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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 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去世,享年 85 岁,他有哪些值得铭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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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zi_H2V6Vhck 发表于 2021-12-30 06:03:23 | 只看该作者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十多年前周游世界,从墨西哥上船,就听闻有位史老爷子也在船上。
海上没网,卫星wifi要花钱,对抠门的我很不友好,也便没有查查他是谁,只知道是个耶鲁的退休教授。
途径夏威夷的那段海域,颠簸得厉害,看着食堂里的炸鸡反不少胃,便待在图书馆里写写论文,好像是关于Sino-US relationship,一天翻书的时候,旁边长得像古希腊雕像的老头搭上了话,有一说一,真是帅,帅到掉渣。
一来二回熟了些,史老爷子便约我吃起早饭,他一杯茶,我一盘薯条咖啡,傻得不行。他拿出我之前匆匆翻译成英文的论文,讲马克思和当代中国的,开头第一句竟然是"你在中国生活,你对中国的理解肯定比我更深,尤其是当代的中国,我也有不少可以问你。"
我年少轻度弱智,只当是历史系和哲学系的交流,或者说一个外国老教授问个中国小孩关于当下的社会情况做做调研。全没想到Jonathan Spence在学术界的地位。
"有些用词我不是很理解,可能是英文和中文的翻译问题,比如这个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我觉得可以在我的语境里可以用这个词儿。"
如今那几十张被他红笔圈画的a4纸,早已不知所踪,但虚怀若谷的冷静到高贵的老头形象,却时常落在我心头。以至于毕业后到北京认识的一群耶鲁毕业大佬提起史景迁时候的那种迷妹眼与崇拜,我也觉得毫不意外。
再后来,我找来《王氏》和《天门》翻读过几次,也听过一些其他人的学术评价,我感觉完全在理解范围之内。认识过不少教授,尤其是中国的一些,我觉得多多少少身上都带有不小的戾气和看傻逼的眼神,当然对于不同研究方向,有些戾气无所谓对错,比如在b站上的那些红人们。但是到达某种程度上的老头们,身上有桀骜,却没傲慢,有悲天悯人之心,却没虚假的同情心。
"普遍意义上,我并不懂哲学,但个体是很迷人的。你爱看谁的小说,他们没有改变世界吗?" 某种程度上,或许我选择拍片,也是被类似的话起了个头。
临近上海还是香港,我已经不记得了,史景迁要下船结束他的旅程。短短几月,我并没有了解他的学问多少,他也没指导我什么。但我仿佛觉得和古希腊雕像做了次奇妙的朋友。
船上有另一位非常喜欢我的nyu老教授,一直撺掇我去问史景迁要个推荐信,但好像是我们的默契,谁都没提这件事,大概我们都脸皮薄吧。他一杯咖啡,我拿出了我妈给我的榨菜还是老干妈,夹在吐司里,"It's spicy,young man."。
两三年后,我有幸被选回那艘船上,去加拿大参加个什么杰出校友活动,当初的弗吉尼亚大学的院长跟我说,"Jonathan说他遇到过一个smartest chinese student,even better than Yale."

对于雕像来说,young man可能只是风吹到脸上的无数小沙子中的一颗。
而对于小傻子,他可能会永远记得他没亲耳听到的这个词。 不管哪种语境,英文或中文,我们都将是student,和lifelong learner。这次我没用错词吧?
雕像睡着了,或许小傻子还会飘啊飘。小傻子后来认识了《爱情神话》里的那些原型,一阵子天天喝酒聊艺术,也去边远山区里拍过invisible Chinese,还去雕像老家体验过30万一晚的真贵族庄园,体会过不同的生活。我想我会记得那句个体的价值,一辈子。
晚安,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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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hhhjx 发表于 2021-12-30 06:04:23 | 只看该作者
 
十多年前周游世界,从墨西哥上船,就听闻有位史老爷子也在船上。
海上没网,卫星wifi要花钱,对抠门的我很不友好,也便没有查查他是谁,只知道是个耶鲁的退休教授。
途径夏威夷的那段海域,颠簸得厉害,看着食堂里的炸鸡反不少胃,便待在图书馆里写写论文,好像是关于Sino-US relationship,一天翻书的时候,旁边长得像古希腊雕像的老头搭上了话,有一说一,真是帅,帅到掉渣。
一来二回熟了些,史老爷子便约我吃起早饭,他一杯茶,我一盘薯条咖啡,傻得不行。他拿出我之前匆匆翻译成英文的论文,讲马克思和当代中国的,开头第一句竟然是"你在中国生活,你对中国的理解肯定比我更深,尤其是当代的中国,我也有不少可以问你。"
我年少轻度弱智,只当是历史系和哲学系的交流,或者说一个外国老教授问个中国小孩关于当下的社会情况做做调研。全没想到Jonathan Spence在学术界的地位。
"有些用词我不是很理解,可能是英文和中文的翻译问题,比如这个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我觉得可以在我的语境里可以用这个词儿。"
如今那几十张被他红笔圈画的a4纸,早已不知所踪,但虚怀若谷的冷静到高贵的老头形象,却时常落在我心头。以至于毕业后到北京认识的一群耶鲁毕业大佬提起史景迁时候的那种迷妹眼与崇拜,我也觉得毫不意外。
再后来,我找来《王氏》和《天门》翻读过几次,也听过一些其他人的学术评价,我感觉完全在理解范围之内。认识过不少教授,尤其是中国的一些,我觉得多多少少身上都带有不小的戾气和看傻逼的眼神,当然对于不同研究方向,有些戾气无所谓对错,比如在b站上的那些红人们。但是到达某种程度上的老头们,身上有桀骜,却没傲慢,有悲天悯人之心,却没虚假的同情心。
"普遍意义上,我并不懂哲学,但个体是很迷人的。你爱看谁的小说,他们没有改变世界吗?" 某种程度上,或许我选择拍片,也是被类似的话起了个头。
临近上海还是香港,我已经不记得了,史景迁要下船结束他的旅程。短短几月,我并没有了解他的学问多少,他也没指导我什么。但我仿佛觉得和古希腊雕像做了次奇妙的朋友。
船上有另一位非常喜欢我的nyu老教授,一直撺掇我去问史景迁要个推荐信,但好像是我们的默契,谁都没提这件事,大概我们都脸皮薄吧。他一杯咖啡,我拿出了我妈给我的榨菜还是老干妈,夹在吐司里,"It's spicy,young man."。
两三年后,我有幸被选回那艘船上,去加拿大参加个什么杰出校友活动,当初的弗吉尼亚大学的院长跟我说,"Jonathan说他遇到过一个smartest chinese student,even better than Yale."

