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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 大唐移民聚落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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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话石头 发表于 2019-3-30 15:00:19 | 只看该作者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作者按语/学术界常常爱用“胡汉混合型社会”“南北社会风尚异同”“长安盛唐气象”“北方经济重心难移”“唐宋城市结构衍变”等等来研究唐代社会变迁,实际上这些都与唐代移民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移民,不仅给唐代社会补充了新鲜血液,而且带来了空前活力。

目前国内涉及唐代移民的专著出版了好几部,但对移民所造成的唐代社会变迁的突出特征论述不够,本文即侧重于此一专题。希望在进一步探讨1400年前“大唐之国”的悠远史实之时,也能有助于我们关照当前“大国复兴”的激荡现实。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自魏晋南北朝“五胡融华”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时期,近300年间突厥、吐谷浑、党项、回纥、契丹、奚、靺鞨等民族不断内迁。

这种内迁分为两种:让唐王朝打败灭国后,被迫性强制迁移,以及面临外部强敌进攻主动寻求保护。其中最突出的是北方的突厥,从唐初开始就有大批降众归唐。贞观四年(630年)东突厥灭亡,有15万以上突厥人自阴山以北南迁,被唐朝安置在幽州(今北京)至灵州(今宁夏灵武)东西缘边地带,并设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和云中都督府(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定襄都督府(今呼和浩特市东南)进行管理,皆以部落首领为长官。

我们就从“突厥入华”的故事落笔,继续追寻大唐如谜一般的“移民潮”。

突厥回鹘留居不归

当时突厥人入居长安的有近万家,部落酋长担任将军、中郎将以及五品以下的有百余人。这些突厥人除一些首领功臣陪葬唐太宗昭陵、唐高宗乾陵外,其余均葬在长安附近,墓葬发现的大多为突厥可汗或右贤王等王公贵族的后代,是突厥移民居住长安的典型事例。

在黄河河套以南地区,贞观十五年(641年)东突厥可汗俟利苾(李思摩)率众十余万迁居于此。当时突厥人设置侨治府县(编按:又称“侨州郡县”,起源是西晋“永嘉之乱”后,北方流寓江南的士庶在南朝的侨居地,东晋政府按其原籍郡县地名,另设立的州郡县地方政府),来回迁移寄居于营州(今辽宁)、幽州(今北京)、朔方(今陕北)、呼延(今宁夏盐池)、凉州(今甘肃武威)等地,仅天宝元年(742年)就有在籍户口约2万人。

唐朝在漠北设立的“六府七州”(今蒙古广大地区)也不断有突厥人南迁内地。公元8世纪以后,在阴山南北建立的后突厥,由于内部部落矛盾,不断有人南迁,开元三年(715年),后突厥十姓部落及高句丽莫离支高文简、颉跌都(造字:左足右夹)督跌思泰等率众共约万余帐附唐,皆安置于河套地区。天宝四载(745年),后突厥被回纥所灭,一部分部落又南归灵州、丰州等地。分布在西域的西突厥被唐击败后, 斛瑟罗可汗于天授元年(690年)收拢残部六七万人徙居内地,斛瑟罗本人死于长安。至于突厥人迁居地不明的就更多了。

生活在今青海一带的吐谷浑被吐蕃灭亡后,唐龙朔三年(663年),诺曷钵可汗率数千帐篷迁徙乐州(今宁夏中卫)。圣历二年(699年)论弓仁率7000余帐归附,被安置在银州(今陕西横山)。分布在凉、甘、肃、瓜、沙等州的吐谷浑人则有10万余,有的部落在中唐后又转徙河东(今山西)北部。

与吐谷浑相邻的党项,由于吐谷浑侵入被迫内迁,天授年间(690~692年),其西北部部落20万户散居灵州、夏州间,唐置吴、朝、浮、归等十州以管理。安史之乱(755~763年)爆发后,内迁至关内道庆、灵、夏、胜等州的党项部落,又向泾、陇等地迁徙,甚至有向河东迁徙者,分布比较广泛。

