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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 二战前夕,日本民众支持军国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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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小智 发表于 2021-6-16 07:33:56 | 只看该作者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日本民众会为了天皇而去玉碎吗?
这是个开放性的问题,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尽量客观就行,不需要你准确说出多少多少日本人反对或支持,多少人被裹挟在人群中多少人被周围的民族主义情绪激发,说出当时大部分日本人对侵华战争的态度以及民众对天皇的态度就行。尽量有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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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评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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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闷声发大财 发表于 2021-6-16 07:34:54 | 只看该作者
 
二战前夕的日本国内社会生态:
政界反对侵略战争最坚决的日本共产党遭遇严重打压,国内党组织基本瘫痪,侥幸逃脱的日共残余人员远走延安坚持反战抗争。
日本陆海军各批出惊人的经费,用于款待和收买各大报纸记者和专栏作家。跟军部对着干,就有像小林多喜二一样被害死的风险。顺着军部的意思写文章,高官厚禄、美酒佳肴都来了。
日本著名通俗小说家吉川英治给旧日本海军报道部门,吉川英治的小说版《三国志》和《宫本武藏》在战时出版的版本有大量军国主义宣传语句,战后统统删掉。《肉体之门》原作者田村泰次郎加入过旧日本陆军拼凑的“笔之部队”,给日本陆军充当肉喇叭。顺便说一下,太宰治那篇描写鲁迅的《惜别》实际上是战争时期太宰治用来应付当局政治需要的作品,战争时期发表的初稿加入了借鲁迅之口吹嘘日本是“神之国”的段落,战后版本统统删除。
事实上受军方领导的全国性退伍军人团体“在乡军人会”把军国主义思想灌进农村和城市基层社区,“不爱国的报纸”会被“在乡军人会”带头抵制。
军国主义教育从娃娃抓起,充斥封建奴性色彩的各种歌曲和课文直接塞进小学语文课和音乐课。
《读卖新闻》等报纸,以导致美西战争的报业大亨赫斯特为参考蓝本,平日大力报道各种耸动的腥膻色新闻,一到对外政策上,就学赫斯特的模样,要求政府对外强硬。
历来不服皇国主义那一套的宗教界“硬骨头”日本基督教会遭遇空前迫害,最后以日本基督教团主席通过参拜明治神宫向国家神道举手投降而结束。
佛教界这边日莲宗干脆主动向军国主义靠拢,充当其肉喇叭吹鼓手。
世界三大宗教的佛教和基督教尚且如此,第三个宗教那更被控制的死死的,大日本X教协会的会长居然是陆军派出现役将军担任的,然后里面被塞了一堆外务省、陆军青岛要塞、陆军中野学校(特务培训机构)出身的“日本人教徒”。
所以当时的日本民众是完全失去了选择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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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_一三五二四六 发表于 2021-6-16 07:35:28 | 只看该作者
 
当然支持了,不支持的都是非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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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好帅的蟋蟀 发表于 2021-6-16 07:36:22 | 只看该作者
 
来、给你说个真事儿。
这个是某一次访谈黒柳徹子的时候,他说的小时候他的见闻。
说那个时候,正值对中国战争的时候,他们家乡也在征兵,然后入伍的新兵就穿着军装排队上火车,两边是警戒的宪兵,再外面两边都是父母和乡里乡亲的。
本来大喇叭还放着音乐,挺热闹的,这时候突然有个妈妈直接就冲过了警戒线,抓着他儿子的手说,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活着回来!
