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 中美间出现一个特殊现象，自2020年10月份 美国驻华大使 兰斯塔德离任，到今年6月21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宣布结束任期，从此刻起，两国在对方国家均未派驻新任大使，两国进入罕见的外交关系“真空期”。
上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是李登辉访美引发的中美关系后退，也是长达8个月之久美国没有驻华大使，当前面临的是同样甚至可能更长的时间跨度，因此引发国际舆论发声，中美外交是否将迎来特殊时刻？
中美双方都没有任命新大使，这只是双方关系的一个外在表象，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中美在今后将以何种方式面对对方，美国已摆出咄咄逼人的架势，中国的态度当然会引起世界的高度关注。
美国“弹性遏制战略”出笼
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已经由较温和的接触转到遏制方向。从小布什的“接触+防范”战略开始，奥巴马时期实施“接触+遏制”战略，到 川普时期的刚性遏制战略，直到现在的拜登政府提出 “该合作就合作，该竞争就竞争，该对抗就对抗”的新遏制战略构想。
拜登放言在其任期内不会让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为此，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是美国要赢得竞争、遏制中国发展，在继承川普遏制政策精髓的基础上，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但同时更灵活务实，避免步入川普式直接摊牌的危险境地，可称之为“弹性遏制战略”。
在这种战略指导下，拜登团队总体上对华态度强硬程度，甚至较川普政府还有升级苗头。但不同于川普的完全“脱钩式打击”，拜登政府对华“弹性遏制战略”呈现出可持续、可操控的选择性“巧遏制”态势，并据此出台一系列遏制中国的组合政策。
拜登政府重新拿起意识形态价值观武器，向中国发起进攻。美国政府向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拨付特别经费，以期加大对中国的力度。拜登掌握权柄后，西方对华施压态势重现。
拜登在上任一个月后，即发出 “美国回来了，跨大西洋联盟回来了”的政治宣言，意图重振西方民主价值观，拜登宣称在年内会组织一场包括 北约、印度、 日本、 韩国和 澳大利亚在内的“民主国家联盟”峰会，以应对外部特别是中国的挑战。
拜登政府不断利用价值观指责中国，4月16日，美日首脑联合声明直接针对中国， 拜登和布林肯对香港、 新疆、 西藏等中国内政方面出台一系列制裁措施。美国 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报告称，将与盟友一起向中国施压，追究中国政府“强迫劳动”侵犯问题责任。
高举西方价值观大旗，重返国际舞台，并再次扮演领导角色，成为拜登政府核心外交目标之一。拜登政府布置多边主义“大阵”，图谋合围中国。
拜登上台后，大力清理川普不良政治遗产，摒弃川普单打独斗方式，进行“入群、续约、举旗、拉友”，重新塑造并继续稳固美国的领导地位，力争使盟友遏华效用最大化。
拜登重启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机制，扩展“五眼联盟”准备发展日本成为第六眼，加强“七国集团”政治指向、推动北约组织“向东看”，复活“民主国家联盟”阵线，拉帮结派，与盟友一起恢复并建立国际机制，意在联合制华。
4月初，美国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 法国在印度东部孟加拉湾举行军演，扩大亚太战略盟友阵势对中国示威，言行并举拉拢盟友抗中。
在川普的科技战之后，以“弹性供应链战略”阻止中国产业升级是拜登政府既定方针，美国拉拢欧、日、加、澳等组建扼杀中国科技的 “技术联盟”，对华实施更严格的科技封锁，让中国短期内无法获取尖端技术设备。
拜登政府实施更精准的制裁政策，打击中国要害。不同于特氏的全面经济脱钩，拜登政府专门针对并开始在大容量电池、药品、稀土、矿产和 半导体芯片等供应链中去“中国化”，并对公共卫生、国防、通信运输、能源、粮食生产等展开为期一年的全面评估，为下一步立法搞乱中国制造做准备。
同时，美国还提出要对钢铁、铝、光纤、太阳能等行业的工业产能过剩造成的全球市场扭曲予以解决，而这些行业的主要贡献者都是中国。
美国两党共同推出《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目标是确保美国在未来几十年中有力量在所有方面和中国竞争。美国商务部还把7家中国超算实体列入实体制裁名单，拜登出手毫不比川普软。
重组全球化，以组建排除中国的区域经济组织，遏制中国制造的市场空间，让中国制造因市场受限无法获得足够利润，进而丧失推动产业升级的资金来源，最终在实体经济竞争中战胜中国。
拜登政府继续鼓吹“中国威胁论”，在东海南海增兵施压。美国扭住台湾和南海这两个中国“软肋”，派出航母战斗群和各种飞机进行绕台湾巡航，并在南海带领英、日、澳等西方国家进行自由航行，不断挤压中国海洋战略空间。
拜登的对华政策事实上是换汤不换药，对川普的遏华战略“明修暗受”，以至形成“特规拜随”，足见在美国精英眼里中美结构性矛盾无解。拜登是个狂热的好战分子，大力支持伊拉克战争，就任总统不到40天就轰炸叙利亚。美国还没有发动对中国的新战争，那是因为没有把握战胜中国。
美国两党对遏制中国发展的认知较为一致，不同的只是应对方法，其根源在于美国为维持全球霸权就不可能平等地对待中国，更不愿接受中国复兴的事实。
中国既不随美起舞，也不放任发展
