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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我们不断往前走,又不断回到艾丽丝·门罗的故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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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維 发表于 2024-5-19 22:00:33 | 只看该作者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我们不断往前走,又不断回到艾丽丝·门罗的故事里 第1张图片


艾丽丝·门罗 图/视觉中国
无法轻易掌握的写作和生活

当地时间2024年5月14日,92岁的作家艾丽丝·门罗在加拿大去世。通过讣闻,许多读者才知道,门罗已罹患失智症超过十年。自2009年以来,艾丽丝·门罗的健康状况一直恶化。她接受了心脏搭桥手术。在20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不久,门罗告诉过几位采访者,她决定停止写作。
2012年,门罗出版了最后一本小说《亲爱的生活》。在四十多年漫长的作家生涯里, 她出版了14部短篇小说集,写的是加拿大休伦湖及其周边小镇。
在封笔前,门罗一直坚持写作,一周7天,每天早上8点写到11点左右。如果有其他必须要参加的活动,她会强迫性地提前完成该写的页数。
很多年里, 门罗生活在加拿大的小镇克林顿。1994年,《巴黎评论》的作者前往人口只有3000人的克林顿采访门罗。门罗的第二任丈夫格里·弗雷姆林出生于此。“餐厅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摆满了书籍;一边的小桌子上放着一台手动打字机。门罗就是在这里工作的。”
那时,门罗已经获得了加拿大总督奖,是在《纽约客》发表小说的作家,被辛西娅·奥齐克誉为“我们的契诃夫,将比她的大多数同时代人更持久”。不过在那次采访中,谈到写作,门罗“仍然带着一些初学者的敬畏和不安。她没有著名作家的华而不实或夸夸其谈”。
门罗有很多本笔记本,里面是被她称为“非常笨拙”的写作。她看到初稿时,经常想,这样写是否真的有意义?“我与那些天赋异禀的作家完全相反,你知道,那些能很快写出东西的人。我根本无法轻易掌握它,‘它’就是我想做的事情。我经常走错路,不得不重新振作起来。”
写作过程中,门罗会有一两天极度沮丧。如果丈夫格里和她说话、进出房间,她会紧张、愤怒。她会想自己在写作中走错的路,努力想一两周,然后放弃、找回,进行其他思考。通常,她会在杂货店或者开车出门时突然想到,她必须删掉某个角色,或者转换视角。“我甚至不知道这是否会让故事变得更好……我似乎只能非常困难地掌握我想写的东西。”
她曾被《巴黎评论》问道,艺术家似乎总是工作到最后一刻,她是否也会如此呢?她说:“我一天都没有停下来。这就像我每天散步一样。如果我不锻炼,我的身体一周后就会失去弹性。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当然,如果你真的放弃写作也没关系。我担心的不是放弃写作。而是放弃这种兴奋,或者任何让你写作的感觉。”“我唯一能填补我生活的东西就是写作。所以我还没有学会如何过上丰富多彩的生活。”“我有点害怕停下来——好像如果我停下来,我就会永远停下来。”
她说,她自我保护的方法是,保持自己的所有仪式和惯例。“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以打败你。”
我想起她1999年发表于纽约客的《熊从山那边来》里,有一对幸福的夫妇格兰特与菲奥娜,他们活到了70岁往上;妻子菲奥娜不幸患上失智症,在安养院与另一位病人燃起爱火。菲奥娜甚至不记得格兰特了。格兰特考虑与菲奥娜爱上的病人的妻子、言辞强硬的玛丽安发生关系,门罗通过超绝的想象力描述那种怪异:“就像咬一颗荔枝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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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门罗作品《熊从山那边来》改编的电影《柳暗花明》 图/视觉中国
门罗去世的消息最先由其出版商加拿大企鹅兰登书屋宣布。我们没法想象,不再写作、身体衰败的门罗的晚年是怎样度过的。她的生活如她小说中一般残酷吗?
