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园和谋杀有什么共同点?》一文作者蒂姆·布林克霍夫(Tim Brinkhof)看到,不管作者是否有意为之,在花园里犯下的每一桩罪过都会让人联想到《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他们在偷食禁果后,很快就被逐出了伊甸园。亚当和夏娃的儿子该隐因为心怀嫉妒,在田地里杀死了兄弟亚伯。因此,花园是善与恶的战场、生与死的交汇处。
花园的文化隐喻不限于此。布林克霍夫认为,在十九世纪美国的后清教徒世界——爱伦·坡和纳撒尼尔·霍桑的世界——浪漫主义和哥特文学也将户外描绘成神奇或神秘的地方。森林代表着野蛮和异教;花园也在野性力量与文明的交叉点上。
在题为《工人阶级的花园:维多利亚时代的实用乐趣》的文章中,历史学者S. 马丁·加斯克尔 (S. Martin Gaskell) 写道,花园既是上层阶级的私密空间,“无论是紧邻豪宅还是在隐蔽的伦敦广场”;又是娱乐场所,“经常与酒馆关联,几乎总是放荡不羁、声名狼藉”。花园既是隐蔽和秘密的,又可能指向声色犬马——这使得花园成为犯罪和侦探小说的合适地点。此类的类型小说在提供悬念和阴谋外,也一直在探索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乃至人类本身的阴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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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斯内尔(K. D. M. Snell)将侦探小说中园艺的突出地位与两次世界大战间独特的社会和政治条件联系起来,当时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推动了新一代女性作家的诞生。她们最熟悉的就是家庭和小镇生活。在这些封闭的社区里,马普尔小姐这样的侦探一大作用就是维持秩序——这在快速变化和有着巨大不确定性的时代对读者极具吸引力。斯内尔称,“侦探致力于恢复谋杀前的现状——乡村田园风光、村庄的纯真感和良性的公平竞争。他们从花坛中清除那些邪恶、肮脏、恶毒的事物。”
麦克道尔认为,植物成为侦探小说中隐喻和线索的原因之一是它们经常被忽视。“人们有将动物的重要性排在第一位的倾向,对学龄儿童进行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她认为我们时常只关注鸟儿和其他生活在植物之间的动物,忽略植物本身。布林克霍夫看到,在《H庄园的午餐》中,只有赫尔克里·波洛一人能够回忆起花园里的粉红色“泽芙琳·朵格欣”玫瑰是没有刺的——而其他角色(以及大多数读者)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细节。波洛由此抓住了凶手,作者也将此作为盲区“骗”过了读者。
此外,花园在侦探小说中非常常见,也可能是因为侦探小说的写作过程本身与园艺类似。“故事像蔬菜一样生长,而不是像木桌一样被制造,”霍桑曾经说他的写作就像在耕地。麦克道尔则这样说:“写谋杀悬疑小说有点像在花园里工作:始于乱作一团的线索,但至少在一刻,结束于一个有序的宇宙”。
参考资料:
‘Gardening Can Be Murder’ Review: Where Death Blooms
https://www.wsj.com/arts-culture/books/gardening-can-be-murder-review-where-death-blooms-dabc9407
What Do Gardens and Murder Have in Common?
https://dAIly.jstor.org/gardens-murder-myste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