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米歇尔·盖尔范德(Michele Gelfand)教授,3月13日在《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上发表文章《绝疫求生:美国必须紧起来》(To survive the coronavirus, the United States must tighten up)。
文章中说,她曾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根据各国将公共规则置于个人自由之上的程度将其归类为“紧”或“松”。文章里说:“像中国、新加坡和奥地利这样的严密社会,有许多规范社会行为的规则和惩罚。这些地方的公民习惯于以加强良好行为为目的的高度监控。在美国、意大利和巴西等宽松文化国家,规则较弱,也更加宽容。”
与一些政治性论文不同,她认为,严格程度和宽松程度之间的这些差异不是随机的:“法律最严格、刑罚最严厉的,是那些有过饥荒、战争、自然灾害,以及瘟疫暴发历史的国家,是的,还有那些病原体暴发的国家。这些灾害频发的国家已习得几个世纪以来的惨痛教训:严格的规则和秩序能挽救生命。与此同时,面临着很少威胁的文化——例如美国——拥有放任自流的奢侈。”
盖尔范德说,这非常明显,“像新加坡和香港这样以‘严格’著称的社会……已对新冠病毒做出了最有效的反应。”
在文章最后,盖尔范德总结说:“在所有不确定因素中,我们要记住,病毒的轨迹不仅与冠状病毒的性质有关,文化的影响也一样大。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宽松的文化设定需要做出重大转变。”
所以说,美国的精英们也同样明白,优越的环境培养出放荡不羁的个性,而恶劣的条件自然会造就纪律严明的团体。很多情况下,“多难兴邦”不仅是一句自我安慰自我调侃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