然后后边宪兵直接上去,一把给拉开,把那个妈妈给推倒在地。
黑柳说这个场景至今不能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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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爱你所爱YZS 发表于 2021-6-16 07:37:01 | 只看该作者
 
“索夫团”了解一下。
“九一八”之后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给广大日本妇女造成了巨大的痛苦,许多妇女的丈夫被迫应征入伍,有的伤病残废,有的殒命异国,走上了不归之路。因此,许多日本妇女都参加了反战活动,“索夫团”便是其中之一。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军队在上海遭到了重创,伤亡很大。消息传开,广大日本妇女悲愤异常。长崎、大阪等地的妇女特意召集一些军人家属,组织妇女“索夫团”,向东京的日本政府当局请愿,要求政府归还她们的丈夫,停止战争,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悲愤之状几近疯狂。
日本当局虽然假意相劝,说了一大通为国为民的道理,但请愿的妇女并不相信这些鬼话,仍然逗留不肯散去。其时,妇哭儿啼,闻者无不伤心落泪,陆陆续续地加人请愿队伍妇女人数不断增多。2月份,日军家属及民众千余人又前往陆军省请愿,要求撤回已派出的军队,中止出兵,结束侵略战争。当时的陆军大臣荒木贞夫蛮横地拒绝了人民的合理要求。请愿家属的要求得不到同情,乃集合妇女,齐赴车站,横卧于铁轨之上,意图阻止军队出发。陆军省丧心病狂,一意孤行,视人民的生命如草芥,竟然下令开车,以致碾死妇女多名。
九一八后,在中国的日侨普遍厌战反战。1932年2月中旬,日本当局向在青岛的日侨征兵800人,结果没有一个人愿意报名参战;有的人为了逃避征兵,甚至自残手足。
同月,日当局又在胶济路一带向日侨征兵,许多日侨千方百计地逃避,当地日侨团长因为无法完成征兵任务而切腹自杀。大连的一个日本人为反对征兵而自杀,临死前留下遗书称:“余非畏死,蓄欲从牺牲唤起我大和民族,共起反对军阀穷兵黩武之自杀政策,救我邦人。”
日本共产党始终站在反战斗争的前列,日本共产党从1922年7月诞生之日起,就在其《纲领草案》中提出:“日本应从朝鲜、中国、台湾和库页岛撒出军队”。
1931年7月6日,日共《赤旗报》发表题为《起来向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准备作斗争》的文章,号召日本人民“不出一分钱的军费!不送一个人去当兵!”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日共就发布了《告全国工人、农民、士兵书》号召人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应当与中国人民团结一致进行革命,建立苏维埃的日本。
在日本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日本国内的反战斗争汹涌澎湃。在东京、大阪、横滨等地大工厂纷纷召开反战代表会议,组织游行示威。仅东京一地参加者就达2500人。农村也开展了反战运动,仅富山县就有六个村单位举行农民反战大会,有的还举行了游行示威。
1928年5月,京都、大阪、名古屋、神户、福冈、奈良等地的劳动群众,在“反对出兵中国”的口号下,结成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同盟,举行了两次“反对出兵周”活动。1932年全国工人协会领导了东京地铁工人的罢工,占领工作场所,取得了胜利,引起了很大反响。同年,全国农民协会,确定了反战行动纲领,推动广大农民进行“反献金”、“拿米来”、“索夫团”等反战斗争。
从1930年前后开始,在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率领下,青年们的反战运动,也迅速兴起。1932年2月9日,东京明治大学等校学生举行反战示威游行,散发反战传单,高呼“打倒日本军阀!”横滨等地学生也举行了示威游行,反对在上海扩大侵略战争。
日本宪兵机关的统计,各界人民反战、反军部的斗争,1930年为1398次,1931年为1905次,1932年为2437次。
一些合法的左翼工会组织,也加入了反战反法西斯的斗争行列。1933年6月,由关东劳动组合会议提议,成立了“反纳粹、粉碎法西斯同盟”。关西地区等地也成立了类似组织。