对于雕像来说,young man可能只是风吹到脸上的无数小沙子中的一颗。
而对于小傻子,他可能会永远记得他没亲耳听到的这个词。 不管哪种语境,英文或中文,我们都将是student,和lifelong learner。这次我没用错词吧?
雕像睡着了,或许小傻子还会飘啊飘。小傻子后来认识了《爱情神话》里的那些原型,一阵子天天喝酒聊艺术,也去边远山区里拍过invisible Chinese,还去雕像老家体验过30万一晚的真贵族庄园,体会过不同的生活。我想我会记得那句个体的价值,一辈子。
晚安,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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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狗尾草带回家 发表于 2021-12-30 06:05:05 | 只看该作者
 
同为讲故事的历史学家,史景迁更愿强调与司马迁的不同

据多位耶鲁大学教职员工在社交平台发布的消息,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于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6日辞世,享年85岁。


 第1张图片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1936-2021)
作为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史景迁最大的贡献就是以优美流畅的文笔,把中国近代错综复杂的人物与史事,通过严谨的历史考证,参照专家的钻研成果,以“说故事”的传统历史方法,娓娓道来,让西方读者得以认识一个丰富的中国,也让新世代的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有了感觉。

他人眼中的史景迁是怎样的形象?在下文中,史景迁的学生郑培凯、“史景迁作品”系列主编、香港城市大学翻译语言文学系教授鄢秀、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姚大力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唐小兵,各自分享了他们眼中的史景迁。我们特此刊发这篇旧文以作纪念。
史景迁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都不陌生。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中国史研究,尤其是晚明入清以来的中国历史。从高高在上的皇帝康熙到不堪生活重压的普通农妇王氏,从处于历史夹缝中茫然四顾的曹寅到经历改朝换代后看尽世间浮华与苍凉的张岱,从千里迢迢来到中国踌躇满志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阴差阳错去往法国灵魂备受煎熬的中国天主教徒胡若望,史景迁写出了一个又一个迥异而复杂的故事,透过僵化的史料和抽象的概念,重新捕捉到了那些逝去的时空和众多人物的心灵世界。

不同于历史研究中常见的宏大叙事,对故事讲述的着迷使史景迁天然地带有一种倾向,把对个人的关注置于对社会的关注之前。当然,史景迁也说要在社会中观察个人,但他强调要在观察社会之前就去观察个人,并通过个人来理解所在的那个社会,因此史景迁的作品常常带有一种历史研究中难得的动人笔触。不过,要想召唤出那些为人遗忘的个体生命与生活,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同为“讲故事的历史学家”,史景迁和司马迁的书写也有着许多不同之处。
2019年,随着《追寻现代中国:1600-1949》的出版,理想国的“史景迁作品”系列12本著作也终于出版完毕,这项耗时十几年的翻译项目也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为丰富、更为具体的史景迁。
在理想国举办的一场以“讲故事的历史学家——史景迁和他眼里的中国”为主题的对谈活动上,“史景迁作品”系列的主编郑培凯、鄢秀和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姚大力来到现场,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唐小兵主持,与读者分享了他们眼里的史景迁。史景迁的学生郑培凯讲到了他对史景迁其人其书的种种记忆,香港城市大学翻译语言文学系教授鄢秀从翻译角度谈了她对史景迁作品的理解,学者姚大力则以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身份从文本上谈了谈史景迁的历史观与历史写作,他说,他想在“讲故事的历史学家”前面加上两个字——“坚持”。


 第2张图片

理想国“史景迁作品”系列(共12册)

每个人都要自己寻求一条思想或者学术的道路

唐小兵:今天郑老师可以多谈一点,他是史景迁的开山大弟子。史景迁教授在整个北美,尤其在美国的汉学界独树一帜。他的著作影响力非常广泛,在欧洲、亚洲的很多国家都有不同译本出现。除了专业学者之外,他的书公众读者也非常广泛,因为他的著作特别强调叙事,能够进入中国明清时代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
郑培凯:刚才唐老师提到我是史景迁收的第一个博士生,这个要稍微解释一下。史景迁的老师是芮玛丽(MaryWright),芮沃寿(ArthurWright)的太太,他们夫妻曾经是耶鲁大学最主要的中国史教授,芮玛丽最有名的书是《同治中兴》。史景迁是芮玛丽的大弟子。1970年芮玛丽过世,她的很多学生,包括韩书瑞(SusanNaquin)、高家龙(ShermanCochran)等一大批研究明清以来近代中国的学者,本来是史景迁的师弟师妹,是他当年帮他们完成了博士学位。我是他第一个自己收的博士生,是这个意思。我们本来跟他是同辈,可是后来所有这些比我早一点的同学,都觉得史景迁实在是了不起,在指导他们发展自己的学术上,都有很大的帮助。


 第3张图片

《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美]芮玛丽著,房德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史景迁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跟他求学印象最深的是:我从台湾到美国读书,发现这个老师教学的方法跟台湾那套完全不一样,小学、中学、大学,好像老师什么都知道。但史景迁跟我讲:“我知道的东西很少,主要还是靠你自己,你的中文底子比我好,这个我不能帮你。我的英文是很好的,我可以帮助你理清思路,这个没问题”。我第一次听到老师说他知道得很少,他其实是有意的,他觉得每个人都要自己寻求一条思想或者学术的道路。
可能因为我是他第一个博士生,他对我相当好。耶鲁六年,他给我申请了六年的奖学金。尤其是最后的1976、1978年,他给我找了奖学金让我来大陆旅行,在当时这是很少有的,因为当时来中国到处走的可能性不是那么大。那两年我见过很多老一辈的明清史专家,回去以后,我把经历告诉美国的一些老师、同事,那时候第一次有人把明清史的资料带回美国,而这背后支持的其实是史景迁,不然我哪里有经费旅行。所以,他对学生真的非常好。
他写这些书的过程,我大体上都知道。不过最先写的那本《曹寅与康熙》是他的博士论文,那段经历我不知道,是他后来告诉我的。当年芮玛丽叫他跟房兆楹读书。芮玛丽原来研究欧洲思想史,后来研究中国思想史,研究儒家,她觉得虽然自己在中国大陆待过很长时间,但是体会不够,所以当时叫史景迁跟房兆楹、杜联喆读书。“史景迁”这个名字就是房兆楹给他取的。史景迁一生非常尊重房兆楹这位老学者。房兆楹当年在国会图书馆帮着编《清代名人列传》,后来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帮助富路特(Carrington  Goodrich)编《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这种老学者的学问底子非常深厚。在这个意义上讲,史景迁的中国国学功底其实是房兆楹教的。
另外,因为房兆楹在国民政府时期在史学界很有影响,所以史景迁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房兆楹让他去台湾故宫博物院看档案。60年代的时候,台湾的故宫档案就算台湾学者也要特别安排才能看到。所以史景迁是最早进入故宫查档案的西方学者。他利用这些档案来写康熙,所以对康熙情有独钟,后来写的东西都跟康熙有关,其实是从这里开始的。


