诺在白人居民占多的地方也建设公共住房，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同意对所有种族提供抵押贷款。


这份答卷，对当时的金和戴利来说，最大作用是让他们得以喘息：

戴利不仅终于送走金这尊大佛，还可借此安抚黑人选民（尽管很多黑人觉得协议内容太笼统敷衍），若再有人游行示威，他便有立场直接打压了；

金终于有了离开芝加哥的正当理由（芝加哥一役艰难度前所未有，但作为黑人民运领袖，他必须体面离开，不能直接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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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与金）

芝加哥自由运动，给伊州民主党留下巨大负面影响，最直接的结果，是1966年的中期选举中，来自伊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保罗·道格达斯惨败。


戴利先前预感到这结果，因此早早放话，称完不成拉票任务的选区委员会被严厉处罚，但大势难逆。


这令他压力更大了。因为下一年，他自己也要开始连任竞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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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戴利来说，1967年的市长竞选，与以往的相似处，是来自商界、劳工等领域老盟友一如既往的支持；最大不同，是多了个逃不过的大热议题——种族问题。

这一次，戴利心中天平，轻摆到与以往不同的方向。那年市政府年度预算会议上，他将之前与金达成的协议，定性为没有法律约束力的“道德协议”，引起许多黑人不满。年度规划里那句“减少白人家庭未来的损失”，是戴利向白人选民暗送秋波。

好在戴利的共和党对手约翰·瓦纳也面临同样问题，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优势。

2月28日的党内初选上，戴利手下的选区委员们给他拉来42万张票，而瓦纳同期得到7.2万张票。这次虽不是二人直接较量，但实力对比已昭然。


最后，戴利以碾压态势，得到73%选票，赢下所有选区，总票数近80万。

票型则显出戴利竞选策略之明智。不仅白人选民对他的支持率，从四年前的44%升至69%，投给戴利的黑人选票，也比投给瓦纳的多出一大截。

那年5月，戴利被约翰逊和国会授予1967年民主党年度人物荣誉。下半年，约翰逊在戴利的要求下，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举办地定在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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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利与约翰逊）

全美范围内的种族暴乱仍在持续，单以7月的纽瓦克暴乱和底特律暴乱来说，便累计造成70人死亡和数千万美元财产损失。戴利对此类事件发表极严厉评价，称带着实弹的国民警卫队，已遍布芝加哥街头，“只要我还是芝加哥市长，法律和秩序就会占上风”。


戴利的话语产生了神奇功效，那个夏天，全美一百多个城市发生暴乱，唯有芝加哥片叶不沾身。


戴利的政治威信，因而变得更高，因为许多人开始相信，联邦政府反贫困项目的资金，被发生暴乱的地方用于资助这些叛乱活动。就连原来批评芝加哥反贫困项目被戴利控制的自由派，都开始认同戴利的观点，即不受政府控制的扶贫，比不扶贫更可怕。


于是，当马丁·路德·金于1968年4月4日遇刺身亡，全美一百多地发生大暴乱，芝加哥也未能幸免时，戴利是唯一一个敢下令让警方当场射杀纵火犯和抢劫犯的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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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问题后的下一个大议题，是越战。1967年时，越战已是约翰逊政府吃不下、扔不掉的烫手山芋，美军伤亡人数达八万，但毫无胜利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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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

戴利本心对国际事务毫无兴趣，直到芝加哥本地，乃至他亲友家的孩子里，也开始出现从战场送回的伤员乃至遗体后，他才开始对越战形成个人感受。


当然，说一千道一万，戴利最关心的，永远是越战对芝加哥民主党体系的影响。他认为越战和民权运动一样，会撕裂选民，给独立候选人可乘之机，因此一度反战。


民间对越战的反感，令约翰逊的支持率创新低。欲取而代之的罗伯特·肯尼迪，大力游说戴利支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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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肯尼迪与戴利）

戴利对是否背书罗伯特持极谨慎态度。工会的支持对芝加哥民主党素来重要，而约翰逊和工会关系紧密；罗伯特·肯尼迪不和建制派抱团的作风，也同戴利价值观不符。

最令戴利无法放下心的，还是罗伯特·肯尼迪这个人本身。罗伯特·肯尼迪早年凶悍打击有组织犯罪，后来又对黑人等弱势群体充满同情，性格真实强硬、不断变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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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肯尼迪）