散居在漠北草原和天山一带的九姓铁勒,包括回纥、仆骨、契苾、葛逻禄、薛延陀等。贞观六年(632年),契苾部首领契芯何力率众千余家内附,被安置在凉州、甘州之间。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漠北铁勒逐部内附,唐设安北都护府管辖。开耀三年(681年),薛延陀等部四万余帐南迁夏州。垂拱元年(685年)后,回鹘等万帐内迁甘、凉一带。开元二年(714年)以后,“突厥十姓(铁勒等)降者前后万余帐”,多数安置在河套及其周围地区。

天宝三年(744年),回鹘骨立裴罗自立为可汗,以郁督军山(今蒙古杭爱山东支)为中心称雄漠北,并在安史之乱后进入中原助唐平叛,其回鹘商人也出入于内地,许多定居不归,如留居长安“殖资产、开第舍”的有千余人。《佛祖统纪》卷四一记载:大历四年(771年)“回纥请于荆、扬洪、越等州置大云光明寺”。回鹘人集中的地方才会设摩尼教徒活动的大云光明寺,说明南方也有不少回鹘人留居不归。

昭武九姓入“六胡州”

在唐朝周边诸国向中原内地迁入中,最活跃的是中亚“西域胡人”。在中亚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分布的康、安、曹、石、米、何、史、穆等小城邦,史称“昭武九姓”,或称粟特人。粟特人沿丝绸之路东段交通要道建立了许多移民聚落,例如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伊州(今新疆哈密)、敦煌、肃州、甘州、凉州、长安、蓝田、洛阳、灵州、盐州、夏州、范阳、柳城(今辽宁朝阳)等地,都有昭武九姓聚落,并且具有一定规模。

其中唐调露元年(679年)在灵、夏二州间设置的鲁、丽、含、塞、依、契六州非常著名,唐人称之为“六胡州”,专门安置昭武九姓的移民。洛阳出土的《唐故六胡州大首领安君墓志》称:“君讳菩萨,其先安国大首领,破匈奴,衙帐百姓归中国。”开元十年(722年),六胡州首领康待宾反唐,被平息后,余众五万多口分配许、汝、唐、邓等州(皆在今河南省境)。安史之乱后,六胡州的昭武九姓部落有些迁至范阳、河东,有些迁至云州(今山西大同)。朔州(今山西朔州)与沙陀人杂居,所以考证在沙陀人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将领、后妃中皆有一些出自昭武九姓的康、安、石、史、何等姓人物。

在河西走廊的凉州,也是粟特人的聚居地,著名的安氏家族世居凉州为“萨宝”,唐初就有安兴贵一支移居长安,近年出土的《安元寿墓志》《安忠敬墓志》《安令节》等说明安氏家族不断东移长安、洛阳地区。在敦煌文书中的《天宝十载差科薄》记载了敦煌从化乡民236人,其中康、安、石、曹四姓占有总人数的六成,加上罗、何、米、贺、史五姓,以粟特为主的胡人总人口九成。昭武九姓胡人聚落正式属于唐朝的乡里编制,说明粟特人迁移后的汉化。

外国移民因经商、通使、侍卫、求学、行艺、传教、任官、避难等入居中原的也很多。唐武德年间(618~626年),疏勒国王裴玢来朝,拜为鹰扬将军,“留不去,遂籍京兆”。咸亨年间(670~674年),波斯王子卑路斯因国亡避难到长安,授右武卫将军,其子泥涅师也授左威卫将军,父子相继客死长安。当时在长安的波斯人有数千人,如阿罗憾,本波斯国大酋长,入唐为右屯卫大将军,曾出使拂菻国(编按:中国中古史籍中对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的称谓)。