 第4张图片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1936-2021)

他写东西好像进到了历史里面,进入到了角色里

郑培凯:可以看到,他后来涉猎非常广,可是他最基础的东西却是从档案出发,很扎实。史景迁的史学写作在叙事上特别高明,他写任何东西,都好像在头脑中进入这个角色,从这方面来讲,有点像写文学作品。他的西方历史、文学根底很深厚,最喜欢读诗,所以文采很好。
一般而言,耶鲁大学的历史教授文笔都特别好。我最近看约翰·加迪斯(JohnGaddiss)教授写的《论大战略》(OnGrand Strategy),他对西方经典运用自如,因为很熟悉。这一点可能是近代中国的历史学者可以稍微学习的。在学术分科很厉害的时候,经常是学历史的不搞文学,学文学的也不看哲学。我发现,耶鲁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都是文史哲打通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史景迁也不是一个特例,只是他的专业是中国史。从整个历史的训练方面,他的同事也提供了很多的交流。
他写书的时候很有趣。他经常写一个计划,有时候突然想写另外一个人,就会开辟另外一个书房——他家后院还有一个小房子,也是他的书房——最多的时候是三个计划同时进行。要写这本书时就到这个书房,写那本书时到那个书房。当然他还是很专注地一本本写完。比如写《康熙》之后写《王氏之死》,材料是不同的,他会把这些资料弄到另外一个书房里,等到前一本写完后,再全力把后一本写完。
从《康熙》到《王氏之死》,跳跃好像很大,这是为什么?跟他教书有关。一般来讲,耶鲁大学再大牌的教授也一定要给大学本科开通识课,而且由学生随便选——美国学生大三开始的时候要选专业,前两年可以随便选。我当时上课时,他大概有60多个学生,过了十年我再回去,光是选课的学生就有700多个。他说最烦恼的是找不到助教,得要20个助教改卷子。他每个星期有一堂课,一般是一个大的演讲。这个演讲他准备得很充分,《王氏之死》的写作就是从他讲清朝初年社会的情况开始的。他通过一个法律案件,配合黄六鸿的《福惠全书》,以及其他很多资料,讲到当时的社会状况。他从演讲和教学当中,看学生的反应,对这个是否有兴趣,而且他越讲越清楚,知道得也越来越多,最后就做成了一本书。很多书都是这样一步步做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学相长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我喜欢晚明,史景迁则只做清朝以后,我就跟他讲晚明的重要性。他最后写《前朝梦忆》是从晚明开始,这些其实蛮有意思。他写的书一般人也喜欢看,一个原因是,他的心目中有一个读者对象,就是他的学生。还有一点比较特殊,他是一个英国人,在美国生活了60年,没有入美国籍,这是很少有的情况,但我没有问他为什么。我觉得,他寄居在他喜欢的英语环境中,在他喜欢的大学教书,身边是他喜欢的学生,而他又是跟历史进行对话,这点也很重要。他对中国发生的事情充满了热情,不是对现在的时事有什么兴趣,而是对历史人物的状况、经历、处境有浓厚的兴趣。你会发现,他写东西好像进到了历史里面,他写《追寻现代中国》,也尽量以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讨论整个中国的发展,一直讨论到现代。


 第5张图片

《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美]史景迁著,李孝恺译,理想国 | 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9月。

坚定不移的讲故事的历史学家

姚大力:我只从文本角度写了一点东西,题目叫“字里行间的史景迁”。这次活动的主题是“讲故事的历史学家”,题目很好,确实把史景迁最鲜明、显著的学术风格突显了出来。不过要是再加一个词我觉得会更好,应该叫“坚持讲故事的历史学家”。为什么?回忆一下史景迁写作的将近六十年,美国历史学界的风气有很大的变化。从1966年发表第一部作品,直到退休之后继续出书,史景迁在这半个世纪的教学、研究和写作中,欧美的中国史研究领域经历了一系列迅速的转变。
首先是,从前长期占主要地位的老式汉学传统被中国研究的社会科学化潮流所取代,有学者提出要用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中国。施坚雅(WilliamSkinner)1967年提出一个口号,叫“汉学已死,中国研究万岁”(Sinologyis  dead, long live Chinese  studies),可以看作是这个风气演变的标志。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史(这个思想史不是侯外庐的那种思想史,他们叫社会思想史,IntellectualHistory)的研究渐入佳境,与那个时候风头最劲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并驾齐驱。它反映出历史学从60年代的社会科学化的趋势回归,带有各种人文取向,所谓宏大理论关照的又一次转向。
就在这次转向中,比如像马尔库塞、福柯、萨特、伽达默尔、德里达、葛兰西、年鉴学派、解构主义、文本批评、底层研究、妇女以及性别研究等等视角纷纷进入中国西方研究的领域。但是到了21世纪初,学术阵营内又走入了理论迷宫中,最后谁也不同意谁,谁也不知道另外一个人讲的到底是什么,大家又开始烦了。就在这些呼声之中,有人提出应该让历史学回到故事讲述,所以美国历史学家学会有一任主席的讲演题目就叫“让历史学回到故事讲述”。这个时候学者们转过身来发现,有一个人其实一直在这样做,就是史景迁。所以我说他是在“坚持”讲故事。
在美国史学重新转向讲故事的前后,他在一个访谈里很淡定地评论说,大多数社会科学理论都相当短暂,尽管偶尔也会遇到马克思或马克斯·韦伯那样影响深远的历史学家,但不久以前还在盛行不衰的各种理论,大多数都在与我们邂逅之后就黯然离去了。比这个访谈更早几年,他已经认识到,无论选择什么样的理论,都会被迅速淘汰掉,所以他不主张用理论为先导去研究历史。他就是这么一个坚定不移的讲故事的历史学家。