简单来说，罗伯特·肯尼迪当不了傀儡。戴利永远没法像控制其他民主党人那样控制他。用这样一个不确定因素，替换老狗般忠诚的约翰逊，对戴利来说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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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戴利很快也没必要考虑支持谁了：1968年6月，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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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肯尼迪遇刺）

于是，本就激烈全美抗议活动，开始从街头蔓延到大学校园。抗议者的构成，从主要参与组织的名称可知：国际青年党、结束越战全国动员委员会、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妇女和平罢工、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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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来说，8月底举办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是需要攻占的重要堡垒。戴利作为会议举办地芝加哥无可争议的国王、建制派的象征、约翰逊的盟友，自然成了最大靶子。

戴利的回应明确而强势。会场周围设立了七英尺高铁链围栏，附近井盖全被封死，周边有消防员阻拦抗议者，会场内部给特工专门留了一条盯梢带。全市一万多名警察实行12小时轮班制，随时准备按预定作战方案出动。数千名伊州国民警卫队人员，及7500名从其他州调来的防暴部队在附近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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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利还在抗议组织里安插了卧底，收集信息、破坏活动，单是芝加哥警方，便安排了八百多名线人。多年后此事才为外界所知。


除“大棒”外，戴利也紧急发了许多“胡萝卜”。会议开始前几个月，他启动了一项斥资2750万美元的旧公房改造项目，通过了公平住房法修正案，并以马丁·路德·金的名字重命名了一条大道。


会议开始前一晚，即1968年8月25日，冲突还是升级了。警方冲进林肯公园清场，那些本打算在公园过夜的抗议者和媒体，遭到持续殴打。整整三个小时后，公园终于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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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采访抗议者）

次日的开幕式上，戴利发表讲话，重申他将对抗议者的立场不变：“只要我还是这座城市的市长，法律和秩序就将存在于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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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内的戴利）

但会场外早已没有“法律与秩序”。那晚，林肯公园发生了后来被称为“警察暴动”的恶性事件。警方向抗议者、记者和围观群众发射瓦斯、挥舞棍棒，大喊“杀！杀！杀！”，有些警察甚至摘掉了自己的徽章和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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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局势丝毫没好转。截至8月29日大会结束时，共有一人被杀，伤者（含警方）近千人。


戴利因此在会场内外都受到巨大压力，整个民主党的形象亦受到牵连。他原本钟意的总统候选人，无论是约翰逊，还是肯尼迪家仅存的政客爱德华·肯尼迪，都因各自原因，坚决拒绝了戴利的竞选邀请。


最后，在一片混乱里，戴利事先完全没看好的反战派休伯特·亨弗莱，成为总统候选人。亨弗莱是缺乏出众手腕和胆识的骑墙派，当选不久便被多方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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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伯特·亨弗莱）

这场在戴利的主场举办的重要会议，不仅没有给戴利带来利好，还令他的形象，在国家级政治舞台上，受损到前所未有的程度。9月9日，戴利召开了大会结束后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但没多久便被记者的提问激怒，当场怒飙脏话，压力之大显而易见。

那年下半年，整个民主党日子都不好过。11月，共和党人尼克松赢得总统选举，伊州州长之位亦由共和党人理查德·奥格威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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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利和尼克松）

有记者问戴利担不担心这个新州长会撼动伊州民主党体系，戴利回：“你试试看！”

1968这个年份难熬到什么程度？以戴利政坛打滚数十年的资历，心智早已磨炼得如钢铁般坚硬，但这一年的风风雨雨，竟给他留下巨大精神创伤，几乎令他对“年轻人”“学生”等字眼产生应激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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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69年，他连遇挫折。2月，伊州北区法院判定黑人高特罗诉芝加哥住房管理局在公房选址时实行种族隔离一案胜诉，而做出此判决的法官理查德·奥斯汀，是戴利当年一手提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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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奥斯汀）

戴利在种族问题上素来不公开站队，但随着这个判决在具体落地时遇到诸多困难，奥斯汀发布了一系列补充指令，详细明确在白人社区设定的公房比例，引发白人强烈反弹，令戴利也被拉下水。

同时，黑人和自由派白人对戴利的支持率，受先前一系列抗议活动，及后来的七君子审判、射杀黑豹党成员弗雷德·汉普顿等事件影响，变得更低，汉普顿遇害案更是被称为令黑人群体“彻底打破束缚他们的民主党机器枷锁”的里程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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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汉普顿）

