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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逝者如斯，未尝往也。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很多年了，离开香港再回到香港，纵是三年五年，甚或十年八年，也难以发现她的变化。
似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香港已经定格了，不变的城市风貌，不变的人文风情，一贯的精致和挑剔、拥挤和聒噪，无论在物理层面以及化学层面，都仿佛止步于历史的某一时代、发展的某一阶段，没有后退也没有进步。
二
两年以后，当我再赴香港的时候，感受亦是如此。
街坊们还在，楼下保安还在，7.11的店员还在，加油站的工人还是那几个，见了我，就好像折叠了这两年时光一样，见面点头微笑，交流如同寻常，丝毫找不到曾经断联的痕迹。而他们这样的存在和表现，让人感动也让人心酸，因为香港社会似乎失去了流动性，旧情之下生机寥寥。
此现实一域，亦可以观照香港其他地方的景象。在网络空间里、社交平台上，同样能发现香港一直保有的“气质”：就某个社会议题争吵不休，对某个政治人物评头论足，各在各的阵营，各表各的立场。许多事看似讨论的热闹，实则更像在多维时空里平行交错，没有基准也没有结果。
开放的香港如此固化，有点不合常理。
固然这种现象可以予人一种熟悉的味道，确认香港还有的特色，但也给人一种老迈沉重的印象。尤其是这几年，香港经历大乱大灾，磨难也多，形势仍然严峻复杂。新的法律体系和政治格局的确立，似乎还有未曾完成的使命，真正形塑一个全新的香港。
城市的再发展问题，社会的撕裂问题，人心回归的问题，以及还原到香港市民的个体层面，他们正面临的谋生问题、心理问题和对国家归属感的问题，都在等待一个契机、一股力量、一种希望，能带来突破，能实现突围，能推动香港完成与未来相适的与时俱进。
对香港来说，相较于“不变”，“变”明显已变得更为迫切和必要了。
三
香港“变”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1.走出怪圈。
基本法载明，“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不变”作为香港存在发展的基调，具宪制意义上的约束性，亦是“一国两制”香港实践25年来的主旋律。
然而，香港回归至今，令人错愕的是，几乎香港社会发生的所有重大社会政治法律事件，都是源于对“不变”的担忧、对“变”的恐慌。
香港社会，总有一些人顽固地认为，“一国两制”是一个矛盾体，必然产生冲突，对香港而言，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守护“两制”。恰因为此认识上的偏差，他们意图用“两制”压制“一国”，通过对抗“一国”谋求“两制”所谓的安全感。
曾经一度，因为他们这种认识逻辑和行动逻辑上的错误，催生了香港的动荡局面，加剧了“一国两制”的内部张力。
从2014年非法“占中”到2019年修例风波，事实已证明，仅靠基本法的原则性规定，而不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中央履行全面管治权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任由香港惯性发展，“两制”可能脱轨运行，“一国”也将被冲击被反噬，各方面都不能消停、不得放心，彼此的信任基础永远无法夯实，香港就会持续出现动乱局面，陷在过往25年的怪圈里，争论不休、争斗不止，错付了精力和资源，贻误了一轮又一轮的发展机遇。
一个深刻的教训就是，“变”才能守护“不变”。制定实施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就是要让香港走出“乱”的怪圈、建立“治”的基准、创造“兴”的环境。
2.突破瓶颈。
香港的政治问题积重难返，经济发展上同样困难重重。而经济发展问题进而造成的民生问题，又常常上升为体制问题，成为政治问题的又一燃点。
7.11的店员为何几年没换，物业的保安为何数年还在，为什么现在大学生毕业的起点工资跟二十年前相差无几，劳动力市场失去流动性和激励性，正是香港经济问题的一个侧影。
造成香港经济发展瓶颈的原因，与香港的发展阶段有关，与其资本主义制度有关，与既得利益格局庞大以致形成固有利益藩篱有关，但另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常常被人所忽视。
香港曾经的经济腾飞，在于与国际的无缝对接，更在于与其时内地经济的势差，其传统路径建立在于对世界经济的“依附”之上，搭上的便车是自西往东的“顺风车”。而今天，世界经济格局已重塑，中国内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增长动力源，这个时候，香港想依附的还是所谓“国际外联”，想搭的便车还是从西方开来的“逆风车”，方向错了，发展上只会南辕北辙、事倍功半。
这种思想，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很多香港人的头脑中。在抗击疫情中，亦有深刻且全面的表现。
对于如何对待疫情，香港始终面临两条路线。或尽快稳控，与内地优先通关；或寻求平衡，与国际优先通关。而当香港选择走第一条路线，出台严格防控措施后，商界一直发出反对声音，并以撤出胁迫特区政府放松管控。
到第五波疫情暴发，香港商界更赤裸地展现了这一态度。疫情失控反而成为他们推动香港先与国际通关的借口，进一步影响香港特区政府的抗疫路线向西方靠近。这便是既得利益群体守护既得利益的方式。