更愿意强调的是自己与司马迁的不同

姚大力:中国人最熟悉的“讲故事的历史学家”是西汉的司马迁。《史记》里面的一大部分就是在叙述故事,他太喜欢讲故事了,以至于按美国学者的看法,在写作《史记》时司马迁会不由自主地失去对笔的控制,而放任故事本身去干扰甚至冲击历史学的标准。所以,司马迁讲故事讲得有一点“走火入魔”了。
史景迁的汉语名字是房兆楹取的,在汉语中,“景迁”有“景仰司马迁”的意思。坦率地说,这个汉语名字的含义对史景迁本人很可能没有太多的意义。因为一方面他很谦虚地说,自己不可能达到司马迁那样的高度;另外一方面,出于两个原因,事实上他其实也不太赞同司马迁式的历史书写方式,尽管他们两个人都带有很强烈的讲故事的特征,他更愿意强调的是自己与司马迁的不同。


 第6张图片

司马迁画像

一个原因是,在充分肯定司马迁著作里丰富叙事性的同时,史景迁认为司马迁似乎不太在乎今天历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问题,他认为《史记》中有些地方没有真实性。他很认可文史相通的原则,而且承认自己极其投入地关注历史写作的风格问题。为了营造更深入的感染力,他甚至力图使自己的书面表达逼近艺术的手法,他自己说要逼近这个艺术。可是他又认为,“文史相通”的“文”不能包括小说。历史写作的文学性只能在不违背史料所提供全部信息的受控范围内,才能予以呈现,但是这可能会缺少很多细节,对于想要把故事讲得引人入胜的历史学家来说,它就构成了一个高难度的挑战,但史景迁就喜欢这样高难度的挑战。
史景迁认为自己与司马迁的另外一个不同之处,是他没有司马迁表达在《史记》里的那种道德史学的倾向。他把司马迁的道德史学倾向称为“强烈而博学的道德裁判”,因为司马迁写历史是要给每个人、每个事件提上道德法庭做裁判。史景迁说,“历史学家其实不需要事事都去进行道德判断”。
史景迁对司马迁史学成就的认识可能不太全面,因为司马迁对于中国历史编撰学最伟大的贡献恰恰在于,他突破了被孔子或者原始儒家极端强化和固化的历史学的道德批判情怀。《春秋》开始的历史学就是道德批判的历史学,司马迁的最大贡献恰恰是突破了这种道德批判的历史学的形成,但是史景迁主观上不想遵循道德批判的理论来书写历史,他声称推动自己写历史的最大兴趣在于激起兴趣,激起读者的兴趣。

史景迁似乎将自己的作品定位为一种“药引子”

姚大力:史景迁说,在美国校园里教历史,最低的期望是有人会读他的《王氏之死》。他把这本书看得很重。他说也许这个学生读后会想读读这个作者的其他著作,但是这其实不是他自己最期望听见的读者反映,他最希望听见的是读者真的很想了解中国的乡村社会。
他只是想激起别人的兴趣,从不试图用自己的故事推动读者同情或者厌恶中国,只想激发他们继续了解中国的进一步的兴趣。就这个意义而言,我觉得他好像要把自己的作品定位为一种“药引子”,本身没有疗效,但是它的作用是用来引导其他有直接疗效的药物成分能够顺利地到达病变的部位。这当然是一种很低调的自我定位,但这同时也是史景迁非常真诚的、真切的想法。
当然,把更多独立思考的空间留给读者,而不是试图以自己的是非好恶直接影响读者,这绝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可以在自己的书写中不坚持自己的是非观念、道德良知和根本的价值关怀。阿里夫·德里克(AlifDirlik)对史景迁有些作品持尖锐的批评态度,但是他仍然很赞许史景迁表现在字里行间的两个显著特征。第一个就是他致力于从不同文化的差异之中,去探求人类共同本性的“人文主义的追求”;第二个是不带任何傲慢地面对不同社会之间文化差异的普遍主义立场。史景迁本人要避免西方中心论,认为所有的文化都应该从它本身的特殊性去了解。正因为怀有这样的精神,我们才会在《改变中国》这本书的结论部分,看见他批评从17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的那些顾问,说他们都带着惟我独尊或君临中国的心态,因此虽然每个人都把一生的精华贡献给了中国,但是留给后人的却是足以为前车之鉴的教训,而不是鼓舞人心的宣传。如果中西双方都对自己有新的了解,至少还有机会不让由来已久的误论再次发生。
虽然史景迁在大多数场合会避免直接针对他的讲述对象做出判断,但他还是让其他的人——像马克思或者黑格尔——说出史景迁自己的意思。从史景迁经历了不同写作背景而完成的同一部著作里,德里克发现了作者对问题不完全一致的主观情感,在热衷于讲故事也极善于讲故事的冲动背后,藏着史景迁一颗善良和公正的心。


 第7张图片

《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史景迁著,温洽溢译,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