在中间阶层、知识界中,也出现了反战反法西斯斗争的火焰。1931年到1932年,长谷川如是闲出版了《批判日本法西斯主义书》。“九·一八”事变的当天,全国劳动大众党领导人埤利彦发表声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且领导成立了“反对对华出兵斗争委员会”。另外,大山郁夫、浅沼稻次郎等,也持这种正义立场。
1933年8月,日本作家秋田雨雀、江口涣、长谷川如是闲、藏原惟郭、加藤勘十等一百多人,不怕迫害,在东京召开了“远东和平之友”成立大会。1935年,美浓部达吉教授发表论著,主张天皇是国家机关,遭到起诉,他不屈从权势,捍卫自己的主张,在贵族院答辩两小时,使不少企图加罪于他的人,也受到感动。
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中,也发出了反战呼声。石桥湛山提出“满蒙放弃论”,批驳了“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谬论,主张与中国发展和平的经济贸易关系,指出发动侵略战争,与中国为敌,与世界各国为敌,必将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惨败悲剧。在1937年1月召开的第20次国家议会上,政友会代表滨田国松公开指责寺内陆相:“军部干预政治……包揽国政,实际上将流于寡头专制的作风。”
1932年7月,日共成立了以风间文吉为首的军事部,负责整个反战兵运工作。同时,建立了关东军事委员会、关西军事委员会、水兵委员会等兵运领导机构。在兵营、舰队中,也建立了各种基层反战组织,展开了反战活动。
1932年7月15日,日共创办了以陆海军土兵为对象的报纸《士兵之友》,并且编印了大量的反战小册子。在反战传单《告各位士兵》中写道:
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中,已有4000名士兵伤亡了。满洲成了日本实实在在的殖民地,谁得了好处?只有资本家和地主们,满洲的煤铁,饱了他们的私,成为剥削工农的手段……各位士兵,所谓“天皇的军队”,只是为了维护资本家、地主利益而存在。士兵仅仅是为了资本家、地主的利益,而在兵营、军舰内像奴隶一样受压迫,像囚徒一样生活;仅仅是为了资本家、地主的利益,去镇压国内工农的解放运动,残杀外国的工人、农民;仅仅是为了资本家、地主的利益,把战争强加于世界工农的希望——苏联红军和革命中国的红军。我们士兵必须弄清楚这些事情,工农是我们的兄弟,是父母。我们是穿军装的工人、农民,我们反对这一切!
这份传单号召日本人民起来,“把帝国主义战争转为内战!打倒资产阶级、地主的天皇制!”
在日共引导下,日本士兵纷纷行动起来。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第二师团驻仙台市时,当军国主义者举办演讲会进行战争煽动时,该师团30多名士兵喝倒彩,把他们赶下了台。1932年5月,驻会津若松的步兵第29联队二等兵金田,不怕受迫害,在兵营中张贴反战传单,当他被逮捕时,身上还有50张印有“反对出兵满洲,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等内容的传单。据统计,1931年,在日本军队、军工厂中,曾发生反战事件126起;1932年,增加到204起,等等。
日本共产党成立后,就坚持反战、反法西斯斗争,一直处于非法状态。从1928年到1933年,经受了五次大逮捕,组织上遭到严重破坏。这种疯狂的政治迫害日益加剧,逮捕范围不断扩大。
据统计,从1928年到1933年,因违反所谓“维持治安法”而被揭发者,共6900多人,其中受到起诉者有4175人。日本反战民主进步人士几乎都遭到迫害。他们或遭惨杀,或被长期禁闭狱中,或被折磨致死。如日共中央委员岩田义道,1932年10月被捕,11月惨死;著名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1933年2月20日中午,在东京赤坂福吉町被警察逮捕,立即被押送到筑地警察署。小林受到警视厅特高科警察中川、山口、须田等人先后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极其野蛮的拷问后,于下午7点40分停止了呼吸。鲁迅先生在小林多喜二遇害后,发去唁电,号召中日两国人民,沿着小林多喜二的血路,并肩奋进!还有,日共中央领导人野吕荣太郎1933年10月被捕,于次年2月惨死狱中。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来源:
《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孙金科著;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1996.02