露丝与艾丽丝

从露丝的人生关照艾丽丝·门罗的人生或许比较容易。露丝是短篇小说集《你以为你是谁》中系列小说的女主人公。门罗与露丝的人生轨迹非常相似。《卫报》进行了精当的总结:“从在城外长大的书呆子女孩,到获得奖学金、不明智的第一次婚姻、早年为人母、离婚、创造性的成功、一定程度的名气,以及,回归小世界。”
门罗在第一次结婚之前,全名是艾丽丝·安·莱德劳。1931 年 7 月 10 日,她出生于安大略省温厄姆。门罗的童年生活既非在城市也非在乡村,而是在整个社会结构之外。“所有走私者、妓女和食客都住在那里。这些是我认识的人。这是一个被遗弃者组成的社区。我对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
她有一个狐狸饲养员父亲,对方后来成为一名铸造工人;母亲是一名教师,在她12岁时罹患帕金森症,她成为家里操劳的女主人。
她获得了安大略省伦敦市西安大略大学的奖学金,学习新闻学,后来她说,这是在掩盖她想成为作家的愿望。她从七八年级开始写作。大学她只读了两年,因为她的奖学金只能持续两年。即使这样,她还是说,她的生活非常幸运。大学是她一生中唯一不用做家务的一段时光。
门罗曾告诉《洛杉矶时报》,“如果我没有获得大学奖学金,我就会在温厄姆枯竭。我会变成一个奇怪的老处女。”
1951年,20岁的她与同学吉姆·门罗结婚,他是来自上流社会家庭的历史系学生。她们搬到温哥华, 过上中产的生活。她参加很多非正式的聚会,话题集中在吸尘、羊毛衫清洗上。这比她成长的环境还要压抑,“生活被严格地控制。”
21岁时,门罗生下第一个孩子(他们育有三个女儿,还有一个孩子在出生后不久便过世)。1963年,她们搬到不列颠省维多利亚,开了一家书店。
现在说说露丝:露丝的少女时期在小镇汉拉提度过,与她的继母弗洛一起。长大后,露丝逃亡到西安大略大学,像门罗一样。她从一个陷阱跳到另一个陷阱。露丝和同学帕特里克结婚,搬到温哥华,像门罗一样。夫妻俩一起社交,结交的是丈夫更喜欢的人。露丝发现,汉拉提的厨房的塑料桌布,与丈夫的父母在温哥华岛的豪宅里的厚重地毯,是多么不同。
露丝十年的婚姻充满灾难。她用头撞柱,他打她。第二天他们早早起床,做一顿特别的早餐,带着羞愧的好意对待对方。“他们无法彻底分开,直到发生了足够的、几乎致命的伤害。直到露丝找到一份工作自己开始赚钱。所以这一切其实是有原因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原因。”(《乞丐新娘》,邓若虚译)
关于门罗自己的第一段婚姻,她只是这么说:维多利亚是个小城市,朋友圈里大家互相认识,“如果婚姻破裂,就很难再呆在同一个环境中。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会更好,他也不能离开,因为他有书店。我得到了一份在大学教授创意写作的工作机会。但我根本没干那份工作。我讨厌它,尽管我没有钱,我还是辞职了。”
离婚后,门罗和大学时的学长、地理学家格里·弗雷姆林再见面。他们午餐,每人喝了三杯马提尼酒,然后一切进展很快,在那个下午快结束时,他们就谈到同居的事。门罗教完了一个学期的课,到克林顿和格里一同生活。
2013年,在门罗获得诺奖后,经翻译家孙仲旭推荐,二十多岁的邓若虚阅读并翻译了《你以为你是谁》。“我感觉她说出了我当时困惑的、可能也是那时很多年轻人困惑的东西,就是从小到大,我们一直在摆脱一些东西,一直在寻找自我意识。还是小孩时,人很盲目,听别人的话;到了青春期,我们想摆脱周围的枷锁,做一些叛逆的事;二十多岁时这个意识更明显,我们想成为独立的人,但其实依然盲目,没有看清周围的世界到底是怎样,只是一直在做与周围抗争的动作。”
门罗在那部小说里一直在说的两个字是“自我”,邓若虚对我说。“无论是二十、三十,还是四十多岁,(小说里的女性)其实一直都在寻找自我。门罗是在通过女性来写人类普遍的问题。”
