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对法国造成了哪些破坏？

谢 @lbq 和@XXX邀，不过你们邀请一个革命粉来黑大革命真的好么？
大革命作为一场席卷全社会的运动，一旦造成破坏就一定是方方面面的，在这里我只选取两个我觉得最重要的视角吧，一个是经济，一个是政治。
作为一个大革命粉，最毋庸置疑的破坏就是经济。威廉多伊尔直截了当的指出“大革命对法国的经济是一场灾难”，即使是对大革命报以极大热情和同情的林亨特也不得不承认“大革命在经济方面很难称为一种革命”，这种破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国内的通货膨胀，第二是海外殖民贸易。
首先说通货膨胀的问题，大革命初期，革命者以土地作为担保发行了指券，本质上是一种纸币，但是随着革命深入，尤其是对外战争的愈演愈烈，指券的价值逐渐走低，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8世纪知识分子对自由经济的迷信，在大革命的十年里，只有罗伯斯庇尔采取了经济管控试图挽救通货膨胀，在罗伯斯庇尔倒台时，指券的价值已经不到票面价值的一半了，而当热月党人放弃经济管控以后，在1795年5月只剩下8%了。最终督政府放弃了指券，他们将指券换了个名字重新发行，结果这种土地券在发行的当天就贬值到18%，在四个月后变成了废纸，最终督政府选择了变相破产，这是法国政府在将近一个世纪中第一次放弃自己的职责。
其次再来谈海外贸易，在大革命之前，法国可以说是仅次于英国的海外贸易大国（但是差距非常大），然而随着大革命开展，尤其是与英国的海外战争，直接导致了海外殖民地的废弃，海外贸易在法国经济的比重从革命前的25%直接下降到9%，这对于革命中心的巴黎影响不大，但是对于马赛、波尔多等港口城市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也是1793年联邦党叛乱的重要原因，因此雅各宾派与吉伦特派的斗争一定程度上暗合了巴黎与其他商业城市的对立，虽然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吉伦特派试图推行联邦制，但是他们都对巴黎中心主义深恶痛绝，海外贸易的断绝迫使法国放弃了几百年来的传统，转向大陆贸易，这甚至可能对拿破仑时代的大陆封锁产生了影响。
同时，大革命确实扫清了封建经济的障碍，比如扫清了国内关税壁垒、统一了度量衡、废除了行会的限制性规章，但是这远远谈不上经济上的革命，尤其谈不上资本主义革命。在大革命之后，社会精英们不仅没有把目光投向商业，反而更热衷于土地，曾经的贵族和第三等级如今以显贵或名流的名义融合为新的社会精英，他们对法国的统治甚至比皇帝更加漫长。而在农业领域，也并没有出现生产力上的发展，19世纪法国人口增长不如德国、英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农业技术的进步不如人意，因此大革命对法国的经济几乎没有任何帮助，真正改变法国经济形势的是铁路和工业时代，而那属于遥远的19世纪40年代，他最重要的是推动者，是路易·波拿巴。
而对于政治领域而言，革命者给法国留下了太多不好的记忆。如果回顾那段历史，我们会惊叹于革命者的超前，他们在1794年就废除了奴隶制，在热月党时期宣布宗教属于私人事务，但这些又被后续的政府恢复，直到1848年奴隶制才彻底废除，直到1905年政教分离才在欧洲大陆实现，这一方面体现革命者的伟大，另一方面却也说明，革命的继承者们不愿意接受他们的遗产。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法国最为自由的是生于18世纪50年代生人，真正生于大革命前后的那一代反而没那么热衷革命，或许是因为大革命给他们留下了太多不好的记忆，他们似乎更信任皇帝和君主制。其中最典型的是对于民主派和共和国的偏见，在1830年革命时，年轻一代的共和派带领巴黎人民推翻了查理十世的统治，但是同样反对查理十世的议员们陷入了恐慌，他们害怕法国将回到1793年，于是他们紧急决定拥立奥尔良公爵，而从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恰恰是年轻共和派拥立的领袖拉法耶特，所以在1830年，共和派和巴黎人民推翻了暴君，但胜利却不属于他们。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第二共和国时期，议员们剥夺了民众的普选权，最终导致他们在与路易·波拿巴的对抗中孤立无援，对于民众们而言，为什么要帮助这些显贵呢？他们不是剥夺了我们的普选权么？维克多·雨果（嗯，就是你知道的那个雨果）发动了为数不多的起义，他向民众承诺一个“好”的共和国，言外之意自然是现在这个社会精英的共和国不是一个好的共和国。
