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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 1955——1970，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双方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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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__fei 发表于 2022-5-22 13:48:23 | 只看该作者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作者:梅兴无    《红岩春秋》2020年06期

1955——1970，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双方博弈 第1张图片

1955年至1970年间，中美两国举行了136次大使级会谈，使尚未建交的两国有了接触和对话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甚至化解了双方的对抗情绪。在15年的会谈中，两国大使通过多次交锋、博弈，对中美关系和两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产生了一定影响，为打开中美两国大门、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

日内瓦会议开启中美会谈的大门

1954年2月，苏、英、美、法四国达成协议，决定在日内瓦举行国际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恢复和平的问题。会议于4月26日在日内瓦国联大厦开幕，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出席。中国政府对此十分重视，任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为秘书长。
当时，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视、封锁的政策，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严令美国代表团成员不得和中国代表团任何人接触，但又通过与会的英国驻北京代办杜维廉向中国代表团试探解决在押美国人员获释的可能途径。
周恩来认为这是一个中美直接接触的机会，便召集代表团成员商讨决定：一、向杜维廉反馈，中美之间的问题可以通过两国代表团直接接触，寻求解决办法，不必通过第三方；二、对外界发表公开谈话，关于美国无理扣押我国侨民和留学生，中方愿就被扣人员问题同美国进行直接谈判。这一方案获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
在中方公开发表谈话后，杜勒斯同意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代表举行直接会谈。王炳南被指定为中方代表，约翰逊作为美方代表。
约翰逊是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曾在北平军调处工作，参加过板门店谈判。从6月5日到6月21日，王炳南与约翰逊先后举行了四次会谈，双方分别就中国在美侨民、留学生和美国在华被押侨民及军人的问题，阐述了本国政府的主张和要求。
在第四次会谈中，王炳南提出发表共同声明，提议以联合公报或其他适合的方式，宣布住在一方的对方合法侨民和留学生将具有返回祖国的完全自由，并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由第三国代管双方侨民和留学生的权益。因美方拒绝了这一合理建议，会晤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1955——1970，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双方博弈 第2张图片

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

尽管如此，双方都不愿意就此中断直接接触，中美两国商定在日内瓦会议闭幕后，继续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从1954年9月到1955年7月，中美双方进行不定期领事级会谈17次，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中美两国打开了一条表达各自意见的通道，开启了中美接触的大门，是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

“我们要回了钱学森”

1954年至1955年，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爆发。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严正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4月26日，杜勒斯表示“不排斥”与中国进行谈判，但直到6月中旬才通过英国外交大臣向周恩来转达进行大使级谈判的愿望。7月15日，周恩来表示同意。
是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第一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中方首席代表是王炳南，美方首席代表是约翰逊。会谈开始后，双方确定了两项议程：一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双方有所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
中国政府为表达和平友好的诚意，在谈判开始前一天，就宣布提前释放11名美国间谍。约翰逊只得表达谢意。接着，双方提出了各自的遣侨名单。在王炳南提出的名单中，钱学森赫然在列。
钱学森于1935年赴美留学，十年后成为世界顶级的火箭专家。1950年准备回国之际，遭到美方阻挠，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口出狂言：“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也不能放他回中国。无论到哪里，他都顶5个师用！”

1955——1970，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双方博弈 第3张图片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带着儿女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

当王炳南谈到钱学森回国问题时，约翰逊狡辩道：“没有证据证明钱学森要归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王炳南立即出示了一封钱学森请求中国政府帮助他回国的信件，理直气壮地说：“既然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钱学森博士在6月份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中国学者要求回国依然受到阻挠。”约翰逊哑口无言，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
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9月17日，他偕夫人蒋英及一双儿女踏上了回国的旅途。钱学森回国后，为中国导弹研发作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周恩来感慨地说：“中美大使级会谈，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经过第一阶段的14次会谈，双方在9月10日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中美双方承认，在各自国家内的双方平民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标志着第一项议程得到了实质性解决。这也是1972年上海公报发表前，唯一一份中美之间达成的正式协议。