距离翻译《你以为你是谁》已过去十年,《半个柚子》那篇小说仍然留在邓若虚脑中:在班上,同学们被老师问到早餐吃什么,露丝编造了“半个柚子”这个答案,想以此掩盖自己不富足的家庭背景,显得特殊。但同学们反而笑她。“我们能看到,她想要挣脱她的命运,凸显她的自我。但是很无力,因为她并没有真正找到自我。”这个主题,邓若虚年岁越大,看得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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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

“你知道,我总是为我的孩子们准备午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因为身体原因,门罗拒绝了去瑞典,而是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市录制了一个演讲。她被问到,写作是否耗尽了她的精力,她承认了这点,然后补充了上述的话。
通知获奖消息的电话打到门罗家时,她不在,瑞典皇家学院不得不留下电话留言。她好像她小说中的角色一样。她在维多利亚探望女儿。女儿在凌晨4点叫醒了门罗,她在接受CBC采访时仍感觉有些昏昏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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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10日,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艾丽斯·门罗的女儿Jenny代她领取诺贝尔文学奖 图/视觉中国
母亲、全职主妇的身份对门罗有重要影响。“20 年来,我从来没有一天不需要考虑别人的需求,”她曾经说道。 “这意味着写作必须围绕它进行。”
她21岁生了第一个孩子。怀孕期间,她一直在拼命写作,因为她觉得之后她再也无法写作了。“每次怀孕都促使我在孩子出生前完成一些大事。实际上我什么大事都没做。”她说。
在《感谢送我们回家》中,门罗从一个相当冷酷的城市男孩的角度,讲述他与一个贫穷的女孩约会过夜的故事,男孩对女孩贫穷的生活时而着迷时而厌恶。故事的灵感来源于门罗怀着大女儿的夏天。丈夫的一个朋友来看望门罗夫妇,讲了自己在乔治亚湾的一个小镇和当地女孩约会的故事,一个中产阶级男孩不熟悉、但门罗很熟悉的故事。门罗立即对那个女孩及其家人、处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很快写了《感谢送我们回家》。“当时我的宝宝正从婴儿床上看着我。”门罗回忆。
大女儿两岁时,已经会爬到门罗的打字机边,她要用一只手把女儿赶走,用另一只手打字。“我觉得自己做的一切都是本末倒置:在孩子们还小、迫切需要我的时候,我是一个全力以赴的作家。而当她们根本不需要我的时候,我却非常爱她们。”多年以后门罗说。
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时门罗36岁。其中有一篇《办公室》,讲一个女人租了一间办公室来写作,但被房东分心,最终不得不搬出去。
在这篇小说中,门罗以“家”为切口,写尽了婚姻家庭对男女两性完全不对等的意义:“对男人来说,家自然是再好不过的工作场所。他可以把工作带回家来做,有地方专门为他腾出来;整幢房子也得跟着重新安排一番,使他对周围的环境尽可能称心如意……他用不着接电话,用不着找丢失了的东西,用不着为吵吵嚷嚷的孩子操心,也用不着去喂。他可以关紧房门。可是——我说——不妨设想一个当妈妈的,她要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而孩子们又明明知道她就在里面,那又会怎样呢?……男人可以走进房子,办完了事就从房子里出来,而女人本身就是一幢房子,毫无分离的可能性。”(《办公室》,李玉瑶译)
“《办公室》中‘我’无力摆脱的‘房子’实质上就是男权社会所规定的女性职责,而‘我’想要继续自己的写作生涯则意味着无法完满地履行自己的女性职责,所以‘我’意欲寻求一个与丈夫、儿女隔离的办公室的行为必定会遭遇一系列阻挠,最终被迫放弃。”译者李玉瑶分析。
