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汉口汉江古田桥
汉口（Hankou，旧时译作Hankow），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是武汉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武汉地区的金融、商贸、对外交往中心和主要交通枢纽，自古被誉为“楚中第一繁盛处”，以“东方芝加哥”之名驰声于海内外。今天，笔者将视野缩小，从城市变化的角度来解构汉口历史。
一、聊汉口绕不过汉江
汉江，在地理分布上，它是长江最大的支流，发源于秦岭和米仓山之间的陕西宁强，穿过大巴山的末端襄阳之后，汉江再无阻隔，在云梦泽的故地上冲出星罗棋布的水网，最后从武汉注入长江。
由于江汉平原至武汉一带地势平坦，下游的汉江并不存在一个稳定的水流量大的入江口，直到明朝成化年间，汉江下游河道入江口在龟山北麓稳定下来，从此结束了汉江下游河道游移不定的历史。汉口的故事，也正是从这里开始讲起。
汉江的改道，让汉阳从水之北变成水之南，汉阳这个名字从此只遗存了历史意义。而在汉江之北，汉江携带的泥沙，在长江固有的顶托力作用下逐渐沉留下来。天长地久，这些泥沙，终于高出水面形成汉口。武汉三镇中汉口最晚形成，也和汉口基岩面最低有关。现在汉口一带的基岩顶面埋深在-20~-30米之间，需要大量的泥沙堆积才能冒出水面。所以汉口的问世比朱元璋都晚，至今不足650年。
1911年，英国人Laura Beckingsale在描绘对武汉的印象时用了这张图，清晰的表达了江河与城市的关系，即城市的建立决定于客观的地理走向。这点映射在汉口上，更加的突出。
二、城市空间变迁
汉口城市发展历史上，一共经历过三次的变迁。在汉口发展的最初两百年，汉口没有进行堤岸的建设。每到夏季，水网密布的低洼地带变遭受洪水的侵袭，城市发展十分缓慢。到明朝崇祯年间，汉阳府通判袁焻在汉口主持修建了第一条堤坝——袁公堤，宣告汉口初代城市边界正式成形。
有了袁公堤的保护，汉口才真正开始发展。堤内的汉正街也得以成长、发展和繁荣。当年袁公为修建堤岸，就近取土，形成了一道约两丈宽的壕沟，即玉带河。为了联系堤内外交通，又于玉带河之上修建了大小桥梁31座。袁公堤长仅4.5公里，平均每座桥梁之间不过150米的距离，堤内外往来极为方便。沿着玉带河形成了汉口最早的商业街，也为后来袁公堤的拆除奠定了基础。现在这里叫长堤街。
“最汉口”的长堤街
到了晚清，曾一度让曾国藩焦头烂额的捻军，也一直时不时的袭扰一下汉口，袁公堤自然是无法承载御敌于城门之外的责任的。故汉阳知府钟谦钧修建了上起硚口，下至沙包的城墙——汉口堡。虽然，事后证明汉口堡并未达到其军事目的，但却出人意料的发挥了防洪防涝的功能。这座亦墙亦堤的汉口堡，也经常被视为汉口的第二座堤坝。
如今，汉口堡的城墙早已被拆除，循礼门、居仁门、大智门这些地名却保留了下来，无声的述说着过去的往事。汉口堡虽然释放了城市的发展空间，但相比袁公堤，其城门只有8个。城内城外交通往返效率大大降低。其中循礼门到大智门之间距离长达2公里，在交通工具相对原始的年代，居民进出城十分不便。加之彼时汉口湖泊的退化还不如今日，堡垣外处处是水，一到夏天涨水，就把城门关起来，否则水流入城内，一关就是数月。汉口一到夏天就处于孤城状态，汉口堡断绝了一切城内外交流的可能，极大限制了汉口的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三条堤坝的修建势在必行。张之洞主政湖广之后，张公堤的项目迅速上马。现在看来，张之洞对张公堤的规划是十分超前的，它西起舵落口，东至堤角，全长23公里，使汉口市区面积一下由5.3km2扩大到116.6km2，市区面积扩大了22倍。同时张公堤还切断了市区内外水系的联系，低洼之地逐渐变成陆地良田，城市陆地面积得以大规模扩张。汉口堡也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之后于1907年被拆除。
（张公堤基本与汉口北三环重合，曾经的张公堤早已不再作为防洪使用，已建成张公堤森林公园，在新的时期继续发散着光热。）
如今汉口建筑物最密集的地方依旧在汉口堡以内，100年过去了，张公堤超前的规划思路依旧不过时。更为重要的是，张公堤的修建使得汉口城市发展思路发生了转变。汉口由以沿江沿河的线性发展思路，转向内陆地区的面状发展思路。
经过从袁公堤—汉口堡—张公堤的演变，今日汉口的雏形初步形成。
三、水边的生活
汉口因水而生，城市的街道和角落里，都埋藏着关于水的种种线索。
成化年间的改道，让汉口近乎成为四面环水的岛屿。江河湖泊的变化决定了汉口道路的走向。平行于水系是第一选择，方便居民沿河择居。以水运为本、因商贸而兴的汉口，决定了汉口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围绕码头展开，为了方便货物的转运交接，夹杂在主干道之间衍生出一条条垂直于汉水、长江的小巷。汉口便呈现出鱼骨状的道路框架。
码头上的生活是粗放和狂野的，野蛮生长的汉口诞生了诸多帮派。或按地域划分，如徽州帮、河南帮、四川帮等；或以商业区别，如茶帮、盐帮等等。在汉口开埠之后，列强纷纷于江边设置租界。汉口就在烟枪与雪茄、牛排与热干面的交杂中熙攘的发散着市井的气息。这其中对比最为强烈的还是中西方建筑的差异。