黑人选区第2区和自由派白人选区第44区的选区委员，都在新一届竞选中，由戴利体系外的独立候选人当选。

虽然戴利仍控制近80%的选区，但这类变化足以反映风向。事实上，当时反戴利派已颇具规模，领袖人物史蒂文森三世，正是当年被戴利弃如敝履的阿德莱·史蒂文森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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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森三世和戴利）

戴利的应对之策，是推荐史三世为国会参议员竞选候选人。在戴利体系的帮助下，史三世顺利当选，遂转变为戴利盟友。


隐患还在其他数据上。白人选民开始向郊区转移，导致芝加哥注册选民数从1966年的170万，降至155万。政府资助岗达到创纪录的15680个，而这一数字在1955年戴利刚当选市长时仅为3478个。


以上种种，令戴利1971年连任竞选初看起来危机四伏。

不过，针对种族和公房这两个纠缠在一起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戴利在竞选中提出了非常前卫且睿智的观点，即贫穷黑人住在郊区更好，因为郊区有更多赚钱机会。多年后，自由派经济学家提出了类似观点。

最后令戴利赢得连任的，根本上还是他控制的民主党体系。他如探囊取物般得到70%的选票。黑人选区一如既往全部被他拿下，但细看支持率，却比四年前的竞选下降21%。


当然，悬殊比分背后，少不了偷票等上不了台面的芝加哥民主党“传统艺能”。


此时戴利已年近古稀。艰难的1968年、刚结束的竞选，以及年龄带来的自然衰老，令他变得更加疲惫低调，性情变得古怪暴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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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利）

戴利的长期反对者兼作家迈克·罗伊科，在这段时间出版了一本专门抨击戴利的《老大》一书，虽一度被禁售，最后因民间呼声太高，又恢复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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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封面）

值得玩味的是，这本书卖得最好的地方，都是戴利的铁票仓区域。


还有许多裂缝渐次出现。1971年，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奥托·科纳因受贿被判处三年徒刑。科纳是前伊州州长，与戴利有千丝万缕利益往来。扳倒科纳的是尼克松任命的共和党联邦检察官詹姆斯·汤普森。这桩案件令许多人看到，打破戴利看似坚不可摧的政治壁垒并非全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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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汤普森）

同年，联邦上诉法院做出裁决，禁止因工人的政治立场将其解雇。这对戴利的政治体系产生极大影响：既然没有失业的风险，选区的工人自然不会在投票时听选区委员的话。


向来温顺的黑人众议员拉尔夫·梅特卡夫也和戴利决裂了。梅特卡夫接替的是戴利体系的老将道森的议员席位，因此论起来也算戴利派系，但戴利对警察严重歧视虐待黑人行为的不作为，导致梅特卡夫选区选民和戴利体系之间产生巨大裂痕。梅特卡夫迫于压力，选择站在选民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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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二：戴利，右一：梅特卡夫）


这件事成了芝加哥政坛一个里程碑，体系内的黑人开始反抗体系。


更大的冲击还在后头。1968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大部分人的注意力都被警察和抗议者的骚动吸引，因此一项影响重大的政策改变，被许多人忽视了。当时，以参议员乔治·麦高文为首的政党结构和代表选择委员会提出一项规则，要求在国会选区代表的选择上，要根据选区实际人口比例，以更透明公开公平的原则，选出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代表。


这项规则得到联邦法院的判决支持，且其影响力延续到了1972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戴利力保的人选一无所得，最后赢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是当初提出这项规则的乔治·麦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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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麦高文）

戴利毕竟仍有巨大威力，因此会后麦高文拉拢戴利支持自己。戴利也只能同意。二人结成了一个颇为冷淡的联盟。

最后的总统竞选中，麦高文虽赢下芝加哥，却输掉伊州，输给尼克松。同期当选的伊州新州长丹·沃克，则是戴利的反对派，他在整个竞选中都在谴责戴利派系的腐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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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利的王朝初显颓势时，恰是他的下一代接棒之时。1972年，他时年三十岁的大儿子小理查德·戴利当选伊州参议员，沿着父辈的足迹，开启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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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利父子）