召唤出那些为人遗忘的生活,
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

姚大力:再谈谈史景迁如何做到把历史转变成生动的故事来讲述。我自己也教历史,我觉得最难的是把历史变成故事。
首先,他是对细节拥有高度敏感的历史学家,高度重视通过细节去把握并且呈现他所理解的世界。《王氏之死》展示了清初郯城县乡村日常生活各种各样的场景,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境遇,展示了“年年难过,年年过”的图画,当时还处在盛世时代,但他通过对普通民众生存环境的观照,写出了一个破败得不像样子的、人人有很深刻的危机感的底层社会。正如作者所说,那些对整个历史脉络而言“很小的”因素,对实际牵扯在内的人来说,只有绝对的攸关生死的重要性,一旦掉在里面可能就是百分之百的灾难。我们有没有权力这样说,“那个时代很好,那只是很不幸的一小点意外”?所以,究竟是主张宜粗不宜细的所谓宏大叙事,还是史景迁把它们过于看重了?我想更加引起我们警觉的恐怕还是前一种想法。
要摆脱对传统史料描述乡村关系的固定模式,闭锁起来的各种实际的生活信息,用他自己的话说,从过去召唤出那些穷人和为人遗忘的生活,做起来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他的成功尝试之所以可贵,道理也在这里。
当我们写穷人,会发现一大堆词语,但是细节呢,没有。而史景迁用很生动的细节表现出了这个,所以他说自己一向把发现令人入迷的细节放在对理论的关注之前。刚才郑老师提到芮玛丽去世以后“过继”给他的那些学生,其中有一位韩书瑞(SusanNaquin)。韩书瑞最先注意到八卦教徒们被捕后供词的时候,他们两人在交谈中首先想到的不是用什么理论去解释,而是史景迁马上把他的感觉告诉韩书瑞,“这批材料告诉我们,人们是如何走到不顾一切危险地与国家为敌的地步的”。彭慕兰(KennethPomeranz)后来变得很有名,他读的史料反映出淮北雇佣的看守人,夜里坐在田间的沟渠上,随时准备对付来偷庄稼的盗贼。史景迁马上说,从这里可以体察出深深陷入绝望的农村社会,即使这样贫穷,还要雇人看守那片注定要丢失的庄稼地。当采访者提到某个“重要的”领域,这个像老顽童一样的学者机智地回应说,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领域。特别能激起史景迁入迷一样尖锐反应的,是那些能够让人触目到的、与过去从来没有处理过的各种历史细节。
在求真的同时,历史学要求新,它不能满足于天天唠叨“人饿了要吃饭”,老一套很难真正地令人入迷。所以他用故事呈现的,总是与过去人们的印象不那么一致的世界,那是一个首先被他发现,然后才是由他呈现出来的、没有被人见识过的世界,这是史景迁这么多的著作之所以历经年岁,而魅力一点都不减的道理所在。
故事总是人的故事。刚才郑老师也说了,对故事讲述的着迷使史景迁天然地带有一种倾向,把对个人的关注置于关注社会之前。当然他也说要在社会中观察个人,但他强调要在观察社会之前就去观察个人,并通过个人来理解他所在的那个社会。在他看来,社会或者国家都是个人的派生物,这可能跟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相关,社会应该与个人站在一起,把国家关进权力的笼子,而不应该与国家同谋,成为一起扼杀个人的异化力量。既然如此,对于人类本性以及人作为个体的主体性的感受和善良,也就会成为历史书写的道德目标。他明确肯定自己是有这样的道德目标的,所以他是一个价值中立的人,不试图用自己的道德想法灌输给别人,但是他自己有这样的目标,只是他更喜欢用叙事结构本身来表达特定的道德评价和道德环境。对每个新的发现,他往往会说“这很好玩”,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天真的人。天真总是和人性、良知相伴而行,没有天真的人也不会有人性和良知。
讲故事的历史学与理论到底有没有关系?史景迁总是讲他不愿意理论先行,不考虑理论,要讲故事。如果从史景迁的态度里面,大家会认为讲故事的历史学可以与理论完全脱钩,但那就又走得太过头了,我想史景迁也不会同意。
他对理论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达,或许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点,他只选读一些原创性的理论著作,阐释这些理论的书不看。第二点,如果觉得适用,他宁愿不指名道姓地使用,把它们整个融化在自己的叙事中。第三点,用他自己的话来讲,用理论来形塑写作者呈现信息的方式。
再说得远一点,过去几十年里一阵接一阵、令人眼花心乱的理论新潮,又回到讲述故事了,但它们是不是一场毫无益处的瞎忙活呢?就像海边的潮涨潮落,海水退去了,正是到海滩上捡各种贝壳的好时光。因此经历那番潮涨潮落,对于成长成为一个合格的当代历史学者来讲,可能还是某种必要的洗礼。中国的学者几乎错过了所有的潮涨潮落,所以我们没有捡到海滩上的那些贝壳。


 第8张图片

现场(从左至右):唐小兵、郑培凯、姚大力、鄢秀。

译文很难再现史景迁文字风貌

郑培凯:他出了一系列书,大家看了都觉得他的文笔很好。有一点特别要提一下,翻译文笔很流畅,但是跟他原来的英文相比较,还是不太一样。他的英文不华丽,但是行云流水,很容易读,这一点也是大多数欧美读者喜欢读的主要原因。他讲的东西每个都有出处,偶尔对于古文也有很小的误读的地方,但是很少。
鄢秀:我们在校读的过程中,发现最难处理的是译文如何忠实地表现史景迁原书的风貌。史景迁文笔流畅如行云流水,优美秀丽,里面充满了机锋,正话反说,或者反话正说,有的时候译者正好翻译反了,所以我们要把它改过来,“拨乱反正”。
其次,严复说翻译要做到“信达雅”,“信”比较容易做到(不过,有些硬伤也出在“信”的方面);“达”,通顺、通达也可以做到;但是“雅”有的时候要见仁见智了。史景迁讲故事,故事里面有人物,有场景、历史背景,他要把它说清楚,而且还要考虑到读者不光是专业人士。学问做得好的学者能够深入浅出,“深入”很多人都能做到,而“浅出”确实就非常非常难了。
我碰到很多来中国的洋人,不管是从商也好,或者从事各个方面的工作也好,讲到史景迁他们都知道。他们来中国之前如果要读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很可能就是史景迁的书,所以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有人说是因为他帅,其实不完全,很多人其实也没有见到过他。他的“帅”是表现在他写得非常漂亮,引人入胜。他讲到人物精彩的对话,该简洁的时候寥寥几笔,画龙点睛,讲到意境的时候也非常精彩。《王氏之死》里有一段英文美妙极了,很难翻译:
My  reactions to woman Wang have been ambiguous and profound. She has been  to melike one of those stones that one sees shimmering though the water  at low tideand picks up from the waves almost with regret, knowing that  in a few momentsthe colors suffusing the stone will fade and disappear  as the stone dries inthe sun. But in this case the colors and veins did  not fade; rather they grewsharper as they lay in my hand, and now and  again I knew it was the stoneitself that was passing on warmth to the  living flesh that held it.
我自己读了很多遍,每次都觉得很美。很多人会把ambiguous这个词翻译成“暧昧”,把profound翻译成“深远”,但在这里就不合适。我们自己当时也试着翻了一段,但只是一小段,因为如果通篇从头到尾翻的话,就变成我们在翻译,而不是校译了。就好像裁判也跳到泳池去比赛,这当然是不行的。
试译片段:“对于妇人王氏,我的反应是一言难尽。她就像退潮时分在水里闪光的石头,让我带着几分憾意,从波澜中拾起,知道再过片刻,石头就会被阳光晒干,上面的色彩就会消逝。可是这一次却不同,色彩和纹理并未消退,反倒在我手中更加灿烂,时时提醒着我,是这块石头本身,把温暖传给握住它的血肉之躯。”

史景迁的语言实在是太好,该婉转曲折的时候婉转曲折,该简短的时候又非常简短。有人曾写商榷文章,提到书里涉及个别史实的问题,但我们作为翻译是没有权力修改它的,只有史景迁先生自己才可以决定是否修改。当然可以有另外一种做法,就是翻译改了以后做一个译注,跟读者交代原文是怎样的,实际上又应该是怎样的,但这个不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经过翻译过程的探索,我相信读者在读的过程中又会赋予它新的生命。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感受,而且史景迁讲的是中国人的历史故事,我们中国读者会有更多的感受。