化外之人宽乡安置

在敦煌和吐鲁番还发现有“波斯军”“波斯使主”等文书记载,记载了滞留在敦煌、吐鲁番等地的波斯人居住状况,以及波斯移民后裔与中原汉人的文化交流。1955年出土于西安的一块墓志,以汉文与帕拉维文合刻,墓主马氏之夫苏谅为左神策军散兵使,夫妻俩均是波斯王族的后裔,作为移民留居长安,马氏死于唐咸通十五年(874年),距波斯被大食所灭已200余年。1980年西安出土的李素墓志,也表明李素原为波斯国王之外甥,天宝年间其祖父入唐后特赐姓李,在长安侨居50多年后,已成为移民后代融合于汉人之中。

安史之乱后,由于吐蕃隔断河西走廊,来自大食、波斯等国的胡商归路断绝,遂居长安娶妻生子、购田置宅,长安成为外国移民集中的地方。广州、扬州、洛阳等城市也是外国移民较多的地方。唐末参与平定安史之乱有功的大将田神功攻陷扬州,死亡的大食、波斯人竟达几千人;黄巢攻破广州,死亡的外国人也有数万人。

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人口亦有大批内迁唐境。贞观十九年(645年),高句丽简褥萨以下酋长3500人迁入内地,唐自辽东撤退时,又将辽、盖、岩三州七万人内迁河北等地。显庆五年(660年),百济被唐攻占后,百济贵族与部分百姓被迁至徐州、兖州。总章二年(669年),唐灭高句丽,经营陆海二路,迁高句丽人口3.82万户于江、淮以南以及山南、京西诸州空闲处。

仪凤二年(677年),辽东都督、朝鲜郡王高藏谋反被流放邛州,高句丽民众强壮者被迁往河南、陇右,后皆未返回。此后,高句丽还有许多人口陆续迁徙内地。至于新罗沿海迁居到山东半岛的移民也很多,根据日本佛僧圆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唐后期的登州、莱州、密州、青州、淄州、泗州、海州、楚州、扬州以及长安等地,都有不少新罗侨民或移民居留。

在这些地方,分别存在新罗村、新罗院以及坊、馆等社区组织。如楚州从事航运业的新罗水手、扬州城内的新罗商人,文登赤山法华院的新罗僧侣、农民,长安城里的新罗留学生等。

唐政府曾在737年对外国移民作出专门政策规定:“化外人归朝者,所在州镇给衣食,具状送省奏闻,化外人于宽乡附贯安置。”同时,唐朝还可免去他们十年赋税以提供优惠待遇。因此,在唐朝吸引外国移民的措施鼓励下,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移民以不同渠道进入唐境与中原内地。

“寄往浮客 讲学习业”

唐代人口迁入地的特点是周边各族与各国向内地大量迁移,而迁出的特点则是狭乡人口向宽乡迁移,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迁移,以及时多时少的逃户和动乱时期的人口南迁。此外,还有募民戍边屯垦、配流谪边、灾荒移民就食等官府安置形式,而士族官僚的迁移则有中央新贵迁移京畿,旧士族移贯和士大夫的“寄往”“讲学习业”等自发迁移。

一般来说,唐王朝为了保证其赋役征发的来源,通过户籍制度限制人口自发迁移,特别是京畿内诸州和有军府州的民户不得随意迁移,只有在地狭人稠、灾荒频繁等情况下才可作有条件的迁徙。如贞观十八年(644年)雍州少田者移之宽乡,武周天授二年(691年)自关中、陇右诸州迁徙数十万人户于洛阳,都是为了缓和地少人多、授田不足的状况。

唐玄宗开元时开始逐渐放松对移民的控制,对全国范围内的浮逃户采取了默认的政策;在边州地区则相继推行了召募“客户”“浮客”的办法,安置移民戍边屯垦。强制性放逐边州和配流谪边的人口也不少,如武后长寿二年(693年)仅在岭南、黔中、安南等道州一次就杀戮人达数千之多。南方流逐的王室贵族、官僚子弟等很多,他们可能携其家属同移徙所,甚至移想人家口不再迁回原籍,编附为当地百姓。

