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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 村上春树对中美两国的差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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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成欢oc丶 发表于 2021-7-23 09:31:28 | 只看该作者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王海蓝

村上春树对中美两国的差别对待 第1张图片


熟悉村上春树的读者，他们印象较深的是村上春树那浓厚的美国情结。
是的，村上春树从小就对美国文学情有独钟，他公开承认自己的创作深受美国作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Talese）、蒂姆•奥布莱恩(Tim O'Brien) 等的影响。村上春树也翻译了许多美国作家的小说，因此成就了他的另一个身份——美国文学翻译家。除了文学，他还痴迷于美国爵士、摇滚，喜欢西洋电影、西洋餐饮等，他的小说中也处处充斥着这些西方文化元素。村上春树几次远赴美国写作和旅行，还曾以可做访问研究员的身份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滞留四年，期间创作了鸿篇巨制《奇鸟行状录》等作品。因此国内外不少研究者对“村上春树与美国文学”研究格外关注。
但对于村上春树的小说深受美国文学的影响这一点，我的博导、日本学者黑古一夫认为大家强调二者有再多的相似点都是毫无意义的。提起村上春树与美国文学的关系时，黑古教授认为重要的是应将注意力放在村上春树对美国的态度上，他指出村上春树没有老一辈日本人对美国的那种“从属”意识或 “仰慕之情”，反而视美国为日本的一个工业发达国家的伙伴国，对于两国的共同之处抱有共鸣，并表现出异常轻松的从容心态。
在村上春树与中国的关系上，东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学研究者藤井省三曾一度主张村上春树受到鲁迅的影响，学界大多数都认为村上春树的作品基本不受中国文学影响的。但不可否认，村上春树的作品中确实出现过许多中国元素。比如，在其短篇小说《去中国的小船》中，村上春树第一次大篇幅地描写了三位中国人。塑造的其他中国人形象，还有旅日华侨“杰”，如父亲般的存在，贯穿在村上春树早期的《且听风吟》《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寻要冒险记》《舞！舞！舞！》四部作品中。还有长篇小说《天黑之后》，则写出了19岁中国妓女郭冬莉在日本遭受到的暴力与友爱。在村上春树作品中最突出的中国元素是已成为历史的“满洲”话语，“满洲”像亡灵一样出现在《寻羊冒险记》、《奇鸟行状录》、《1Q84》等几部长篇小说当中。另外《1Q84》中还出现了“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语录”，短篇《托尼瀑谷》出现了上海元素，还有新作《弃猫——当我谈起父亲时》，村上春树回忆了父亲年轻时被派遣到中国服兵役的往事。而且，村上春树在其随笔和纪行散文中，写到他为了参观诺门罕战役旧址去中国东北一带游历的经过与见闻，等等。总而言之，村上春树作品中的中国元素比其他国家的元素多。
而事实上，村上春树除了其作品在当代中国流行甚广之外，他与中国的关系，根本无法跟武田泰淳与竹内好等战后那批作家与中国的紧密度相比。武田泰淳、竹内好等作家对中国读者来说是非常熟悉的。武田泰淳是日本战后派代表作家，一生到过中国5次，著有很多以中国为舞台背景的作品，如《司马迁》、《审判》与《蝮蛇的后裔》等，在当代以中国为题材的日本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竹内好的名著是《鲁迅》，他不仅奠定了日本的鲁迅研究基础，而且在将鲁迅作为思想资源引入日本的历史语境方面形成了传统，竹内好又是中国问题专家，他还著有《现代中国论》等。武田泰淳与竹内好都曾是日本送往中国大陆前线的“侵略士兵”，又都是中国文学研究者，都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
按照黑古教授的建议，我们也不妨将注意力放在村上春树对中国的态度上。拙论《村上春树〈边境 近境〉的中国书写》曾指出，1994年夏村上春树以参观中蒙边境的诺门罕战役遗址为目的，完成了他迄今为止唯一的中国体验，他穷尽讽刺与幽默之能事，将在中国东北一带的住、行、食等诸方面的所见所感，用“瞠目结舌”、“难以捉摸”、“异乎寻常的噩梦”、“超现实主义恐惧”等系列带有不安、不解或厌恶情绪的词汇，书写了他对90年代中国的印记。村上春树身为个性作家，他对中国的认识，并没有摆脱日本传统历史的语境束缚，也没有超出社会大众视域内的中国观范畴。
而近十年来 “村上春树作品中的中国元素”的相关研究论文里，差不多都引用了台湾记者洪金珠在1998年采访村上春树之后发表在《时报周刊》上的文章片段，
题目是“村上春树的灵魂里住着一个中国”，其中被引用的片段如下：
村上春树：我是神户人，那里有不少中国人，我的同班同学中有中国人，我生活的周围一直有中国人，“中国人”对我而言是很自然的。另外，我父亲于战争中曾被征调到中国大陆；他是在大学时代被征调当兵，他的人生因为那次的战争有很大改变，小时候父亲虽然绝口不提战争的事，但他常常讲中国风土民情，“中国”对我而言不是实际的存在，而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
　　我自己也很奇怪，为什么小说出现的不是韩国人而是中国人？我自己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只是把我的记忆影像写出来而已。中国对我而言不是想写而刻意去想象，“中国”是我人生中重要的“记号”。
这里要注意的是，2010年村上春树在文艺春秋社结集出版了一本关于在1997-2009年间他接受的采访记录，书名为《为了做梦我每天早上醒来——村上春树访谈录1997—2009》）。洪金珠的这篇采访录虽然也收进这本书里，但不见了上述被中国学者大量引用的文字。这绝不是中文与日文之间转换造成的误差，也不可能存在洪金珠对上述文字的擅自杜撰，显然是村上春树有意删除了这段文字，而且采访录的标题也不是“村上春树的灵魂里住着一个中国”，村上春树改为“现实的力量・超越现实的力量”。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林少华在2003年对村上春树的采访录上，虽然也被收录到这本书里，但在内容上被删减得更多。诸如林少华提出的“作品看出您对中国、中国人的好感，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作品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原因之一，您听后心情怎样”、“中国有那么多村上迷，您不再去中国一次？”等等，村上春树将此类的采访问答全部删去。由此可以推断，村上春树对部分删除文字的表述是不认可或反感的，换言之，在村上春树看来，中国不是什么重要的记号，在他心里也并非住着一个中国，他也不觉得自己对中国有什么好感。笔者曾在多篇论文中经过诸多作品分析论证，确实如此。
总之，村上春树身为享誉国际的日本作家，由于日本 “脱亚入欧”及其国民心理上的定势效应所致，也因为他个人一贯具有崇尚西方文化的特质，他对中国的态度远不如对美国的态度。显然，村上春树对中国秉持着一种偏见与傲慢。在笔者看来，村上春树之所以将中国元素注入其作品中，这只是他用来反应和思考日本社会现状的一个出发点。
【作者简介】王海蓝，日本筑波大学图书情报学学术博士，复旦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后。现任日本华文作家协会会长，樱美林大学汉语外教。代表作是日文专著《村上春樹と中国》，另外有随笔、评论和翻译曾在《文艺报》、《作品与争鸣》、《环球》、《国际日报》、《朝日新闻》与《收获》公众号等报刊媒体上发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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