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一些学者作为华人后裔，对华人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更深刻的了解，做了开创性的研究。比如吉恩·基廷斯(Jean Gittins)于1981年在墨尔本出版《从中国来的淘金者：金矿场上华人的故事》(The Stories of the Chinese on Goldfields) ，以写实手法再现了澳洲金矿场的华人生活。基廷斯出生于香港，并在香港度过了前半生，父亲是一个颇有名望的华人。抗日战争期间，她曾被日本囚禁了4年，战后移居澳大利亚墨尔本。由于从小就听家族长辈讲澳洲淘金华人的故事，她的这部介于传记文学与历史研究之间的作品，充满了真实可感的细节。还有像马来西亚华裔学者杨进发，先在新加坡上学，后去澳大利亚堪培拉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70 年移居澳大利亚，在南澳佛林德斯大学任教，主讲东南亚华侨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社会史著作《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 1901—1921年》(The New Gold MountAIn :The Chinese in Australia 1901-1921)，以比较开阔的视野考察了澳洲华人社会的政治组织、经济团体、文化生活 等。华裔学者亨利·陈(Henry Chan Min-his) 出生于移民商人家庭，他大学毕业后辗转于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等的大学，从事历史学的教育与研究，尤其致力于对华人移民史的研究，并参与推动了一些探索历史遗迹的项目。1993年，他提出在澳大利亚中国社区研究中引入女性、婚姻、家庭等视角，并在 2001年开创性地提出“侨乡路径” ( Qiaoxiang/native place Approach ) ，即对19世纪澳洲华人的研究不能仅局限在澳洲，还需要返回中国，追溯华人与其故乡的关联，将中国家庭生活与文化传统纳入研究视域之内。
其次，也有一些与华人并无血缘关联的澳洲学者，纯粹基于个人经历或学术志趣，介入了这一领域研究，比如沃伦岗大学历史学者凯特·巴格纳尔(Kate Bagnall)，1997年从悉尼大学毕业后，曾到中国珠海做了一年英文教师，由此对中国语言、文化和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珠海是近代华人移民的重要来源地，于是，当她返回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时，便选择了新南威尔士的华人移民家庭作为研究方向，进行了持续20多年的研究，并多次访问珠江三角洲，寻找华人移民与其故乡的历史关联。此外像克罗宁这样对华人持同情态度的学者，1982年出版《殖民地的受害者：早期维多利亚州的华人》(Colonial Casualties: Chinese in Early Victoria)，深入探讨维多利亚欧籍白人与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呈现了华人移民在殖民地遭受压迫和剥削的历史。历史学者约翰·菲茨杰拉德(John Fitzgerald)在他的《白色的大谎言》 (Big White Lie)一书中，亦对华人的历史贡献持肯定态度，认为华人移民是澳洲历史的组成部分，反对澳洲历史学界长期以白人为中心的历史论断。
这些研究致力于反思和抨击早期华人史研究中的种族歧视和男权主义倾向，或者称之为单一的“盎格鲁-撒克逊”精英主义框架，力图建构多元文化的历史叙事。他们总体上理解华人移民的困境，肯定华人对澳洲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认为长期以来对19世纪澳洲华人生活的解读并不是基于华人自身的生命体验，存在着大量的缺失和误读，因此试图通过对华人生活史资料的深入挖掘，呈现真实的华人生活，改变以往研究中将华人群体边缘化、污名化的状况。新一轮研究中，除了对已有的英文文献进行再审视与再利用之外，大量民间史料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包括中文资料。比如澳洲华人庙宇记录、商业信息、家族文献等；在澳商会、领事馆、同乡会等华人机构记录；华人社区、华人后裔访谈、调查等构成的口述史资料；照片、图绘、信件、日记、自传、私人文件等中英文个人资料；以及考古、物质文化、历史景观资料等，比如，乡村墓地是19世纪华人生命史最直接的证明，每一个墓碑都昭示着一个曾经在澳洲土地上存在的鲜活个体，而不是作为一个被概念化的、模糊的群像的一部分。此外，1992年开始启动的澳大利亚报纸计划(Australian Newspaper Plan)，搜集、整理大量的老报纸进行数字化处理后，放到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网站上，供公众免费检索和使用，其中包括曾经散落各地的乡村报纸、社区报纸、家族报纸等。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淘金热中，由于大量华人移民的到来，金矿地开始出现了中文报纸。1856年，英国人罗伯特·贝尔 (Robert Bell)在墨尔本附近的金矿区巴拉腊特(Ballarat)创办《唐人新文纸》(The Chinese Advertiser)，是澳大利亚最早的英汉双语报纸，后改称《番唐人新文纸》，之后又更名为《英唐招贴》，这也是“澳大利亚报纸计划”中已经数字化上网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其余两份是《广益华报》 (Chinese Australian Herald，1894—1923)和《爱国报》(Chinese Times，1902—1922)。这些报纸尽管刊载的信息量有限，且多以广告、商品信息为 主，但也成为研究19世纪华人社会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同时，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也数字化处理了大量殖民地时期和“白澳”时期的档案文献。这些史料的拓展改变了以往白人男性中心主义的、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开始形成自下而上的、将中国社区和华人个体置于研究中心地位的更具包容性的视角，力图展现历史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呈现出明显的社会生活史转向，并形成了一些各具特色的研究路径。
巴格纳尔的研究承继2001年历史学者亨利·陈所倡导的“侨乡路径”(Qiaoxiang/native place Approach)，即对19世纪澳洲华人的研究不能仅局限在澳洲，还需要返回中国，追溯华人与其故乡的关联，将中国家庭生活与文化传统纳入研究视域之内。这里的侨乡，指19世纪澳洲华人的主要来源地珠江三角洲，包括香港以及广东开平、新会、台山、恩平“四邑”(See Yap)及南海、番 禺、顺德“三邑”(Sam Yap)等。克罗宁统计维多利亚80%的华人都来自新会和台山，而一半的华人人口仅来自9个姓氏。通过大量的社会史资料的发掘，研究者们关注到，19世纪华人移民在中国的家族和家庭一直作为他们生活的中心，借由信件、汇款和返乡探亲等方式，这些华人移民依然保持着原有的地缘、血缘关系。尤其是那些以“信用票”(Credit Ticket System)方式筹借旅费出国的华人，其在海外的成败直接关系着他们在国内的家庭、亲人的命运和家族的声誉，而他们的家庭、家族也强有力地控制着他们来去澳洲的自由。如赵昌所说，中国传统宗族结构并没有随着近代中国地方经济结构的破产而崩解，其对海外移民运动起到了特殊的推动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华人所娶的白人妻子以及她们生育的孩子会返回中国村庄短暂停留，甚至永远居住下来。麦克·威廉斯( Michael Williams)认为，由于中国家谱遵循的是父系宗族谱系，许多嫁给华人的白人女性从家谱上往往查不到她们的名字，或者只有轻描淡写的几句简单描述。因此，通过“侨乡路径”，将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史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相互补充，可以大大地丰富和拓展澳洲华人家族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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