《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上海抗战与国际援助》徐剑雄,杨元华著,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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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无锡科必特 发表于 2021-6-16 07:37:47 | 只看该作者
 
在政府掌握宣传口的情况下,大部分民众受限于教育程度,都会被垄断信息获取权,转而支持政府。
少部分开眼看世界的清醒人士,要么选择沉默独善其身,要么选择组织对抗政府,然后被庞大的军国机器孤立,逮捕,碾碎。
战争发展了这么多年
从来都是统治者自上而下发动的,
民众没有那么多的组织能力去发动战争,
只能像一颗螺丝钉一样被巨大的国家机器挟裹着一起前进,却无法左右这台机器的前进方向。因为操纵杆自始至终就在那个驾驶者手里,不在螺丝钉手里。

很多人高估了平民的作用,
觉得是平民支持政府才发动了战争;
是平民培养出了那样的军国政府;
这是太高看平民的素养了。什么是平民?是绝大多数只知道上班/种田,心里想的只有晚上吃什么/不想加班/今年收成会不会不好,平时绝不会花时间去主动获取外文新闻的人。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极度单一,他们的政治倾向被牢牢地握在政府手里。政府今天在报纸上登一堆仇恨A国的新闻,平民就会觉得A国真是罪不可赦;政府明天在电台里播一堆亲善B国和B国强大的新闻,平民就会觉得B国真是好,是我们可靠的盟友,这把有戏啊。
只要日本政府掌握着这些宣传平台,平民就一定会支持政府。其中大部分是愚昧的被诓骗的,少部分是知道现实但求自保所以随波逐流的。摇摆不定的投机主义者应该也不少。
所以,不是
民众支持打仗——》统治者顺应民意而发动战争,
而是:
统治者准备发动战争——》宣传口发力,前期准备开始,扫除内部反对力量,使民众支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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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金皮卡Saber 发表于 2021-6-16 07:38:11 | 只看该作者
 
在研究日本文化的时候,你应该不难注意到日本的尚武文化是极其严重的,而且如今也渗透在日本的流行现代文化里。
最主要的是、在日本、尚武又往往与上流社会联系在一起。日本的原统治阶级,武士大名都必须有强烈的武学意识,才配称为当地的统治者。
在二战前期的日本,上位的统治者们往往是新兴资本家和日本皇族-贵族集团构成。
裕仁本身是一个实权天皇,堪比威廉二世。贵族集团则是由靠植产兴业延续地位的旧贵族和高干军人组成。恰好,民粹主义的良药生而奉时。统治者们依靠传媒对民众塑造想象的共同体,并美化军事文化。武士文化,贵族文化。
让民众产生了一种,【我为国家捐躯,那我也是光荣贵族啦】的错觉。类似于今日遍布于中国大街小巷的精神资本家。
所以日本人的好战不是不懂规矩,他们是训练有素,有备而来。啊,来骗,来偷袭,买办资产阶级小民国。这好吗,这不好。
而最讽刺的是,纵观整个二战,皇族贵族集团几乎都是躲在城里瑟瑟发抖,让那些底层民众当炮灰一样往前线送。
疯狂鼓吹武士精神的贵族们,再挨了两枚核弹投降后立刻对美国贵族低头哈腰。可以说是费拉不堪,硅地至极了。
我劝,日本民众,耗子为汁,好好反思。以后遇到这种事,直接攻占皇宫,不要再犯这种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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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ang1984196 发表于 2021-6-16 07:38:44 | 只看该作者
 
1905年,秋瑾去日本留学。
她刚到日本横滨的时候,看到了一幅惊人的景象,当时横滨的百姓们纷纷涌上街头,男女老少服饰艳丽,一个个欢声笑语、载歌载舞,欢送着走向日俄战争中国战场的日本军队,所有人都在欢呼“万岁”。
他们不会考虑战争的正义性或非正义性,也不考虑是不是在别人的国土上作战。
秋瑾感叹:“在此时的中国,绝不会有这样的国民,这样的百姓,顿时觉得心中气苦,泱泱五千年中华,竟样样不如日本。”
在那个时代,让老百姓支持国家、支持政府,无论他们支持的是不是“军国主义”,在我国民国先贤看来,居然是一件值得羡慕的事情。
因为他们的国家,还做不到这样。在大清,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是一盘散沙……还不是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所以秋瑾孙文他们特别羡慕日本人“爱国”、“有组织”、“有动员力”、“有凝聚力”。