中美战略竞争是中国崛起和百年变局的产物，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中美战略竞争将是中国大国关系的新常态。并且经过四年与川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淬炼，中国的对美政策更趋稳健成熟。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对处理中美关系有着重要的指引作用。我国领导人深刻指出，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中美之间“要分清哪些是分歧，要很好管控，哪些有合作意义，共同推动走上合作轨道。”
我国领导人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和分析为中国应对美国遏制战略提供思想指引和战略方向。中国一直致力于梳理制定关于中美合作、对话、管控分歧的清单，重建尊重、信任和正常的关系，推动双边关系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为此，中国秉持的战略方向是：
首先，中国坚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锚定中国制造2025和两个百年目标，立足国内，磨砺自身，构建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的转变，从而全力打造维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内生动力，以不变应万变。
全面落实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在深化国内改革、繁荣国内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同时，进一步推动全面开放，积极推进国际循环，在国际改革中发挥先锋作用和引领性影响，通过全面参与多边合作带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良性循环。
其次，秉持底线思维，实施“挂钩”战略。中国必须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划定底线，香港、西藏、新疆、台湾等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是红线，“碰不得”。
针对美国在科技、经贸等领域与中国脱钩的举动，进一步加强两国在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上的深度交融和相互依赖，进一步强化业已形成的中美两国间广泛的社会联系，延缓脱钩趋势。
要积极运用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疫情等全球性问题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上的优势，深化与各大国的战略协调合作并以此平衡、制衡美国的对冲战略，在诸多低政治领域继续深化合作，将不同领域的战略关系进行创新组合，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走向稳定和可预期。
其三，瞄准不可“缺席”的重点事项，寻机推动中美合作。气候变化和海平面变化遵循的是物理学规律而不是政治规律，非法毒品、传染病、恐怖主义使得各种问题的界限越来越容易渗透，两国将不得不合作应对这些威胁。
并且在伊核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尤其是促进非洲发展等全球问题上中美之间也可以开展合作。疫情防控、经济复苏、气候变化都可以成为下一阶段中美合作的重点。
中美面临的跨国挑战不可能在没有对方的情况下解决，要积极推动中美关系在战略竞争中寻求新的平衡点与合作方向，通过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改变相互认知，加深相互理解，促进相互信任。
其四，扩展外交网络，构建国际统一战线。中国要做好与美国打持久战的战略准备，在经济贸易领域，要致力于构建以共同发展为导向、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发展统一战线，推动中国100多对伙伴关系发挥正向作用，形成更具渗透性的合作网络。
在地区安全问题上，深刻理解所涉各国的种种顾虑，避免美国组建针对中国的议题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制衡美国，抓住契机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
在事关气候变化、应对新冠疫情、保持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等众多全球性问题上，推动建立全球性合作框架，主动将美国纳入合作框架之中，推动在全球性议题上的中美战略协调，实现中美关系的新突破，共同促成全球化的回潮。
大使“空窗”期间中美关系愿景
中美两国虽然都没有任命新大使，但却均有脉络可循。美国的伯恩斯已获得驻华大使提名，该人与拜登一样，主张建立包括日本、北约、澳大利亚、 加拿大、韩国和 欧盟在内的国家联盟，以便“共同发声，促使中国遵守国际贸易规则”。
如果不出意外，伯恩斯应会出任驻华大使，他的这种思想意识状态值得关注和分析。而中国向来谋定而后动，所以崔大使的继任者应早有考虑，适时就会产生。
当然，在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情况下，这个驻美大使就应该是能谋善断之人，既要做到有勇有谋，又要做事有理有节。
当前，拜登不断出手恢复和组建各类联盟，整合己方阵营势力，而中国以不变应万变的政策也早有定案，在此时期双方都以试探、分析、判断为主要方式，因而，当前中美双方应该算是处在战略观望期。在这一特殊时期，可以加速推进一些双边或多边工作的进程，正向拉动中美双边关系。