问题是，这对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有多大帮助呢？一定会有，因为防疫举措放松，社会恢复常规，经济活动自然会活跃起来。但明显这是短视且狭隘的选择。
内地发展到今天，香港发展到今天，彼此的经济关系已然移位。香港或许还在内地联通世界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内地对香港的“依赖”早已不同从前。更直白地说，香港更需要内地而不是内地更需要香港。
香港突破经济发展瓶颈，需要突破传统观念，告别惯性思维，放下建基于西方经济体系和价值体系上的优越感，努力尽早实现与内地的大循环。这是一条不二的路径，是香港最大的经济现实，而且是能撬动香港深层次变革的路径。
大湾区建设规划纲要出台三年多了，不妨想一想、看一看，香港做什么了，跟上节奏了吗？国安法出台后，西方世界持续打压香港、诋毁香港国际声誉，又不妨想一想、看一看，香港还能像从前一样，讨得他们的“欢心”和“信任”吗？
向内地才能向未来。香港与内地作为命运共同体，主观上需要接受，客观上也在被外部世界压实。即便仅从经济考虑，香港也需要重新摆放内地和国家的位置。
3.卸下沉重。
“香港是本难懂的书”。所谓“难懂”，即是复杂，即是沉重。而香港的沉重，几乎是无处不在的。
实则，长久存在于香港的一个问题，就是无论左中右，抑或港漂，都一直没“家”的感觉，对何为“家园”一直意识错乱、忧心忡忡。
所谓建制阵营，回归前被压制，回归后长期受反对派排挤，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总体较低，一直没有找到主人翁的感觉。拨乱反正后，香港政治环境改良，但其心理调适和能力准备仍然没有完成，仍然焦虑不安。
所谓反对派，回归后一直为反对而反对，长期处在政治边缘、助推政治风暴，国安法后，又忌惮社会的发展变化，拒绝形势的转换迭代，压抑苦闷情绪酝酿，心里各种无奈和不爽，同样焦虑忐忑，时常冒起逃避乃至逃离的冲动。
确认这一点，并不难。只要进入各种微信群组、whatapp群组，打开Twitter或FB的讨论区，香港社会惯有的那些沉重、那种戾气、那个张嘴闭口热衷谈论政治的情绪氛围，都会说明其尚处与昔日无异的“世俗胶加,人情万端”中，社会分化与撕裂的问题仍然严重。
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香港市民活得太累、太乏味了。
让香港社会卸下沉重、市民卸下心理包袱的方式，除了再激发人们的“狮子山”精神，于特区政府而言，最重要的还是赋予社会“确定性”：
政治上的确定性，巩固新的政治格局，斩断一切非法的虚妄幻想；
经济上的确定性，厘清新的发展路径，展示打破社会板结的意志和方向；
文化上的确定性，推动新的身份认同，重建香港与国家的情感连接。
唯有全方位的确定性，才能让市民放下纷争、心无挂碍，远离颠倒梦想，知所趋附、有所归宿，不再彷徨迷茫。
实现所有这一切，无疑，都需要“变革”。
四
“不变”的香港，需要以“变”的方式维系。而眼下，香港无疑正处于推动变革的最佳时机，迎来变革的最大窗口。
因为国安法，香港有了社会稳定的最强保障，修例风波已不可能重演；因为新选制，香港有了政治稳定的最强保障，反中乱港分子已失去兴风作浪的舞台。中央一系列推动拨乱反正的举措，正正为香港赢得了变革的环境和条件，创造了时间和空间。
或者说，香港由乱转治，为香港赢得了一种可能性，聚焦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可能性，聚焦解决深层次矛盾问题的可能性，聚焦冲破既得利益藩篱的可能性。香港社会，终于可以沉下心来专注于二十年来想做而不能做的事了。
“行我将会行的路。”4月6日，辞任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准备参选行政长官的李家超如是表态。正处在新的历史关头的香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是的，此时，实行行政主导体制的香港，正迎来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香港新的领导人又要产生了。
时与势，在“这一刻”，都要站在香港一边。这不会是巧合，这将是香港发展逻辑的必然。
4月9日，李家超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决定参选特首。参选发言中，他说：
40多年來，我跟隨香港發展進程，一步步走到特區政府的管治班子，經常反思，我們要怎樣做，香港才可以變得更好?
我期盼看到一個充滿活力的香港，一個人人都有幸福的香港，一個高度開放的香港，一個廣泛團結的香港，一個社會安寧的香港。
我會從政府理念和做事方式作出變革，......。變革，不是為變而變，好的政策，好的做法會保留。
世界大變，不進則退。香港慢不得，也等不起。
香港值得有更好的未來，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發展，但這一切不會自然發生。
香港更好的未来，不会自然发生；香港更好的未来，有赖于香港新的变革。
参选特首者正赋予市民一种新的想象，那么，让这想象走进现实，就从香港回归祖国的25周年开始吧。
文章转自靖海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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