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斯蒂格勒得知他的母校芝加哥大学希望他参加教授征选的面试，跟他同一天前来应征的另一位教授候选人是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结果，由弗里德曼获得了这仅有一个的教授名额。落选的斯蒂格勒来到布朗大学短暂地任教一年至1947年。1947年至1958年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这段时间斯蒂格勒的经济思想趋于成熟。
1958年芝加哥大学再度有一个教授缺额，斯蒂格勒终于得偿所愿被聘为正教授，其后在芝加哥大学里经历了芝加哥经济学派引领风骚的二十年多个年头。1977年在斯蒂格勒的指导下创立了“芝加哥大学经济与国家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Economy and the State）并出任该所主任。在70岁的这一年，斯蒂格勒进入了安逸的半退休生活，他拥有了较多的时间从事他所喜欢的业余爱好：收集书籍、摄影、木刻和打高尔夫球。他放弃了大学的领导岗位，但被命名为查尔斯·W·沃尔格林杰出荣誉退休教授。1981年斯蒂格勒从经济系教授职上退休，但持续担任研究中心主任至1991年去世为止。 在学术成就方面，斯蒂格勒是“信息经济学”该研究方向的提倡者之一，自其论文《讯息经济学》于1961年发表至今，该研究已经成为今日经济学科中的显学，近年来产生过很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斯蒂格勒认为专心地做一个知识分子，投身于“枯燥”的经济学研究是惬意并具独特刺激性的生活，他有意避开能使他离开学术的一切非学术的职业和活动。他从教学研究和学术交流中获得了无穷的乐趣，也留下许多有价值的著作。归纳一下有：《工业价格的行为》（合作，1970年）、《现代人和他的公司》（1971年）、《现代人和他的公司》（1971年）、《公民和国家》（1975年）、《作为传道士的经济学家，及其他论文》（1982年）。
斯蒂格勒作为芝加哥学派在微观学方面的代表人物、信息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曾提出，消费者在获得商品质量、价格和购买时机的信息成本过大，使得购买者既不能，也不想得到充分的信息，从而造成了同一种商品存在着不同价格。斯蒂格勒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的市场和市场现象，并不需要人为的干预。斯蒂格勒的观点更新了微观经济学的市场理论中关于一种商品只存在一种价格的假定。在研究过程中，斯蒂格勒还把这种分析延伸到劳动市场。这些研究建立了一个被称“信息经济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斯蒂格勒的另一贡献是对社会管制政策的精辟批评，他力图论证“看不见的手”在当代仍可获得良好的效果，而政府管制则常常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他主张实行自由市场制度，反对垄断和国家干预。他是被称为“管制经济学”的新的重要研究领域的主要创始人。弗里德曼赞誉斯蒂格勒是“以经济分析方法来研究法律与政治问题的开山祖师”。
然而，斯蒂格勒在非经济学专业的读者当中也很有知名度，他经常对公共政策发表意见因而被政治人物所引用。其最为人所知悉的贡献便是证明“自由的市场机制”，至今仍被认为最有效的模式，并且使用计量经济学新进的研究成果，举出很多政府为了提高效率而做的管制其结果要不是毫无帮助就是产生反效果。
在芝加哥经济学派中，斯蒂格勒的实证性格为学派带来了理性讨论的气氛。他继承了恩师法兰克·奈特将经济学视为科学的强烈求真欲望，身为一个新古典经济学者斯蒂格勒却能够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本位主义。当经济学的研究者将弗里德曼与斯蒂格勒这两位芝加哥经济学派第二代人物做比较时，多会注意到弗里德曼的好辩、争胜跟辩才无碍，相较之下斯蒂格勒则显得幽默、温和与实事求是。因此斯蒂格勒偶尔会赢得来自不同阵营者的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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