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无疑是最能令人接受的西方学者之一。他简单用一句大实话,就点出西方文明为何始终无法在世界上服众的关键:“西方成为这个世界的赢家,所依凭的并不是其理念、价值或宗教的优越……而在于其更有能力运用有组织的暴力。西方人经常忘记这一事实;但非西方的民众永远也不会忘记。”(The West won the world not by the superiority of its ideas or values or religion […] but rather by its superiority in applying organized violence. Westerners often forget this fact; non-Westerners never do.”)
作为文明冲突论(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鼻祖,亨廷顿承认人类的未来将是一个不存在全球性的文明、而由不同文明组成的世界,所有的文明都必须学习共处。今天,当我们又一次面对“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时候,如何借鉴亨廷顿,更好地用理性与西方文明对话而不是对抗,无疑是我们这代人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美国作家Bill Bryson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旅游,看到当地民生凋敝、经济问题重重之后简单总结说,前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注定不可持续,因为“没有人会愿意维持一个不能让他们吃饱饭、或者不能让他们给孩子提供玩具的政府。”(No people will retAIn a government that can’t feed them or let them provide toys for their children.)
今天,美国重新挑起的意识形态之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主流社会看到中国的迅速崛起,特别是中国通过混合经济方式,发挥了国家投资和社会资本(民营、外企、个人)对生产力提升的巨大作用。中国包括经济上的进步、军事上的投入和科技上的发展,都让他们在世界范围内感受到了威胁。因此,美国政府需要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甚至敌人,以团结国内的力量,振奋士气(rally around the flag)。
美国作家Bill Bryson曾看到了前苏联式共产主义注定不可持续的趋势,但他也同样认为,“如果唯一的、看上去行之有效的经济体系必须基于个人的自私自利和贪婪,想想也是一种悲哀。”(There was a kind of sadness in the thought that the only economic system that appeared to work was one based on self-interest and greed.)今天我们要不惧与美国开展意识形态的讨论,因为我们对中国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尝试和创新,开创中国模式的意义,就在于要为世界文明发展做自己应尽的贡献。
举例来说,同样是采用技术官僚和文官制度,中国公务员的绩效考核可以决定其升迁和去留,这也意味着中国各级的公务员本身就会更有动力去发现和解决问题。西方国家的公务人员虽然也有绩效考核,但是各级官员都是公开选举产生、或者由胜选者任命,这也意味着对普通公务员而言,除了工资报酬外,对他们实质上没有任何解决好现有问题的激励。这就像BBC英剧《是,大臣》里有句经典台词所嘲讽的那样,西方公务员工作的三原则就是,“越拖延越高效,越费钱越便宜,越秘密越民主。”(three articles of civil service: takes longer to do things quickly; more expensive to do them cheaply; more democratic in sec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