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对法国造成了哪些破坏？

没人邀，我也很久没写过回答了。看着这个话题有意思，写一个。


熟悉我的人应该知道我对法国大革命的一部分内容是持有怀疑态度的。但是我仍然是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理念和精神的捍卫者。因此在探讨法国大革命对法国造成了哪些破坏之前，我首先要说一说法国大革命给法国带来了什么。


法国大革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对现代国家、民族主义、公民权、革命、自由民主平等的想象才真正成为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就连一贯怀疑资产阶级主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的马克思，也在年轻的时候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在那么一个瞬间，资产阶级真正代表了全民的利益[1]，没有法国大革命，我们所见到的现代政治世界就不是我们所看到的样子。第一代第二代比较历史社会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是现代民族国家大厦的基石[2]。而直到现在，当我们谈论革命的时候，我们仍然不自觉地向法国大革命的范本去思考。法国大革命是革命者的圣经，而大革命本身则如同是让新世界的理念道成肉身的那唯一重要的历史事件。[3]


政治和思想上的资源自不必提，即便是在经济领域，我们也完全可以看到法国大革命的成就。革命在短期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并且在部分学者看来，正是法国大革命导致了法国彻底在经济上被英国甩下[4]。但长期的定量证据是不会骗人的。阿西莫格鲁等人在201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制度改革甚至在法国的疆域之外造成了制度进步。他们以距离法国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来验证法国占领军在德意志地区进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造成的影响，结论是显著地：产权改革促进了经济增长。[5]


接下来我们来谈破坏。政治暴力作为一个争议话题放到最后去说，法国大革命最大的破坏仍然是集中在经济领域。虽然上面说了产权保证有助于经济增长，但这是一个长期效应。短期来看，法国大革命严重损害了法国的经济结构。事实上，在18世纪中后期，法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并不比英国逊色，工商业和贸易的增长更是一度有超过英国的趋势。（顺带一提，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依然面临财政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税收结构的问题[6]）法国大革命打断了这一增长，并且使得十九世纪前期英国无可争议地超越了法国。


这是表面上的破坏。法国大革命的经济政策可能带来了难以预料的后果。法国模式的土地改革很可能限制了法国的劳动力数量，并且制造了农村和城市的不平衡。在土地改革之后，农民从激进的力量变成了保守的力量，他们选择支持拿破仑皇帝，支持拿破仑三世，甚至支持复辟运动。大革命所制造的宗教和文化上的撕裂同样深深缠绕着法国社会，并且让这种撕裂延续了上百年。18世纪后期事实上并不是一个启蒙的时代，而是一个宗教保守主义重光的年代[7]。农民们怨恨打破了他们传统生活方式的革命者。他们想要的仅仅是土地和产权，而不是更多的东西。结果是，法国的农民结构性的错配成为了政治和经济上保守主义的一员，而激进的城市再也没能战胜广大的农村。当然，我不认为这能够被称为“破坏”，这更像是难以预料的后果。


另一个破坏其实是法国大革命严重地撕裂了法国的社会。从1789年到1815年，再到复辟时代，再到之后的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无数的鲜血和仇恨。法兰西几乎相当于陷入了百年内战之中。无论是否提倡阶级调和，都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英国相对践行了渐进改革的路线，而法国的内部斗争烈度要比英国大上许多[8]。这里并非提倡“渐进温和改良的英国”，贬低“激进革命”的法国。因为法国社会之所以会被撕裂，很大程度上是绝对主义体制造成的。法国社会并非在革命中被撕裂，而是在没有公共空间和允许集体行动的绝对主义体制下，法国根本就没有一个“公共社会”。妥协不是被大革命所封堵，而是被绝对主义体制所封堵：当代表们不知道自己代表哪些群体和阶级，不知道如何实施政策，也没有从事政治的经验时，他们如何去妥协？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于街头运动，寄托于巴黎市民的愤怒。我们不知道如果路易十六采取更妥帖的改革思路（比如按照内克尔的建议，设置一个分级的行政会议，加强行政会议代表和地方之间的联系，而不是仍然弄三级会议[9]），法国社会会不会走的更好一些。但历史没有如果。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政治暴力。这里我和 @谦卑骑士 阁下有一些不同。我认为政治暴力是具有可谴责性的。对政治暴力的谴责也完全可以产生不同的导向。所以我简要说明一下这里的问题。


首先是事实层面上的问题：在政治暴力中受到打击的，主要的并不是“反革命”群体，而是不同的革命派别，是反抗巴黎专制的农民。[10]这直接导致了这样一个后果：法国大革命在社会意义上可能没有那么巨大的影响：大部分土地产权的所有者没有剧烈变化，1780年代享有权力的家族在1830年代仍然是享有权力的。相比于显贵阶级，无套裤汉可能是多数。相比于广大的外省和农民，无套裤汉则是少数。难道为了稳定城市的粮食价格而对外省的农民采取压制性政策也不可被谴责么？政治暴力并不是一个整体，这其中或许有处决国王这样能够被革命派和激进派捍卫的要素，但也有很可能导致更可怕的解释导向的要素：为了一个应许的革命成果，少数人可以代表民意，而采取严酷的政治手腕。因此政治暴力中存在大量可谴责的部分，更何况不可避免性本身并不使其可以免于道德意义上的谴责。进一步地，法国行政国家的建设——拿破仑和复辟王朝轻易地接管了这一套强制体系——源于战争时代的“紧急状态”，而这种“紧急状态”或许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法国国民公会主动对“波西米亚和匈牙利国王”宣战，而不是反过来。至少利奥波德二世活着的时候，很难说有代表列强武装干涉法国的意图。[11]很难认为，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是解释和导向层面的讨论。这种政治暴力当然有一个可谴责的对象。这个对象自然包括野心家，包括煽动者，乃至于包括某些“暴民”。但那个更醒目的谴责对象不应该被忘记：旧制度。是绝对主义旧制度剥夺了公共空间，是绝对主义旧制度预留了分裂的社会。激烈地政治暴力应该被以这样一种方式解释和翻译：太阳王粉碎了一切反对者，所以他的曾孙就找不到谈判的对象。这世上没有不落的太阳。一切尘埃落地后，曾经的倒行逆施却为无辜者带来更大的伤痛。[12]


这正是政治暴力最后不应该被忽略的一种解读。当然，最后的解读让政治暴力看起来像是旧制度对法国造成的迫害。但是旧制度和大革命本就无法被分割。当太阳王说出“朕即国家”的时候，大革命已经如影相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