对于19世纪初期的法国人而言，共和国似乎就意味着民粹和雅各宾专政，意味着激进与恐怖，这个印象直到第三共和国才改变，并且不是因为这种记忆消退了，而是梯也尔和甘必大证明了，共和国同样可以代表稳定和秩序，而这种偏见的起源，恐怕确实要归结于第一共和国和罗伯斯庇尔时期。
最后需要解释的一点，关于大革命带来的暴力的问题。和大多数人不同，在这里我不想把他列为大革命造成的破坏，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是这种暴力不具有可责性，第二是这种谴责会带来更为恐怖的价值导向。
从泰纳的《现代法国的起源》开始，有一种历史叙事将革命中的平民视为暴民，但是乔治鲁德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已经能够说明这更多是一种偏见和误读，大革命中的无套裤汉其实是与我们一样的平民，我们不要忘记大革命时期的经济状况是怎样的，1787年当路易十六决定召开三级会议的时候，法国就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在革命时期国内的经济状况没有任何好转，有太多次政治游行都起源于面包危机，我们当然承认秩序总要好过暴力，但是对于法国的平民而言，他们真的有选择的余地么？如果不是因为买不起面包，谁又愿意上街游行呢？如果不是因为指券只剩下了面值的8%，谁又愿意发起政治游行呢？当我们指责和我们一样的平民是暴民时，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何不食肉糜？
而从价值导向的角度而言，最近几十年来有太多人因暴力批判大革命，甚至批判卢梭和民主，这种倾向不仅出现在中国，甚至在法国也有这种倾向，简单举两个例子，1989年拍摄的纪录片《法国大革命》为了强调温和与秩序，甚至不惜吹捧丹东，而实际上恐怖政策的推行就和丹东直接相关，另一个例子更为贴近生活，2014年发行的《刺客信条·大（保）革（皇）命（党）》的多人任务中，将罗伯斯庇尔视为民粹反派（玩过这个系列的都知道圣殿骑士代表秩序，刺客代表自由，但是本作中却将罗伯斯庇尔视为圣殿骑士的一员，是刺杀的对象之一）。而在1989年的纪念中，对大革命的赞美也多集中于1789和1791年，对1793年绝口不提，然而真正让大革命深入人心恰恰是1793年时代的政策，1789年群众为粮食走上街头，而1795年的妇女们则高喊着“我们要面包和1793宪法”。
回归正题，暴力显然是需要批判的，但是目前将暴力与否视为改革与革命的本质区别的观点，则会导致直接否定革命本身，革命的本质从来不是暴力，而是与旧世界彻底决裂的勇气，暴力只是与旧世界彻底决裂后产生的结果，我们当然承认温和好过暴力，但是在法国，我们真的有温和的余地么？在柏克指责法国人背弃了自己的古老自由时，他有没有想过，法国真的有古老自由么？这个国家没有大宪章和古老自由，只有路易十四和朕即国家，在经历了几百年的绝对主义后，我们真的能温和的走向新世界么？
今天以暴力为由否定大革命、推崇温和与秩序的观点，在价值导向实际上与18世纪并无二致，换句话说，我们当然要反对暴力，如果如果因为暴力就彻底否定与旧世界彻底决裂的革命本身，那么反而有可能让我们失去自由，在这里引用高毅《法兰西风格》的一段话作为结尾：

曾对这些作品做过系统研究的吉尤木指出，这种立论依据就是当时统治者对于政治稳定的热切向往，以及认为只有绝对君主制才能实现政治稳定的观点，而所有这些“革命”史学作品，五一不浸透着对于政治动乱的忧虑。我们知道，迷恋秩序、求稳怕乱，本是君主专制时代法国统治阶级的典型心态，而描述各国动乱的这种“革命”史学是所以能在18世纪的法国如此盛行，则无非是因为预感到大革命风暴就要来临，统治阶级对于秩序和稳定的追求变得空前迫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