普通民众是修不起砖房的，最底层的居民只能用茅草、芦苇和木板搭建起简易的窝棚。“湖地河边人住满，芦棚多似乱坟堆”即是对这一景象的客观描写。窝棚密度大而杂乱，也缺乏组织排水和生活管理，居住条件十分恶劣。洪水来时，居民便弃棚而去；发生火灾，也往往造成连片的灾难，“无情最怕星星火，长物无多最可怜”。
稍有积蓄的汉口人，便会选择船屋这一居住形式。虽好于窝棚，但由于常年处于潮湿环境，卫生条件极差。到了夏季，蒸腾的水汽更让酷暑无处消磨。“两扇舱门深夜闭，水中居住火中眠”。船屋是汉正街商业市场的衍生物，繁忙的水运业务使得许多商贩、搬运工直接生活在船上，匆忙又繁荣。
河边还有一种常见的建筑，那就是吊脚楼了。不同于今日在景区看到的，汉口水边的吊脚楼修建质量十分低劣，极易发生变形和坍塌。很多房屋发生倾斜，经常一起倒下来。水边的吊脚楼只要没发生歪斜，就是质量极佳了。
大户人家有更好的居住条件，有经济实力的家庭或宗族选择于高地修建房屋，或挖取湿地之土筑起高台以避水患。这些水中的高地被汉口人称为“墩”或“台”。笔者翻阅资料，能查到的“墩、台”有25个。墩台往往以姓氏命名，反映了早期墩台居住者以血缘关系传承繁衍的状态。还有以籍贯命名，比如天门墩。在他乡的同乡，用墩台牵连起彼此的联系。再者有以所处位置命名，如石桥墩，五方杂陈的名字颇具古老的气息。
这些墩台随着汉口城市化的进程湮没在了过去的时光里，名字却大多延用至今。昔日水中的王家墩，如今已成为地区级CBD。审阅本文的蔡同学想必是蔡家墩的后人？
昔日的水上墩台
如今的商务CBD
四、1931年的夏天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不平凡的50年，1911年的辛亥革命、1931年-1945年的抗日战争、1949年的全国解放，诸多重大事件让这50年在历史中璀璨夺目。对于汉口而言也是如此，进入20世纪后，汉口逐渐成长为“驾乎津门，直逼沪上”的国际性大都市。坐拥京汉铁路、长江水道的汉口，一时间真有了“东方芝加哥”的味道。然而1931年的夏天，一场大水冲走了这一切。
1931年的水灾是上世纪以来受灾最广，灾情最重的特大型水灾。处于长江中下游的汉口受灾及其惨烈。洪水淹没了汉口市区99%的面积，“市内水深四、五尺与两丈不等”、“三镇淹水时间42天至100余天”、“汉口市区未淹没面积仅0.5平方公里”。水灾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成立救济水灾委员会进行救灾，一方面组织灾民修筑河堤，用以工代赈的方式组织自救。然而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人祸远比天灾严重。赈灾钱款并未起到相应的作用，反而成中饱了许多官员的私囊。
水灾发生后的汉口街头
这次水灾突出反映了汉口城市的发展史就是与水灾斗争的灾难史。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汉口的水灾频率高，强度大，破坏强。1931年的水灾让汉口数百年的积累近乎毁于一旦，经济长时间内一蹶不振，昔日的荣光也一去不返。
五、新汉口
时过境迁，随着湖泊的自然退化和基建技术的进步，湖泊已经很难再影响到城市建设和生活方式了。除了港口的定位之外，汉口成为更多跨国公司的选择，熙熙攘攘的王家墩CBD和滨江商务区每天都穿梭着不同肤色的人群。只是如今的他们也会在每一个清晨，吃上一碗镌刻着最朴实码头文化的热干面。高楼之下的早点摊，老汉口揭起锅盖下入碱面，氤氲的水汽沸腾上天空，融进充满希望的朝阳里。
武汉汉口江滩
参考资料
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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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年. 论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和演变[J]. 江汉论坛, 1988(4):76-81.
洪亮平, 唐静. 武汉市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及规划演变[J]. 新建筑, 2002(3):47-49.
刘耀彬, 陈红梅. 武汉市主城区湖泊发展的历史演变、问题及保护建议[J]. 湖北大学学报(自科版), 2003, 25(2):163-167.
王肇磊. 论明清时期河道变迁对武汉城市发展的影响[J]. 江汉学术, 2013, 32(1):108-113.
网络资料：
汉口、汉江百度百科
《武汉在近代变成大城市，原来都靠这个小小的地方》，地球知识局
《汉江入长江口变更地质解释的大胆猜想》，汉网社区
※本文图件中历史地点根据文献史料推测绘制，与实际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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