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里的人们为什么不搬出来？政府有没有义务帮助他们搬出来？

谢邀。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答题了。要回答清楚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全世界都有这个问题。

在我国，移民搬迁扶贫，是若干扶贫方式中的一种。从迁出地来说，意味着对原有资源的抛弃和对祖坟的远离，以及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从迁往地来说，涉及到一系列土地、房屋资源的重新调整安排，以及对新迁入人口的接纳。

这种事，没有政府的介入，几乎不可能办到。

搬出的村民重返原居住地的也不在少数。居住在云南哀牢山的苦聪人，以芭蕉叶为衣，以高树筑巢为居，解放后被动员走出了密林，此事曾被报道，轰动一时。苦聪人后被并入拉祜族。前些年，有资料说，其中一部分，又重返原始森林了。

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形成的人文习惯，以及对旧山水的依恋，并不会轻易随着居住环境的改变而消失。

同时，从政府方面来说，提高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是责无旁贷的责任，但同样有个代价大小的问题。假定每搬迁一户要１０万元，１００户就是１０００万，而后期还必须有一系列扶助措施。而搬出的村民还未必满意。

此种搬迁不同于房地产开发拆迁，前者是巨量净投入，后者则是巨量收入。

我想说的是：能不搬迁就尽量不要搬迁，如属自然保护区或确实不具备生存条件，或创造生存条件，代价太大，则应搬迁。

例如，神农架的老阴峪河村，位于核心保护区，由于人群的居住，不利于金丝猴在这一带活动，也不利于自然环境的保护，村民们进出虽然有几十公里艰险山路，但经过艰苦的动员，２００多户居民，才依依不舍地整体搬迁了。

在所有不具备生存条件的原因中，最严重的是缺水，按我国划定的标准，居住点距取水点垂直高度在１００米以上，单程距离在１至２公里以上的，即为缺水村寨，这样的村寨，在我国西北、西南地区是大量的。

现以贵州为例。山地占８７％，丘陵占１０％，平地只有３％。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出城１０多公里，处处都可算深山区，而且大部分为喀斯特地貌，土层瘠薄。农村人口达数千万之众。如何搬？搬到哪里去？

这里我有几点基本看法：

一、如果实行大规模移民搬迁，中国人均耕地只有一亩多，安置是大难题。山区新开田，代价高昂，地力的培育也需时日。平原地区更难有地调整。所以，在中国，真属扶贫移民搬迁的，至今也只占一小部分。

二、最重要的是改善山区基础设施条件。许多深山区，在公路修通后，凭借山区的物产和资源条件，迅速变富的例子有的是。这些年，西南地区几次大旱，靠新建的公路和乡村公路和便道，我将其称为“毛细血管”，山里的农民用打工挣钱买的成千上万辆摩托，一边挂一只塑料桶，在运水上起了关键性的大作用。

三、绝大多数不具备人类生存条件的地方，并不是不可以创造生存条件。靠建小水塘、小水窖，在几乎完全裸露的石山上，一个村造出上千亩、几百亩良田，大大改变了生存条件的例子，也多的是。贵州苗岭主峰雷公山海拔１７００多米高处的脚尧村，几乎没什么水田，是苗岭海拔最高的村，这个村靠种茶叶等由穷变富，每到采茶忙时，山下的人还到山上去打工。

四、由于种种原因，有些村取水点太远，为一个村通路通电成本太高，即创造生存条件不如搬迁为好，才适宜考虑搬迁。准确地说，搬迁是不得已才为之的方案。

在这里，我还想说，不能用城里人的思维去演绎农村的事，也不能只用行政性的思维去想农民的移动。自以为是地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农民，往往不切实际，十之八九会失败，还糟蹋了钱财。这是过去有过的重要教训之一。

现在一些村里，大批的人员尤其是年青人外出打工，客观上已经减轻了山区的扶贫压力。最新人口的普查结果是，贵州十年间，本省户籍的常住人口减少了７００万，加上新出生人口和外来常住人口，常住人口也净减少了５０万，这是市场经济的伟大功劳。

关于山区农民脱贫的问题，涉及众多问题。再说一句，移民扶贫只是方式之一，在整个扶贫中，远非主体。应当综合思考，因地制宜，适宜用什么方式，就用什么方式。至于扶贫资金中的贪腐问题，资金使用的效益问题，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和首创精神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许多村民住在深山区的成因等，这里就不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