唐代高门士族的迁移则是由各地向两京一带集中,因为唐初旧士族门阀根基已经崩溃,新王朝以当日官爵品秩作为等级高下标准,新的仕途门径也以科举为共同趋向,这就对地方郡姓大族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士族子弟纷纷移贯京畿,更接近于当朝官僚集团。尽管士族由旧籍向新京新贯的迁徙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就迁移时间来说,大致在天宝年间接近尾声。

如河北博陵大族后代崔玄亮,太和七年(833年)在虢州(今河南灵宝一带)任刺史,临终时就说:“自天宝以还,山东人士皆改葬两京,利于近便。”唐朝时的“山东”,通常指太行山以东地区。现代学者毛汉光《从士族籍贯迁徙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一文中,综合史书与墓志铭统计出,唐代旧士族10姓13家所迁徙的新贯大多为长安、洛阳等京畿地区。

唐代官僚士大夫的迁移以自发为主,有的是以“讲学习业”为特征的自发迁徙,例如江南一带私人讲学之风甚盛,许多北方士大夫游学到此,安家立业。有的是以“寄往”为特征的变相迁移,即一些州县官员秩满卸任后于当地置产寄住,称之为寄庄、寄住户,甚至有些富户或乡望之流为规避徭役,设法注销本贯旧籍,又在异地他乡购置产业以长期寄住,免除徭役。

“衣冠士庶,避地东吴”

安史之乱后和唐末战乱背景下,官僚士大夫的迁移最为突出,规模也较大,例如北方中原官僚士大夫的迁移地区除了极少数是避于邻近的山险之地外,大多是移往江南一带。史称:“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节度使。”“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吴魏人海”,“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

像此类记载,史书中控比比皆是。中唐时期,随着长安的相对稳定,官僚士大夫南迁的浪潮低落下来,但很多人家再没有北迁回原籍。到了唐末僖宗之后,南迁再次勃兴,官僚士大夫大批移入蜀川、江淮,例如蜀中45家著名士族中,有28家都是由其他地方迁徙入蜀的,成为移民中的大族。

值得注意的是,唐末黄巢造反和广陵大乱,使江淮之地一片残破,移居到江淮地区的士大夫进一步南迁岭南与闽中,如唐哀帝天祐二年(905年),学士韩偓担心朱温滥杀朝臣,“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审知而卒”。王审知即福建威武军节度使,后称帝而为闽王,他的周围任用了一批中原南迁的士大夫,由此可见当时移民的流向。

唐代平民的自发迁徙,有时是由于逃徭役,有时是因灾荒,更多的是为避战乱。隋末唐初,流移他乡的移民浪潮就非常汹涌,“比年寇盗,郡县饥荒,百姓流亡,十不存一,贸易妻子,奔波道路”。江淮、剑南、岭南等地的移民大部分来自北方。也有一部分人自发逃亡到周边地区,如河套、河西走廊以及西域,贞观十四年(640年)唐朝进攻高昌,理由就是索要汉族移民。

战乱背景下的移民一般是阶段性的,战乱安定后便大致停歇,但战乱后重新建设往往徭役繁重,促使民户大量逃亡,成为“逃户”,所以唐政府不断采取括户措施以检括流动人口。逃户问题在唐前期一直存在,陈子昂《行上蜀川安危事》就说:“今诸州逃走户有三万余,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属州县。土豪大族,阿隐相容。”仅一个地区就有三万多逃户,可见人数之多。

“逃户”实际上是一种不合法的移民,唐玄宗时期,对逃户采取了较宽松的政策,他们便成为迁移地区的合法居民。中晚期时期,关中、河南、河北等北方地区是战乱的中心地带,也是一般民户迁移的主要移出区。李白《永王东巡歌》称:“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说明移民流向主要是南方,所以中唐以后江南、剑南、山南诸道人口持续增长与大量北方移民南迁有关。

当然,就逃户、客户、浮游人口等身份来说,有的是破产农民,有的是流入城镇的新兴劳力,还有的是流入寺院的托庇依附人。移民的地区也远近不同。但不管出自什么不同缘由,中晚唐时的移民迁徙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都是汉代和明清时代所不能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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