会谈缓解了台湾海峡危机

1955年9月19日，中美大使级会谈转入第二阶段，谈判议题聚焦台湾问题。
10月8日，约翰逊就台湾问题建议双方分别发表声明，表示“除防御外将不在台湾地区使用武力”，意在要中国放弃武力解放台湾。
周恩来就此明确指出：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已影响到东南亚的和平、稳定和安全，这是美国的军事存在造成的，美国应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一切武装力量；台湾在历史上、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美国无权干涉。
王炳南在会谈中向约翰逊着重阐述了这一立场，并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武力，进而建议举行两国外长会议来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但遭到美方拒绝。
11月10日，约翰逊又提出在台湾地区“除了单独和集体的防御外”，中美双方都放弃使用武力，其用意仍是要求中国放弃解放台湾的权利，自然遭到王炳南的拒绝。
在此后的会谈中，约翰逊反复强调美国在我国台湾地区有“单独和集体的自卫的固有权利”，王炳南义正词严地指出：每个国家有自卫权利的原则，问题在于该原则的适用地区，如果美国在其自己的领土内行使权利，中国是不能反对的。但假设中国占领了旧金山，然后又声称是自卫，美国能同意吗？
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多次交锋，基本没有进展。
1957年12月12日，约翰逊在会谈中宣布，他将调任美国驻泰国大使，由副手马丁参赞接替他的工作。王炳南当即表示：“这样做很不严肃。中美进行的是大使级会谈，而马丁先生是一位参赞，不能代表大使。”美方的花招被戳穿，中美大使级会谈因美国企图降格而中断。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引发第二次台海危机。8月底，王炳南接到特急电报飞回北京。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他汇报了中美大使级会谈情况。会议商定，指定专人起草一个中美会谈的新方案。
9月6日，周恩来发表声明，重申中国要解放台湾的决心，警告美国若要挑起战争将负责全部后果，并倡议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当天，美国政府表示欢迎这个倡议。
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波兰华沙复会。美方代表是驻波兰大使比姆，他态度强硬，要求中国在台湾地区立即停火。中方代表王炳南根据周恩来的具体部署，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揭穿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故意混淆国共之间内政矛盾与中美之间国际矛盾的伎俩。这一阶段，中国通过炮击与和谈，既坚持了立场，挫败了美国要求停火的计划，又摸清了美国的意图，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避免了台海危机升级。
1962年3月，美国改派驻巴西大使卡伯特作为会谈代表。5月，王炳南回国休假。周恩来对他说：“蒋介石认为现在是反攻大陆的最好时机。在外我们与苏共不和，在内有严重的自然灾害。看来蒋介石是想大干一场，我们必须密切注意蒋介石和美国的动向。”几天后，周恩来要他停止休假，立即返回华沙，指示：“中央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他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关键问题要看美国的态度，要争取让美国来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冒险。”
王炳南赶回华沙后，于6月23日邀请卡伯特举行了非正式的会谈。王炳南指出，蒋介石一旦向中国大陆挑起战争，绝不可能给美国带来任何好处，美国必须对蒋介石的军事冒险和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并以警告的口吻说，蒋介石窜犯大陆之时，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之时。
卡伯特欣赏王炳南的坦率，允诺立即向美国政府报告中方关切，表示：“在目前情况下，美国绝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防止这种事情。”会谈结束时，卡伯特还强调：“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

1955——1970，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双方博弈 第4张图片

王炳南

1955——1970，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双方博弈 第5张图片

炮击金门（谢添水/摄）

三天后，卡伯特正式表态，美国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王炳南立即将情况报告北京，周恩来夸赞道：“炳南同志，你这回可立了大功了！”一度紧张的台海危机就此烟消云散，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计划也彻底泡汤。

中美关系逐步走向缓和

王炳南同美国大使谈了九年，会谈达120次，1964年4月奉调回国，任外交部副部长。新任中国驻波兰大使王国权走马上任，成为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代表。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世界。11月25日，中美举行第123次会谈。会场气氛与以往明显不同，美方代表约翰的表情有些异样，王国权则信心满满。王国权向美方提出了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协议的声明草案，约翰只是低头一遍遍地细细翻阅中方提供的文件，最后被动地说了一句：“我将向我国政府转达贵方的文件。”
这次会谈，中方明显占上风。使馆的助手们非常高兴，王国权说：“中国有了原子弹，我们做外交工作的腰杆就硬多了。”
在举行第128次中美大使级会谈时，约翰已离任，接替他的是美国驻波兰大使格罗诺斯基。他表示：我方希望建立美中双方更广泛的联系，建议实现记者、医生、科学家等互访。此时，美国开始向中国发动和平攻势。王国权按国内的指示表态，台湾问题未解决，其他问题免谈，回绝了他的建议。
1966年3月，中美双方举行了第129次会谈。格罗诺斯基抢先发言：“我荣幸地通知大使先生，我国驻肯尼亚大使阿德伍先生在内罗毕会见了贵国驻肯尼亚大使王雨田先生，美国政府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这是美方代表在发言中第一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也是此前128次会谈中从未出现过的用语。美方对中国政治态度的明显转变，是中国政府与美国长期斗争的结果，美国意识到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无视中国的存在。
随着世界格局的大分化、大改组，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即释放出寻求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当时中美大使级会谈已中断两年，尼克松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赛尔“以一种非常谨慎并且不引人注意的方式与中国人进行接触，告诉他们，我愿意举行会谈是很认真的，我们应当改善关系”。
是年12月3日，斯托赛尔参加在华沙文化宫举行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当他发现中国驻波兰使馆二等秘书和译员后，紧追不舍，向中方译员表达了尼克松愿和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知晓后，立即向国内报告。12月9日，国内电示：代办可与美大使会见。斯托赛尔在会见中建议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国政府表示同意。
1970年1月20日，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35次会议在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举行，双方代表转达了两国领导人关于举行高级别直接接触、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
2月2日，中方向美方提出在2月20日举行第136次大使级会谈。两天后，美方表示同意。周恩来对此次会谈非常重视，亲自审阅发言稿，将文稿中“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政府愿予考虑”中的“考虑”一词改为“接待”。他解释说，“接待”一词较“欢迎”为轻，较“考虑”就落实了一些。
2月20日，在中美大使级第136次会谈中，双方代表都认为，应首先解决台湾问题，因为它是影响两国关系的根本问题。美方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美国虽有协防台湾的义务，但并不妨碍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自己“达成任何和平解决”，并表示将逐步削减在台湾的军事存在。中方表示，愿意对美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建议和意见加以讨论，重申了台湾是中国领土、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的立场，中国政府愿意接待美国部长级代表或美国总统特使来北京探讨中美关系的根本问题。可以说，这为后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铺平了道路。

1955——1970，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双方博弈 第6张图片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双方确定巴黎作为今后秘密联系渠道。至此，中美大使级会谈结束。
【来源：《红岩春秋》2020年06期，作者梅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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