别说日本,在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德国远征军出发的时候,多数德国民众也是兴高采烈,夹道欢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各国军队出发打仗的时候,多数帝国主义国家民众也都是兴高采烈、夹道欢送的。
反战,是一种高级的人类情怀,在享受霸权红利的帝国主义国家民众中,是少数。
我不会说“原子弹下无冤魂”之类的屁话,因为一竿子打死所有人,不实事求是,不唯物主义,东京烈火中,广岛核爆中,烧死炸死的也有进步人士、共产党人,还有更多无辜的普通人。
但我也会谨慎说“帝国主义的民众是无辜的,是可以团结的”这样的废话,这只是一种政治正确,只是一句谁都会说的“大义”,因为只要这些民众被帝国主义统治者洗脑了、蛊惑了,那么在一定时期,他们就是敌人,如果他们民众中的进步力量不足以颠覆他们的反动政权,一切就都没有意义。
抗战时期的日本共产党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但他们的声音太微弱了,力量太弱小了,他们几乎没能影响到战争的进程。他们也代表不了日本这个国家。他们对中日和平的贡献,还不如那些被八路军、新四军俘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日本普通军人。
我们不能期待帝国主义国家的民众自发“反战”,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是期待战争红利,喜欢霸权掠夺的。
蒋介石和宋美龄,就曾异想天开,拍飞机携“纸弹”去轰炸日本,让飞行员飞到日本上空去撒传单,希望唤起日本民众“反战”……这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我们不能对着大多数敌人的刺刀念佛经,更不能在面对战争、屠杀、灭绝、亡国灭种的时候谈“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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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E易水寒 发表于 2021-6-16 07:39:00 | 只看该作者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动不动就用“英美包围马上就要犁庭扫穴的可怕景象“和“打赢他们就可以过上顿顿有大米饭的美好愿景”煽动,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底层的人很难独善其身。
一剂一剂麻醉针下去,全然忘记他们头顶上的腐败官僚和军阀才是国家的癌细胞,直到原子弹和燃烧弹呼啸而来,才知道自己也是活生生的人。

 第1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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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溜达 发表于 2021-6-16 07:39:47 | 只看该作者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有多面性的。
日本在二战爆发前(侵华战争前)的极端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西方普遍的种族歧视的反动。
在说正题前我先说两个小故事:
第一个小故事就是爱因斯坦在1920年代在亚洲旅行时,在日记里虽然对日本人评价最高,但是依然把日本人、中国人和印度人并列为智商低下的种族。
中国人“勤劳、肮脏、迟钝”,爱因斯坦日记引争议-观察者网第二个小故事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蒋介石派出以熊式辉、王庚为首的军事代表团赴美,最开始美国飞行员要求熊式辉、王庚等中国军事代表团成员坐到飞机后部去,因为前面位子是留给白人的,结果就是一群美国少校、上尉坐在前排,中国少将、中将们坐在后排;到了洛杉矶,美国陆军部只排了一个少尉(上尉?)负责接待,而且只给中国军事代表团买了二等车票;到了华盛顿,一位犹太理发师拒绝为中国军事代表团服务,理由是他不为有色人种服务。(《剑拔弩张的盟友》,齐锡生著)