作者 | 杨司奇
编辑 | 青青子
校对 | 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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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飞君 发表于 2021-12-30 06:06:00 | 只看该作者
 
史景迁的作品我是很喜欢的。
尤其一部《追寻现代中国》是从1600年的明末开始,一直写到1949年。。文笔简单叙事清楚,没有牵强的加一些所谓的大理论,而是默默的把思考交给读者。
比如明末的妇女已经可以吟诗作对,到太平天国时女性加入太平军发挥大作用,再到五四运动中女权的觉醒。这是很自然的一个脉络,而并非作者强行提出。
从写作能力上看,确实是上上之选。
作者写作的时候也是很公允的。虽然在一些诸如鸦片战争的开始这些事上还是比较偏袒西方人
但是在国共内战上,在抗日战争中,他还是尊重了事实,对新中国人民有足够的尊重和理解。对国民党军队的腐败,贪污,抓壮丁的恶行多加鞭挞。
英国开始勾结日本,导致日本野心增加。美国在抗战初期帮助日本,支援中国的飞虎队帮助很小而收费很高。美军驻扎北平结果凌辱北大女学生。这些丑事,他都不加掩饰的写出。
在这一点上,史景迁的作品当得起所谓史家“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的评价了。
尤其大家要注意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在西方是作为教科书存在的。这一点上来说,对于中美和平,中美互相了解,史景迁是做出了一点贡献的。

史景迁最出名的作品,是他最初写的一本《康熙》
这本书,作者用想象中的“康熙”的语气来写历史。
一经面世就引起轰动。甚至在西方引起了“清朝热”。。后来西方很多的作品都关注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可以说这本书起来很大的作用。。
毕竟读者喜欢就是第一位的。
类似还有一本《曹寅与康熙: 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等。视角独特。虽然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可能稍微有点浅薄。

但对史景迁的批评也是不少的。
比如说,说他的写的内容太过浅薄,没有新发现,新内容。不过是东拼西凑。
比如说,他的写作没有提出大的逻辑,大的脉络,而是拘泥于个体小事。
坦白说,这些批评也都是中肯的。
如果大家看史景迁的作品目录也可以看出来,他的关注点只有清朝和民国。如果细读他的史料来源,又把传教士和西方的通信当做第一流的铁证。这些都是史景迁的不足之处。

只是大家要注意到欧美的读者对中国历史是全然不知,也没有任何兴趣的。
唐人街的餐厅,好莱坞电影中的华人,就是她们对中国的全部印象。更别说一些政客的扭曲话语了。
相反,中国的观众只要看过电视剧,多少会知道康熙平三藩,乾隆宠和珅下江南的故事了。而生活在中国,就更容易阅读到历史,了解到历史。
在这样的差距之下,史景迁的写作自然只能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而这个小圈子又被西方汉学界抬得太高。好在即便是这样的写作,也多少帮助西方读者了解到了一部分中国的历史。增加了中美之间的了解。这一点,主要得益于史景迁优美而通俗的写作。即便是全然不懂历史的人,读他的书,也能感受到趣味。

当然,史景迁的才华是不止于此的。
比如《大汗之国: 西方眼中的中国》,这本书从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描写开始,一直写到当代基辛格。主要讲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从人的角度,从心理社会学的角度看历史,确有过人之处。
可以说对当代政治,对于中西之间的碰撞,都有他极其敏锐的判断。而且都是有理有据,并不像某些书一样强行加入一些大而空的逻辑。
史景迁这个名字是他的师傅给他起的,意思是希望他能够学习历史景仰司马迁。“司马迁”如果还活着,应该也乐见这个外国徒孙。。

很多朋友希望买一点史景迁的书读一下。
我个人最推荐的是《追寻现代中国》,历史上的造诣最高。
《大汗之国: 西方眼中的中国》这本书对中西文化的视角很有趣,我也很非常推荐。
《康熙》这本书最简单,也是他最出名的作品。
《太平天国》系列,我认为是西方汉学走入了歧途,不建议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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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尼玛尼玛是奇葩 发表于 2021-12-30 06:06:27 | 只看该作者
 
史景迁这个名字来源于对司马迁的景仰。虽然史景迁来中国很多,也在大学做过很多交流,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讲,只能通过其著作来与其交流。那我们就来说说他的几本重要著作。
《康熙与曹寅》
个人一直认为此书是史景迁的巅峰之作,甚至超越了《追寻现代中国》。是不是中了那一句:博士论人是很多人一生学术研究的巅峰。
虽为论文,但翻译过来之后,已经成为了一本讲故事的书。很幸运,史景迁在台湾得以见到大量的康熙与曹寅之间的珍贵史料(按照汉学家的文风,是不是可以这样写:慵懒的管理员有频率而又快速的挥动着手,以图避免档案上飞起的灰尘吸入鼻孔,却没有发现眼前的史景迁已经双眼冒着光,像一个来自弗吉尼亚老太太失去了拐杖一样,驻地不动)。但实际上,史景迁的文风跟大多数汉学家是迥然不同的,他的文风,偏散文,读者的好评甚多。这样来写历史,好不好,仁者见仁。
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来自于对曹寅的研究,进而很自然的引到那个时代的症结上来。这真是一个完美的视角和路径。
有一段关于此书的精彩评论,摘录下来
身为江宁织造的曹寅,既是独属于“皇帝家的奴才”又具有汉人的血脉,他在满汉文化之中游刃有余,徜徉在骑射和诗赋之间,于江南的山温水软处,运用娴熟的官场手段,或大刀阔斧改革盐政为自己博名,或“从善如流”地享受官场中的财帛肥缺为自己搏利,对上见风使舵、逢迎谄媚,对下雷厉风行、恩威并施,长袖善舞地为曹家谋下了丰厚的家当,也为曹家的衰亡埋下了伏笔。

更妙的是,史景迁所要展示的关键重点在于:曹寅并非康熙朝的肱骨栋梁,他仅仅是帝王家奴,却能得到封疆大吏所没有的信任,这便是中国极权顶峰的“康熙盛世”的体制肿瘤:作为“明君”的康熙以为启用自己专属的家奴,便可以牵制明代以来的顽固腐朽的官僚制度,又可以不被宦官体制影响地直接拥有专属他私人的情报工具和执行代理。