李玉瑶在翻译《办公室》时感到深深的共鸣。她在孩子睡着后继续做翻译,把书稿打印出来在通勤的路上阅读,在回到办公室打字之前,脑海里已经有译文的雏形。2017年,李玉瑶又翻译门罗自选集《传家之物》,到校对期,她高兴地参加了一个封闭培训,因为白天上课、晚上住宿舍的规律作息,可以让她全身心地扑在翻译上。“我也想有一间《办公室》里那样的办公室,但这是不可能的。”她笑着对我说。李玉瑶能做的,就是下班后在办公室多呆一会儿再回家,或者周末到单位的办公室工作。
孩子们还小的时候,门罗在孩子午睡时写作(下午1点到3点)。后来,门罗在孩子们上学时工作。如果不是在书店里工作的话,她就在家里一直写作,直到大家回家吃午饭、然后离开。门罗写到两点半左右,快速喝杯咖啡,开始做家务,尽量在傍晚之前把所有事情都做完。
在写第二本书《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那一年,门罗经常工作到凌晨1点,睡到6点又要起床。她才39岁,就过于劳累,导致心脏病发作。“然后我想,好吧,即使我死了,我现在已经写了那么多页了……那是一种绝望的比赛。我现在没有那种精力了。”
李玉瑶看到,在门罗的作品中,知识女性们一直在爱情、婚姻与艺术、职业之间游荡徘徊。婚姻是她笔下的女性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女性会因为投身婚姻而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搁在一旁;没结婚的女性成为大家的谈资。然而,“门罗所期望的解决婚姻这一道难题后的新生却迟迟未能出现,在繁琐、无止境的家务、抚育工作的羁绊下,她们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继续自己的艺术追求。”在门罗身上,李玉瑶看到源自伍尔夫的女性自觉,“但门罗笔下的女主人公和伍尔夫不同的是,她们的逃离往往不彻底,甚至打了退堂鼓。门罗的故事里藏着一个妥协的世界。”
门罗承认受美国南部的作家群的影响,因为这些人让她确认,可以写小城镇和农村的人,可以写她非常熟悉的那种生活。她真正喜欢的南方作家都是女性,她不太喜欢福克纳,而是喜欢尤多拉·韦尔蒂、弗兰纳里·奥康纳、凯瑟琳·安妮·波特和卡森·麦卡勒斯。她们给她一种感觉,“女性可以写出怪异、边缘的东西。”
门罗写的多是女性,写在生活的不可预测性中女性遭受或犯下的背叛:获得奖学金的女孩离开工薪阶层的家庭;缺乏吸引力的女孩从父母那里偷钱;绝望的家庭主妇,有两个小小的女儿,在业余剧团的排练中担当主角,与导演有染,她为孩子拧尿布,生活在暗地里崩溃。
在门罗的名篇《逃离》中,生活在偏远乡镇的卡拉有过两次逃离,第一次是逃离父母,因为她厌倦了虚假的生活,她说,“我一直想过更真实的生活。这一点我知道你们永远都不会懂。”在与继父口中的废物克拉克私奔后,她的生活依然痛苦。在邻居的帮助下她逃离小镇,要去多伦多,但在途中下了卡车。“正在迫近的未来的怪异与可怕之处,就在于那未来不属于她,她不过是个过客,张嘴、说话,做这做那。她不会真正属于那个地方。”门罗写道,卡拉给克拉克打去了求助电话:“过来接我。求你了。来接我回去。”(《逃离》,李玉瑶译)
随着年岁增长,李玉瑶感觉到,门罗的小说对她有命运般的指引力量。
2001年,25岁的李玉瑶研究生毕业,进入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在社属期刊《外国文艺》的“作家译谈”栏目(由编辑向作家约稿,翻译外国作家的作品),李玉瑶第一次读到了门罗。在那篇《梁柱结构》中,女孩洛娜担心独自在家的表姐波莉自杀,一路祈祷,如果表姐不自杀,自己做什么都行。李玉瑶清楚地记得门罗的结尾:“她那时候才24岁,还是做交易的新手。”年纪相仿的李玉瑶心有戚戚。那时,她对门罗的印象是,一个很新鲜的、让人感受到共振的作家。
2013年,门罗获得诺奖,正值其作品被成规模译介到国内。李玉瑶翻译了《快乐影子之舞》。那是门罗的第一本小说集,从21岁写的《那天的胡蝶》起,故事跨越15年。这一次翻译时,李玉瑶年至不惑,经历了从小城到上海的轨迹、工作和亲密关系的历练、成为母亲,对门罗写的女性处境更能感同身受。
2017年,她接手《传家之物》,翻译门罗这些最重要的作品。“门罗的岁数一直走在我的前面。疾病也好,衰老也好,我觉得自己不断往前走,会不断回到门罗的故事里。哦,原来人生真的如此。虽然她几乎所有作品写的都是休伦湖边小镇的人。门罗对人性的挖掘,真的到了看不见的深度。”李玉瑶感叹。
