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对法国造成了哪些破坏？

法国大革命作为法国全民族的遗产，其成功地破坏了后世全法国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这一阶层）对改革的理性认知，转而为后世塑造了一种带有乐观主义色彩的“革命的神话”。这也许能解释是什么后世法国各界热衷于“革命”而对“改革”不屑一顾。
“革命的神话”具有一种既互补又对立的意义：它使得人们期待着突破人世界正常的进展方式。革命的代价（诸如平民间的互相残杀，对外军事行动的胜败等）与其说令其声誉受损，毋宁说是使它获得了声望。在追随“进步党”的人眼中，这些只是大革命的偶然伴随物。解放思想，解放人类以及建立理性王国的热望，虽遭反动势力的阻碍，但只要在需要时有限地使用暴力，这一热望就可以继续发挥作用。与之相反，另一些人则强调夺取政权和颠覆，他们信仰暴力，认为惟有暴力才能塑造未来。诚然，革命的神话的追随者们往往以一种与改良主义者相同的价值体系，并期待着相同的目标—一种和平的、自由解放的、受理性支配的社会。然而他们同时却又认为，人类只有通过普罗米修斯式的行为，才能实现自己的天职，控制自己的命运。换而言之，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行为无论在目的上还是手段上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法国，“革命”一词享有的名誉威武之高，以至于连各保守党都试图绞尽脑汁地去使用革命的话术来美化自身以获取支持。而法国人之所以喜欢“革命”这一字眼，乃是他们沉迷于这样的幻想：延长或再现往日的荣耀。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在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发生并失败的“基督教与社会主义革命”时，对“证据”或“确切”之类的要求似乎未加理会。诚然，他的表述使人动情，并促使人们去回忆或梦想；但里面的内容却完全难以确定。
即便是完善的改革亦只能改变某些事物而革命似乎能够改变一切，因为人们不了解革命将会改变的东西。对于在政治领域寻求消遣、信仰的对象或投机的题材的知识分子来说，改革使人厌倦，而革命却令人激动。前者庸常乏味，而后者却诗意盎然；前者是政府文官的工作，而后者则是人民反抗剥削者的行为。革命会中止日常的秩序，并使人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一九四四年的发生在法国的“半革命”（la semi-révolution）给那些作为拥护者而经历它的人留下的是对那个充满希望的时代的怀旧之情。人们惋惜充满激情的梦想；并对是否去批评它感到犹豫。导致他们失望的是“他者”（les autres），即某些相关人物、一些偶发事件、苏联或是美国。
事实上，“革命”与“行动”的本质不能混为一谈，前者仅仅是后者的一种方式或形态（modalité）。所有的行动都是对既定事物的否定。在这一意义下，改良和革命亦可等量齐观。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给黑格尔提示了一项主题，而革命的神话即由这一主题与其他主题一起构成。该主题就是：为理性服务的暴力。然而，除非人们赞同阶级之间的斗争本身就具有一种价值，否则，排除各项残余势力以及建立一个符合思想准则的国家的努力，并不需要突然性的决裂或内战。革命既不具有必然性，也不是一种“天命”，它只是一种手段。
革命的概念不会沦落到被废除的地位，左派的概念同样如此。革命的概念表达了一种怀旧情绪。只要社会不够完美，只要人们依旧渴望改革，这种怀旧之情就会长存不衰。这并不是说，企求社会进步的愿望始终通向，或逻辑地通往革命的愿望。它还需要有某种程度的乐观主义和缺乏耐心。人们往往认为革命者对世界充满仇恨，并向往巨大的灾祸。但实际上，在更多的情况下，革命者因其乐观主义而犯错。任何为我们所知的政体，如果我们把它们与一种抽象的平等或自由的理想相联系，那它们必定会受到谴责。只有革命—由于它是一种冒险，或者说，只有一种革命政体—由于它赞同不断使用暴力，似乎才能够达成崇高的目标。革命的神话为乌托邦思想充当了避难所，并成为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神秘的、不可预测的说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