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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 欧洲中心主义的错觉:发现东方化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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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ぅン夌 发表于 2022-1-10 21:14:57 | 只看该作者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欧洲中心主义的错觉:发现东方化的西方 第1张图片
                                                     (“欧洲中心主义”的墨卡托地图)

欧洲中心论的学者,戴维·兰德斯最近指出,欧洲中心主义有着非常充分的理由,因为是西方而非东方获得了胜利,只有欧洲人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现代化飞跃的开拓。兰德斯将反对欧洲中心论的论述蔑称为“政治上正确的善良学说”,或是“欧洲恐惧症”,或是简单地说成是“糟糕的历史认识”。
     戴维·兰德斯在其著作中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如其所言:
“第三种流派则认为,“西方-其他”(西方-东方)的二分法是根本错误的。在世界历史的洪流中,其他国家早期曾取得重大成就,欧洲不过是一位后来者和免费搭车者罢了。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历史记载表明,近千年来,欧洲(西方)一直是发展和现代化的首要推动者。还存在一个道德问题,有些人会认为,欧洲中心论对于我们是不好的,对于世界来说更是不好,应予避免。这些人是该这样做。但对我来说,相对于善心而言,我更钟爱事实。我对自己的观点深信不疑。”
所谓“主导性的西方大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居于下风。只是到这一时期几近结束时(1840年),欧洲国家才最终超过了中国。
葡萄牙探险家瓦斯科·达·伽马第一个绕过了好望角,并且远航到达了东印度(the East Indies) ,他第一次与那时还处于孤立和原始状态的印度族人(Indian race)建立了联系。但是,早在此之前的20至50年间,伊斯兰航海家艾哈迈迪·埃布恩-马吉德(Ahmad ibn-Majid)就已绕过好望角,航行到了非洲西海岸,并经由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此外,萨珊王朝的波斯人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就已经远航到了印度和中国,埃塞俄比亚人以及后来的穆斯林(之后约650年)也有过类似的航行。爪哇人、印度人和中国人都在达·伽马之前数十年,即使不是数世纪,远航到了好望角。不应忘记的是,达·伽马之所以能够成功航行到印度,是因为他有一个不知名的古吉拉特穆斯林领航员的引导。
而且所有使达·伽马的航行能够进行的航船以及航海技术和技巧,实际上都是由中国或者是伊斯兰中东国家发明的(当然经过了进一步改进)。这些技术都是经由伊斯兰世界桥梁而向全球传播,然后被欧洲人所吸收。我们再加上一点,即大炮和火药是由中国发明并且也是这样传播出去的,那么就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表明葡萄牙人所宣称的真正属于其自己的东西。最后, 就像本书所指出的那样,印度人并非是原始的野蛮人。事实上, 他们要比其葡萄牙“发现者”(这实际上是个不恰当的词)先进得多,因为在达·伽马宣称发现她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印度已经长期与亚洲、东非大部分国家保持着直接的贸易联系,并与欧洲保持着间接的贸易联系。  
东方的资源组合在欧洲每个重要的转折点都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导致公元600年后欧洲中世纪农业革命能够发生的大多数重要技术,似乎都来自于东方。在公元1000年之后,促使西方商业、生产、金融、军事和航海革命以及文艺复兴和科技革命的主要技术、思想和制度,都是首先在东方形成和发展,然后才被欧洲所吸收。在 1700年后,刺激英国农业和工业革命的主要技术和科技思想都是从中国传播去的。此外,中国的思想还帮助推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事实上,从公元500年开始,东方和西方就已经通过一个统一的全球网络中联结在一起,我们需要摈弃那种将东西方两个实体视为完全分离和对立的欧洲中心论假设。
中国在宋朝时期(11世纪)就完成了一种工业奇迹,欧洲中心论历史学家常常会援引“中国条款”(或是布劳特所称的“中国准则”)来予以回复。这一条款通过坚持认为它仅是一场“不成功的革命”——中国经济之后回到了它相对停滞的正常状态,来摒除了其重要性。
这样,这些理论家就可以保持他们的观点,即英国工业革命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英国条款”)。其次,为了回应那种认为中东通过向欧洲传播有独创性的思想和主题,从而使西方的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能够发生的观点,“伊斯兰条款”随即被引用。这就否认了东方的资源输入,理由是这些知识事实上纯粹是希腊的成就,穆斯林们并没有增加任何知识财富--他们所做的只是将希腊所创造的成就奉还给了欧洲人。然后这就与“希腊条款”重合了,从而确定了古希腊乃是现代文明(例如西方文明)的根源。
仅仅从这两个例子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许多东方主义条款交迭在一起,提供了一种逻辑一致的“东方主义主题”。
那么,欧洲人是如何塑造了一种帝国身份,这反过来又是如何促使西方在后来阶段实现崛起的呢? 在中世纪早期,欧洲人开始把自己界定为消极地对抗伊斯兰教。这对基督教国家的建立至关重要,从而也使在约公元后第一个千年晚期产生的封建经济和政治制度得以巩固,也正是这一身份性才导致了十字军东征。随后,欧洲的基督教身份又导致了由瓦斯科·达·伽马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领导的所谓的“航海大发现”——或者是我所称之为“第二波”的中世纪十字军东征(见第7-8章)。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以后,不同的基督教观念使他们认为美洲土著和非洲黑人一样都是劣等种族。这也使得在欧洲人看来,对美洲土著和非洲人的超额剥削和压迫以及对美洲金银的掠夺是合法的,而这在多方面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发展
然后,在十八世纪, 欧洲身份的重塑就产生了我所提到的“隐性种族主义”,进而导致了帝国“文明使命”的道德必然性观念的形成(见第10章)。把东方想象成落后、消极和幼稚的,而相反,西方则被假设为先进、富有创造性和成熟的,这对于促进欧洲人开始步入帝国主义至关重要。因为欧洲的精英们真诚地相信,他们是在通过帝国主义使东方世界文明化(即使他们的许多行为违背了这一高尚的想法)。反之,是欧洲人通过帝国主义对非欧洲地区资源的侵夺,确保了英国工业革命的进行。
如果没有东方物质和思想资源通过东方全球化进行的传播,欧洲人表现出再怎么多的贪欲和攫取也难以“突破终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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