这两个小故事我想已经充分体现了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西方社会对有色人种令人作呕的种族歧视的严重程度。
那么,作为有色人种国家最早被西方列强接纳的日本,在这方面的体会只会更强烈;顺便说一句,熊式辉从此成为铁杆反美份子。
事实上伊藤博文早在1883年曾心怀怨念的吐槽过:
“每逢东西两洋交涉,欧土各国则连横合作,欺凌孤立之我。其心术毕竟无他,唯在人种与宗教之异同。……彼等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罗马尼亚之类与山中野猿无异,……盖敬爱彼之不开化如山中野蛮者,却不认可我东洋之进步,是与彼等无同宗兄弟之谊也。”
后来曾担任日本首相的平沼骐一郎,也曾无奈感叹:
“白色民族绝不会容纳有色人种为其伙伴。”
日俄战争时期,在西方的不少亚洲人,都觉得那是一场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种族之战”。
比如,正在欧洲的孙中山听闻东乡平八郎打败俄国海军时,其所见是:
“欧洲全部人民为之悲忧,如丧考妣”。“英国虽然是和日本同盟,而英国人一听到了这个消息,大多数也都是摇首皱眉,以为日本得了这个大胜利,终非白人之福。”
这种“所见”,无疑是孙中山内心世界的一种现实折射。
日俄战争结束后,双方在美国谈判,美国方面给予了俄国代表相当的同情和礼遇,俄国人被这种“种族亲情”感动得潸然泪下。
英国虽是日本盟国,但英国驻印度总督却在担心印度学生因为日本战胜俄国而去日本留学,进而受日本人的影响仇视白人统治
如此种种,都有意无意地证实了“日本被西方世界歧视”这一认知,进而强化了日本人“对抗情绪”:
寺尾亨认为:
“欧人并未视我如同等,欧美人对同种表示同情,有危难时相救之情,而对异人种却无丝毫同等之感,也难生同情。”
德富苏峰也说:
“欧美中真心爱我日本者,几乎未有一人。我等与其在人种、宗教、风俗、习惯上之纽带皆无。日本乃广阔世界之一异客、一孤鸟。”
日俄战争的胜利,不但没有能够为日本带来与西方列强同等的国际政治地位,反而使得西方国家更加出台许多歧视日本人的法律,这反过来又加强了日本政学各界被西方世界歧视的感觉。
比如,1906年10月11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明文规定日裔儿童不得与白人在同一学校就读。
1913年,加州通过《外国人土地法》,限制日本移民在美国合法拥有和租赁土地。
1919年,巴黎和会否决了日本代表团提出的人种平等法案。
1924年,美国通过主要针对日本人的排日移民法案,全面禁止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亚洲人移民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秘鲁等国也先后爆发反日言论与排日运动。
这些法案,不但使得保守派在日本占据了上风,也使得许多原本对西方抱有好感的日本学者转为敌视西方。比如,当时著名的亲美学者新渡户稻造,曾愤然表示:
“我心被深深刺痛,感受到无比屈辱,仿佛我民族从受尊敬之地位突然被推入世界贱民行列一般。……将来此情感隔阂不消,我绝不踏入美国半步。”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上下充满了“对抗意识”。
比如,樽井藤吉在《大东合邦论》中写道:
“彼白人欲殄灭我黄人之迹,有历历可证者,我黄人不胜,则为白人之饵食矣。而胜之之道,在养同种人一致团结之势力耳。”
德富苏峰也对“打破白人统治权”充满了使命感:
“吾相信,打破白阀,兴起黄种,救治东西方人种的民族的不平等,恢复其均衡,实乃吾日本帝国之使命,大和民族之天职。”
近卫笃磨则认为:
“东洋之前途,终不免为人种竞争之舞台。纵令施一时之外交政略,而生出如何之态度,亦一时之变态耳。最后之命运,存乎黄白两人种之竞争。此竞争之下,支那人、日本人皆已为白种人置于仇敌之地位矣。”
简言之,日本在二战前对西方,对白人国家的仇视和对抗本质上是对西方种族歧视的应激反应,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对国民进行洗脑式教育以及把儒家三纲五常作为全民教育核心则是日本自己的问题,其反应在现实中则是日本全国上下把“侵略中国”美化为“膺惩暴支”,如果说二战前日本对西方国家的“怨恨”还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那么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则完全是日本愚民式洗脑教育的结果。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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