首先，继续加大中美交流沟通力度。中国应该抓住拜登政策调整的机遇期，在已有的交流渠道基础上，加强与美国国内理性力量的对话交流，发挥“拥抱熊 猫派”的清流力量，大力增强官方、民间的交流力度，力争形成有利于中美关系大局稳定的新战略框架。
其二，着手厘清中美之间各种问题清单，并分别予以处理。第一份合作清单，把中美在双边领域及全球事务中需要而且能够合作的事项明确下来，这份单子越长越好，而且不应受到其他问题的干扰。
第二份是对话清单，把双方尽管存在分歧但有望通过对话寻求解决的问题列出来，尽快纳入现存的对话机制和平台。
第三份是管控清单，把少数难以达成一致的难题找出来，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搁置并管控好，尽可能减少对两国关系的冲击和破坏。
中美间尽量化冲突为合作，以合作管控分歧，避免陷入所谓“守成大国---崛起大国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超越“老大---老二”悖论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大国政治的悲剧。
中美双方不应寻求改造对方，而应共同探索不同制度和文明和平共存之道，如何开创更具包容、合理且可持续的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模式，为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做出贡献。
其三，在跨国界事关全社会的非传统安全方面着力。气候变化、能源问题、国际恐怖主义、全球卫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不仅事关中美两国的核心利益，更关乎整个人类的发展前途。
我国领导人指出:“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就可以做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中美两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对世界及地区和平、稳定、繁荣都肩负重要责任，这在中美双方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是有共识的。
如果两国之间真正发生冷战， 就会扼杀太平洋两岸一代人取得的进展，核扩散、环境保护、能源安全、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医疗卫生等全球性问题亟需全球合作。
中美两个大国不可避免地需要在这些方面加强合作，虽然中美达成共识非常困难，但在这些全球性问题上挑起对抗必定是自寻死路，因而双方可以凭此防止分歧蔓延至每个地区的内部政治。
其四，推进双方认可的共同体发展进程。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决定一个国家抵御新冠病毒的能力”已经不再是“民主”或“集权”这种体制之分。
在应对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过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唯有团结协作、携手应对，国际社会才能战胜疫情，维护人类共同家园。
美国著名考古学家罗伯特·凯利也预测认为，由于互联网等技术的进步导致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人类即将迎来第五次组织形式的变革，人类将 生活在一个共同体的未来。
因此，可以看到美国并不否认人类必将进入共同体时代，这是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万物互联时代 潮流，契合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需要，新冠肺炎疫情预示着全球化正在进入“人的全球化”阶段， 追求的是人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这是全世界所有人都需要关注的。
美国抵触的是由中国提出的作为政治符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因而对美公共外交可以多一些文化，少一些政治，多寻求共识，少强调分歧。如果给中美关系贴一个标签的话，“共同演化”可能是比较恰当的，因此双方可以在合作中重塑新的身份和认同。
中国可以通过近年来“一带一路”的实践，向世界特别是美国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正内涵，根本思想是告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追求人类共同价值观。
可以通过智库、论坛等多边文化交流，详细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核心，让西方特别是美国明白，虽然各国具有差异性，世界具有多样性，但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处境及共同的追求将世界各国紧密相连，形成共同的身份与认同，塑造共同美好未来。
“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时下中美关系发展处于变革期，中国复兴的中国梦和美国维护霸权地位的美国梦必然会产生冲突。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以千百倍的耐心、智慧和勇气，为中美两国和世界人民的福祉去做出应有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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