而从小戴这一代开始，戴利家族也和其他政客一样，不免俗地卷入了许许多多政商勾结牟利的丑闻里。凡是和小戴的三个弟弟约翰、威廉、迈克尔有关的企业，必能得到油水巨大的政府合同，就连保险执照考试这样的琐事，戴利家的孩子们都被查到舞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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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戴利和小戴）

护犊子的戴利，完全没让孩子们收敛，只是一味怒斥外界的批评。他留下一句“名言”：“如果一个人不能关照他的儿子，那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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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利全家福）

他不仅保护家人，也开始雇佣越来越多的保镖保护自己。但保镖挡不了法律层面的攻击。1973年，詹姆斯·汤普森对号称芝加哥政府二号人物的汤姆·基恩在内的多个戴利亲信提起诉讼，指控他们收受商业贿赂。1974年，基恩被联邦法院定罪，结束了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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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基恩和戴利）

年过七十的戴利，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的颈动脉有部分堵塞；中风后，感官知觉和语言能力受损。1974年5月，他二十年来首次缺席库克县民主党年度晚宴。


顺势让位似乎是合理之选，但这不符合戴利想控制一切的秉性。他的手下们坚决驳斥了外界关于戴利不再参加1975年市长竞选的猜测。

除身体状况外，这次竞选对戴利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他台面上清白无暇的从政记录被打破了。戴利夫妇通过共同持有的埃拉德不动产公司（公司名Elard是戴利夫妇的名字埃莉诺和理查德的合写）持有多出豪宅、地皮、现金、证券。戴利多年来给自己塑造的朴素人设被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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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利夫妇）

但在法律层面的操作上，戴利大概是处理得很谨慎的，因为虎视眈眈的詹姆斯·汤普森并未针对这家公司向戴利提起诉讼。


1975年市长竞选的党内初选上，发生了前所未见的事：三名民主党人和戴利争夺候选人。无论是独立议员比尔·辛格，还是州议会黑人参议员理查德·纽豪斯，亦或是前检察官埃德·汉拉汉，都比戴利看起来更充满干劲、野心勃勃。


但无论多张扬的候选人，都在初选结果公布那天，知道了什么叫“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戴利以58%的选票获胜。


接下来与共和党候选人的竞选，几乎是走形式。哪怕戴利的状态处于个人职业生涯最低点，青黄不接的芝加哥共和党，也找不出半个能和他匹敌的。最后，不情不愿的约翰·霍伦被推到台前，且毫无悬念地输给了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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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霍伦)

但对戴利来说，真正的考验是3月的国会民主党初选。梅特卡夫轻松击败戴利推出的人选，后赢得议员连任，甚至在芝加哥选区委员竞选上，也击败了戴利派出的人选。虽然梅特卡夫赢得选区委员的优胜票数仅有11票，但意义极其重大，因为芝加哥民主党体系此前从未在选区委员选举上失利过。


这对戴利是奇耻大辱，对戴利的反对派是前所未有的强心针。


在地方尚且如此，在联邦政治层面上，戴利的影响力更是式微，他支持哪个总统，对竞选结果已没有太大影响。1976年的总统竞选中，他拖了几个月才站队吉米·卡特，后又态度反复。



第88张图片

（卡特现身1976年伊州民主党大会）


但已不重要了，卡特的党内胜局已很明朗，没人在乎戴利真正钟意谁。

更坏的消息是，那年当选的伊州新州长，正是常年咬着戴利不放的詹姆斯·汤普森。汤普森当选后，嘲讽戴利是“受伤的老狮子”。

似乎所有人都体会到了这种氛围。《芝加哥太阳时报》发表一篇名为《致戴利：终章的开始》，写道：“这篇文章不是理查德·戴利的政治讣告，不过，你可能会想，教堂后面是否开始听到管风琴的音符了。”

“政治讣告”很快就变成了肉身的讣告。1976年12月20日，戴利出席了每年例行的市政府圣诞早餐会，吃完他人生最后一餐，然后前往医院做心脏检查。检查过程中，他心脏病发，抢救无效后身亡。葬礼之奢华隆重自不必说。

那场早餐会的组织费用，按照惯例是走公账，也就是从纳税人口袋里掏的钱。但出席那场早餐会的市府高层，每人也都按会方要求，缴纳了25美元至100美元不等的费用。

那么这些多出来钱去哪了？这是戴利给他的芝加哥人民留下的最后一个小秘密。


第89张图片

(戴利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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