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加勒特·马丁利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欧洲史,他的课广受欢迎。据他的友人葛肖伊(Leo Gershoy)回忆,在马丁利的课堂上,“大家都在引颈谛视,眼中闪烁着光芒,他笑容和蔼,口中常常接连吐露一连串词汇,机智、欢快,却又不失严谨,他会谈论诗歌、戏剧和小说,会讲述他挚爱的音乐,他欣赏的挂毯和绘画,以及烈酒和美食,极少有人在这些方面具有可以与他媲美的品味。他热衷于谈论先前的西部拓荒者,他曾追随其中很多人的足迹重走当年的旧路,还有早先远航的帆船,它们如何被建造,又被怎样的海员以何种方式驾驶”。而与此同时,这位拥有广阔视野、擅长为人们讲述故事的博雅史家,却又有着历史学科班训练留下的性格烙印。评论家莱特(Louis B. Wright)对这位老朋友的“古板”记忆尤深:“在调查完所有相关数据之前,他甚至不会得出哪怕是试探性的结论。”毕业于他门下的博士生,日后成长为新一辈历史学家的金顿(Robert M.Kingdon)更是描述了导师性格中有趣的两面。一方面,课上的马丁利步履轻捷,频频走下讲坛,“总有新鲜有趣的事情要讲,常常带动起充满活力的讨论”。不仅如此,他还会慷慨地宴请学生,在餐桌上为学生讲解高级法式料理。可是另一方面,他也“无法容忍一个傻瓜”,“当真会呵斥一位未作准备的学生”,虽然他的门生后来感到,这种批评竟然“比起鼓励更加有益、有效”。浪漫与严谨,就这样看似矛盾地汇聚在马丁利的身上,而他一生笔耕所引来的美誉和争议也大多与此相关。
就在这一年,马丁利的《无敌舰队》获得了评论界和读者的热烈反响,同时被列入“每月一书俱乐部”(“Book of the Month Club”)和“史书俱乐部”(“History Book Club”)的推荐书目,并荣获普利策奖,被认为“是一流的历史作品,同时也是高超的文学作品”。这部历史着作不仅在美、英两国跻身畅销书之列,还被译成多种语言,半个世纪以来,在世界各地一版再版,成为经久不衰的畅销书。凭借是书,马丁利得到了欧洲方面的认可,先获得了西班牙政府的特别嘉奖,接着又受邀担任牛津大学访问教授,在此次访学中,他突发肺气肿,1962年隆冬时节病逝于英国。
马丁利的学术生涯颇有大器晚成的意味。生于1900年的他,在生命的黄金时代连逢两次世界大战和1930年代的大萧条。他两度从军,先是在一战末期进入陆军43步兵师服役,获中士军衔,后来又在刚刚建立起学术声誉之际,从1942至1945年,连续服役于海军后备队,在华盛顿特区为情报官员授课,获少校军衔。虽然他在求学生涯的三个阶段均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却在二战结束初期教职收紧的情况下,无法达成任教母校的心愿,由此于1947年拾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鞭。
除了客观因素的不利,马丁利勤于写作却慎于发表的个性,也令他在“不发表就出局”的现代学术生产机制下,不能及时获得应有的认可。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一部以亨利八世时期的英西外交为题、厚达数百页的长篇着作,从来不曾付梓。他发表过的论文曾经受到名家肯定,却为数不多。真正让他为学术界广泛熟知的作品,还要算是分别于1941年、1955年出版的历史传记《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和聚焦外交领域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RenAIssance Diplomacy)。前者与《无敌舰队》一样,罕见地受到史学界和市场的双料好评,后者则获得了同行专家的高度重视,这部运用了英、法、德、意、西、拉丁等多种语言的原始文献,论述严密,文笔生动的作品,被着名历史学家、评论家赫克斯特(J. H. Hexter)称赞为“此前半个世纪最出色的历史着作之一”。可是即便是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这部今天已有定评的佳作,马丁利当初也曾大度地采纳出版商的建议,删去了三分之一的篇幅,甚至没有保留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