《胡若望的疑问》
面对浩瀚的中国史,思考是必然的,疑问是难免的。和很多汉学家一样钱,史景迁开始着力于中西方的碰撞,而这就有了这本书。通过胡若望的疯癫,通过胡若望疑问,来展示那个时代。
思考是一脉相承的,有了这一本,才有后面的《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
本书的全名为:God’s Chinese Son: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最后翻译出来竟然成了这样一个书名,因为史景迁根本就不是要写整个太平天国。甚至有人因为书名而批评:韦昌辉被杀、陈玉成的表现等等都不提。这可就错怪了,作者本就是在写一个人而已。
作者在书中,引用了太平军中的外国人回忆录,来讲述天京事变等等,这很新颖,也是我们爱看的。但大量的神学资料参杂其中,同时史料零零碎碎,可能作者的爱好就是如此,这些部分我不能说写得不好,我只能说东西方史学差异大概就在于此吧。
在本书中,作者的精妙句子层出不穷,抄录一些,也可以管窥豹,了解作者的文风:
所谓“烧锅”的土酒,这是由酒精、烟汁、蔗糖和砒霜混合而成。

人相信什么,就会变成什么。

小册子里面有“洪水”,又有“火焰”。而“洪秀全”的名字居然这两种东西都有。

《王氏之死》
有人认为这本书是大陆史学家根本不可能写出来的,甚至有人把他跟黄仁宇的作品相比。其实,这作品的高度跟黄仁宇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不过大陆史学家确实写不出这本书,因为部分史料在耶鲁。这本书比起作者前面一些书,比如《胡若望的疑问》明显高出一个层次,作者在这类书的把控上以渐入佳境。
但同类型的书,在中国,其实很多。微观史学近些年发展区很快,对于西方汉学家来说去,写这样一本书,是很不错的,也容易获得掌声。但如果一个中国史学家来写这样一本书,多半石沉大海,溅不起半点浪花。
不过作者也是甚为精妙,书名为王氏之死,但主人公却在临近书尾才出现。
《追寻现代中国》
汉学家涉及中国现代史的书,进入大陆,一般都会遭受删减,此书亦然。在尝试了微观史学之后,当然也要在宏观上来进行一次审视。当然,这样的工作是很难的,不过,史景迁很成功,他认为中国近代的历史不应该从屈辱开始,这一点上,确实见解独到,可见功力。
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有一个不同点是,中国会有一部权威史书,比如《史记》、《汉书》等等,但西方史学没有,各家著书,各家畅所欲言,谁的书最好,一般市场会做出选择。史景迁的这本书,现在西方以成为最受欢迎的中国史书之一,甚至已经超越了费正清和徐中约的同类史书。这书还真不好划分,说通史不对,说断代史吧,又经历了很多时期。在西方史学家中,这一点并不重要。


有人说史景迁的文字很优美,我摘了一点
世上这是冬天,但这儿很温暖。荷花在冬天的绿水里绽放,花香随风而来,有人想把花摘走,但当船过来时,荷花飘走了。她看见冬天的山上布满了鲜花,房间里金光耀眼,一条白石路通向门口,红色的花瓣撒落在白石上,一支开着花的枝头从窗外伸进来。

她可以看到自己是多么美丽,脸上的皱纹没了,她的手光滑如少女的手,没有因劳动而变得粗糙……
这是把历史当散文来写。

最后,期待《中国世纪》在中国的出版,这是史景迁收集的250多张关于中国的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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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ゝ执迷不悟 发表于 2021-12-30 06:07:21 | 只看该作者
 
我觉得史景迁先生最大的优点就是说人话。中国太缺少像史景迁一样的专业学者,与国内很多史学家佶屈聱牙的著作不同,史景迁先生的著作总是好读而有趣的,即使作为枕边读书,不用刻意的记忆也能在合卷后有所得悟。这样的著作越多,对于历史知识的传播和做大历史学的蛋糕是有着很大裨益的。
      现在的国内史学名家,大部分是不关注读者的体验的,很多人反而是怎么难读怎么写,怎么让人难受怎么写,搞得和武林秘籍一样。许多年轻的科班学生也以读或能读这些晦涩文字为自傲,仿佛作品和论文不写成这样就无法体现自己的专业性和稀缺性,普通的历史硕博生们组个群,也要在审核时特意对非科班的爱好者说“我们不欢迎民科”,但到了硕士毕业的时候,即使是211的学生,能写出好文章好题目的也终究是少数,很多人连普通的文理都捋不明白,做的东西既不好读,也无切实用处或创建。几年书读下来,也就是个通史常识水平,如果方向是中国史大类,考研又是自命题的,或许上下埃及在南在北都分不清。这些都是我作为一个跨专业考上过top10历史强校硕士(未读),又辅导过多届313专业课考生的小城管兼“门外汉”的真实体会。主观的说,作为向这个专业切实努力过的爱好者,我对于这种培养氛围和学科现状是很不满意的。
      史景迁先生是个非常好的历史学者样板, 有丰富的学识和人文关怀,有好的文笔和文字调动能力,能把故纸堆变成有价值的故事,能用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笔触讲述曾经发生在这个世界的传奇以及相关的思考,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他所从事的学科的存在。学科的存在感增强了,学科的所有人都会受益,我个人是期望未来能多见到《南明史》《显微镜下的大明》《苏联政治笑话研究》这样的作品和论文,而非只有冷冰冰的,“中立”的《xxx——兼论xxx》式著作。
       前几年考历史硕士的学生在复试前总会说“面试时可别说自己看了《万历十五年》啊”,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科班生和专业人当然可以“看不上”这种“烂大街”的著作,但你们也得支棱起来啊,得写点好的东西让大家伙瞧瞧,至少能让我这样的半吊子觉得看了比读小说《秦吏》《绍宋》《晚明》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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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石少爷 发表于 2021-12-30 06:07:29 | 只看该作者
 
据微博用户 理想国imaginist 和耶鲁历史学者Joanne Freeman发布的消息,著名历史学家、作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已于近日去世,享年85岁。
公开资料显示,史景迁1936年8月11日出生于英国伦敦西南萨里郡,先后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汉学家,以研究明清史见长。
史景迁曾受教于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196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曾任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1995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曾任2004-2005年度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在西方汉学界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史景迁研究中国历史,以独特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以“讲故事”方式写作,蜚声国际的汉学家,也是学术畅销书高手。
自1974年以来,他完成了14部有关中国的历史著作,包括《追寻现代中国》《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康熙与曹寅》《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等。
史景迁被认为是费正清之后美国汉学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史景迁的第一次中国行是在尼克松访华不久后的1974年,他与14位耶鲁大学的教授一起到中国转了一圈,去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
2005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引进了“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包括《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等共8种。
他最广为人知的著作是《追寻现代中国》。
2017年8月,史景迁获得第十一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2018年9月7日,荣获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来源:界面新闻、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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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剑№5春秋★ 发表于 2021-12-30 06:08:00 | 只看该作者
 