“我觉得门罗在描写各种各样笨拙的人,”邓若虚说,“这个所谓的笨拙不是说人有多笨,她是在描写我们大部分时间都会有的一点不知所措的感觉。只不过可能有某几个时刻我们找到了答案,这就是让我们成长的节点。”
我们不断往前走,又不断回到艾丽丝·门罗的故事里 第5张图片


钻石的硬度,成熟桃子的香味

在纪念门罗的讣闻里,《华盛顿邮报》引用了乔治城大学英语教授雪莉·林肯的话,说明门罗对短篇小说形式的重塑、重振作用。 “我们大多数人从小就知道故事有开头、中间和结尾,”她说,而门罗的故事“帮助我们理解,故事的开始可能是几十年前,故事的结束可能是几十年后,而且,实际上,生活就是这样运作的”。
“我不太懂小说,”门罗在 1986 年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坦言。 “我不明白小说中的兴奋点应该出现在哪里,但我明白短篇故事中的兴奋点。如果我把故事讲对了,我就能立刻感受到一种紧张感。”
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身份也是限制门罗作品长度的原因。2001年,她对《大西洋月刊》说,她没法确定地腾出未来一年的时间用以写作,因为“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一些事情,从而夺走我所有的时间”。
在1998年的一次采访中,门罗说,她曾尝试将短篇故事延伸成小说,但当她这样做时,发现这些故事“开始下垂”,好像超越了故事本身的自然极限一样。她曾试图写成一部常规的、普通的童年青春期的长篇小说。从1月写到3月,她发现行不通,意识到必须把小说拆开,把它变成短篇故事的形式,她才可以着手处理。“那时我才明白,我永远也不会写出一部真正的小说,因为我不能那样思考。”
不过,译者李玉瑶在门罗不同年代的小说里感受到了连续性。翻译《传家之物》时,她意识到,“门罗让自己的人物在她之后的故事里成长。”李玉瑶觉得很多人物仿佛在《快乐影子之舞》里出现过。她会遐想,《办公室》里的作家,是不是就是《抵达日本》中那个写出了一些作品、受邀请参加知名作家活动的人?《乌得勒支合约》里的两姐妹和《梁柱结构》里的两姐妹形成对照,一个留在家里照顾母亲,一个走了出去。还有,“《男孩和女孩》里雇工要杀死、女孩要放生的那匹马叫弗洛拉。今天我突然意识到,《逃离》中的那头羊也叫弗洛拉。弗洛拉可能是门罗心里割舍不下的东西,马也好,羊也好,最后的命运都是被身边的男性给扼杀掉了。”李玉瑶在电话里说。
即使不把门罗的小说连起来阅读,翻开她的单篇作品,也能感觉到巨大的能量。小说家理查德·福特说过,质疑门罗对短篇小说的掌控,就像怀疑钻石的硬度,或者成熟桃子的香味。
不妨以《好女人的爱情》为例,那篇小说里有最让我吃惊的结构。一个周六的早上,三个男孩发现镇上的验光师死了,人在车里,车在河里。他们没有报警,而是回家,路过了验光师的家,已成为寡妇的验光师妻子送给他们许多连翘。接着,门罗把读者的注意力牵引到每个男孩的家,有人家里贫穷,所有人互相隐忍。结果门罗突然把读者带到一位肝功能衰竭的年轻母亲的家,又讲起家庭护士伊妮徳的故事。
“我们原以为是一个成长故事或小镇道德肖像,结果却变成了一个鬼故事、一个复仇故事、一个谋杀之谜,最后是一个爱情故事。”《卫报》的丽莎·阿勒迪斯写道。片段与片段似乎毫无关系,“但随后,就像一对空中秋千上的杂技演员一样,他们在故事讲述的壮举中走到了一起,读者几乎无法直视,也无法移开视线,因为担心故事的结局。”
这便是门罗的厉害之处了。她拥有非凡的天赋,又有40年累积的勤奋,在小天地中写尽人性的敏感。最终,如诺奖颁奖词所说,她展现了“在短短几页内容纳小说的史诗般复杂性”的能力。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张宇欣
责编 周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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