 第17张图片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以研究中国明清史见长,在西方汉学界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代表作有:《追寻现代中国》《康熙与曹寅: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太平天国》《胡若望的疑问》《利玛窦的记忆宫殿》《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等。
史景迁本名乔纳森·斯宾塞。史景迁这个中文名字,有“景”仰太“史”公司马“迁”之意,其中,“史”也是他的姓氏Spence的中文译音,是中国史专家房兆楹先生为他取的。


  • 1936年史景迁出生于英国伦敦西南萨里郡。1956年,他进入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攻读英国史,其间获得麦仑奖学金,得到去美国耶鲁大学交换学习的机会。


  • 1959年从剑桥大学毕业后,他前往耶鲁大学深造,师从汉学家芮玛丽教授攻读中国近现代史。
芮玛丽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文献研究的专家,她的丈夫芮沃寿也是颇有建树的佛教研究学者,两人曾在中国访学,对中国宗教、政治、历史有很深的认识。

在耶鲁学习期间,史景迁得到了中国史专家房兆楹先生的指导。芮玛丽觉得自己虽然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但是体会不够,所以叫史景迁跟随房兆楹夫妇读书。


  • 1965年,史景迁获得耶鲁历史学博士学位,其毕业论文《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获得波特论文奖,他也因此破格得到留校任教的机会,后在耶鲁大学任教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从耶鲁大学退休。

史景迁一生都致力于中国研究。他曾表达:“在整个世界的版图上,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极有魅力的存在。西方人需要花长时间去消化分析他们拿到的资料。能一目了然的东西并不存在。我们对中国的看法越模糊,越多面化,离那最捉摸不定的真实性也就越近。”
史景迁对中国的研究从晚明一直延伸到了当代,清史是他研究的起点和重点。他着力于人物研究,擅长用“讲故事”的方式进行历史写作。除了明清史以外,他对西方汉学史的研究也颇具贡献。

2014年财新也曾专访过来华访问的史景迁,尽管采访问题始终关注今日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与互动,但史景迁也始终是回到他所擅长、所熟悉的领域来回答,也就是通过从明末清初、民国时代乃至1990年以前中国历史的描述,来讨论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在谈到其“讲故事”的写作手法时,史景迁表示,再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故事主角会是第一个游历欧洲的中国人——沈福宗。“对于他,我们掌握了扎实的史料信息。他是南京人,也是一名天主教徒。”
有记载显示,大约在1687年,沈福宗到达欧洲并去了巴黎、罗马和伦敦,最后还去了牛津大学。在这一段时期,他用一些时间完成了宗教使命,更多的时间他都在从事我们说的“文化外交”。他见了一些英国科学家,也和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进行了会面。英国国王对中国很感兴趣,也向他提了一些问题。沈福宗与法国国王进行了会面。

我对这个人物很感兴趣。研究他,就是在研究语言和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国文化的变通性。它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让中国显得不再那么一成不变,而是更灵活变通。这一切都是因为一种国际语言——拉丁语,架起了一座桥梁。中国的天主教徒和西方文人都掌握了拉丁语,这让沈福宗到了英国后,在几个星期之内,就能跟英国的专家、科学家以及官员交流,并且能在牛津大学开展编书工作。
对于自己汉学家的身份,史景迁则表示并不认同。
我并不视自己为一个汉学家。在我看来,汉学的研究范畴包括古汉语、古代文本的传统,以及儒学和更早时期各种学术流派的相关知识。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庞大的学术领域。直到最近,其实都没有多少汉学家。
而对于现在,史景迁认为,这种环境为中西方更具开放性的交流提供了新机遇。信息的自由流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一点不仅对于西方,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如此。
参考内容:
历史学家、汉学家史景迁去世,享年85岁
史景迁:我的中国研究|特稿精选_特色频道_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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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lvpeng1234 发表于 2021-12-30 06:08:21 | 只看该作者
 
先生一路走好。因为不是历史学出身,浅谈旧事以悼念。
先生的夫人是我祖母的堂妹。十几年前,在我小时候来我家,我错把先生称作“史密斯先生”惹得大家哄笑。
先生来我家观看藏本时,曾祖父已然下逝,家中钻研历史之人再无一人。因而先生夸赞我们“藏本保存的几乎全新”时,我记得父亲脸上闪过一丝尴尬。随后他便转过头欣赏起他夫人金女士给我们带来的她的新作,《合肥四姐妹》。
我对历史的兴趣部分也源于此,但这跟家里其他人关系也很密切。又仿佛回到高中,趁着休息紧赶慢赶看他的那本《太平天国》,又或是本科思政课匆匆几眼他的其他文字。
我家里人常说,你搞不了历史。十几岁时常常为此愤愤不平,如今已经了然。想起曾祖父九十岁时每天仍以检阅文献标记为乐,又想起陪着史景迁先生去吉林社科院时候他那看文卷的喜爱投入。细想我翻阅文献以至头胀,历史这钻研我可能坐不下去。
我这最后一丝年少的倔强和幻想,在先生今日过世后怕也要烟消云散。
常道遗憾无穷。出国前,家里说如果去美国要去金女士和史景迁先生家拜访,如今拜访注定成空。
先生已去,留下万卷青书,待与后人。
安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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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那珂川 发表于 2021-12-30 06:08:38 | 只看该作者
 
史景迁老师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几乎是在他的治学伊始,他就致力于对西方汉学史的搜罗爬疏,挖掘了大量可贵的珍稀资料,几乎复活了这一学科勃兴的时代。他的作品敏锐、深邃、独特而又“好看”,使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他十分擅长于人物研究,人物研究可以说是史氏研究的一大亮点,在其笔下涉及的人物数量很多,层次也很丰富  ,是一位一生致力于中国研究的美国汉学家。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观察与研究结果。他对中国的研究从晚明一直延伸到了当代,清史研究是其研究的起点和重点。
除了研究明清史以外,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是他对西方汉学史的研究。他不止是搜集逸闻,挖掘素材,而是有机地把这些珍贵的资料放进历史的文化内涵中去审察,运用比较文化和文化人类学的眼光,探究其文化意蕴,高屋建瓴地对其进行剖析,得出自己的学术见解,从而巩固和革新自己的历史观,在更高的层次上研究汉学在海外的发展这一文化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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