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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 欧洲产业民主：瑞典的雇员基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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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我自己 发表于 2022-8-7 21:03:25 | 只看该作者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瑞典是世界知名的福利国家，自1930年起，社会民主党在瑞典的长期执政使该国福利体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巩固。这种福利体系建设的背后是以社会民主党和瑞典工会联合会为首的瑞典左翼在一些经济问题上的让步，比如承认私有制的核心地位。由于劳动者缺乏在经济事务上的话语权而感到不满，这种让步终于在1970年代结束，瑞典左翼提出了一项激进的方案，这就是雇员基金计划。
与现今大众眼中和平富裕的形象不同的是，20世纪早期的瑞典存在着极为尖锐的阶级矛盾。在这段时期，瑞典的产业纷争（industrial disputes）数量居高不下，一年有几十万天的劳动时间因这些纠纷而损失。对于工会的要求的罢工行为，雇主往往以强硬手段回应。通过行业性的关厂策略，机械制造业的雇主迫使五金工会在1905年达成协议，建立了工资的集体谈判模式，紧随其后的就是瑞典工会联合会（Landsorganisationen）与瑞典雇主联盟（Svenska arbetsgivareföreningen）于1906年达成的所谓“十二月妥协”（Decemberkompromissen）。“十二月妥协”可以被看作是瑞典劳资之间的短暂停战协议，其中雇主联盟承认工人有权组织工会，但也提出工人必须服从“雇主管理权”：一切与生产活动相关的规定和调整（如录用和开除工人），都必须服从雇主及管理人员的安排。然而，这个妥协难以压制许多工会的不满情绪，于是1909年又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罢工和雇主关厂的活动，导致瑞典工会元气大伤，会员和资金都流失许多。在瑞典，雇主联盟的组织力量非常强大，时常动辄好几个产业关厂逼迫劳动者接受其条件，而工会受制于有限的资源和保守倾向的领导层往往只能放弃更激进的活动。
1917年10月，社会民主党第一次入主政府，随即开始准备立法推行产业民主。社民党人提出的产业民主计划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提出要对私有企业进行国有化改造并建立劳资委员会让工人可以参与和监督企业决策和管理。然而，由于社民党高层的分歧和资方的杯葛，产业民主计划未能实现。
到1930年代，社会民主党在佩尔·阿尔宾·汉松（Per Albin Hansson）的领导下再度组建政府。社民党政府试图以立法规范劳资关系，但工会联合会拒绝了，并与雇主联盟于1938年签署了“萨尔特舍巴登协定”（Saltsjöbadsavtalet），确立了一个全国范围的集体协议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将由集体协商拟定，同时工会联合会在经济问题上做出妥协，承认雇主联盟章程第32条的“雇主管理权”，并对所属工会的罢工行为做出很大限制。由此，瑞典劳工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规模公开冲突骤减，“产业和平”也就这样在瑞典实现了。

欧洲产业民主：瑞典的雇员基金计划 第1张图片

萨尔特舍巴登协定的签署现场

解决了产业纠纷的问题，社会民主党就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经济发展和福利项目上。时值二战和大萧条，社民党提出了“人民之家”（Folkhemmet）的概念，意图扩大国家对全瑞典人的生活保障。于是，在佩尔·阿尔宾·汉松的社民党政权下，瑞典有了养老金、失业保险、家庭补贴等福利项目。1946年，社民党的塔格·埃兰德（Tage Erlander）成为首相，在接下来几年推动创立并扩大了全民医保、儿童补贴、职业安全委员会、住房补贴等社会政策。特别地，社民党于1959年凭着1票多数的极小差距在议会通过了养老金补助计划（ATP），显著提高了瑞典人的退休收入。所有这些社会政策造就了瑞典的福利国家，使广大瑞典人拥有世界领先的生活水平。
与社民党福利政策相应的是瑞典工会提出的用以维持平等收入分配的“团结工资政策”。简言之，这个政策就是通过劳资双方的集体谈判，让所有企业支付相似水平的薪资，从而“平均化”各产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这样一来，那些效益不佳的企业就会由于发不出工资而关停，而这些企业的员工很快就会在社民党和工会的支持下入职效益良好的企业[1]。对工会来说，这项政策可以同时满足（代表劳动者权益的）完全就业和（高经济增长这两项常被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互斥的目标，而在具体运作中，“团结工资政策”也确实使瑞典同时实现了低失业率和高增长率，造就了瑞典的经济繁荣。然而，“团结工资政策”的不足之处很快也显露了出来：由于经济增长需要靠效益居于前列的企业推动，这些企业的职工在工资协商上保持了长期的克制，因此企业在经济发展期间积聚了大量的利润。在左派看来，这些利润大都流入了资本家的腰包，而没有作为生产性投资促进就业和经济发展，这显然是有违社会公平的。
比这种超额利润更值得关注的，是瑞典劳动者长期以来被压制的产业民主权利。为了避免工人大规模失业和过度斗争对劳工运动的损失，工会对雇主的经营管理权做出了数十年的妥协，仅在工资和提出要求，这终究无法阻挡劳动者对无法自主支配生产活动的不满。1960年代以来，瑞典企业的旷工缺勤率高涨，一些地方爆发了未经工会批准的野猫罢工。一般认为，野猫罢工的带头者是国有采矿企业LKAB[2]的员工，他们对管理层采取的经营管理措施（包括对未能完成定额的工人罚款、给上厕所的工人计时等）和工会抑制工资增长的企图[3]非常不满。LKAB的罢工在瑞典电视台上被广泛播出，也受到了大多数瑞典公众的支持。作为当时欧洲最年轻的政府首脑，首相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也是一个活跃好辩之人，新官上任三把火的他想要赶到罢工现场与工人进行对话，但在阁僚的劝阻下放弃了[4]。在持续了近3个月后，LKAB的罢工于1970年2月结束，工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妥协。然而，LKAB罢工的结束却掀起了国内的野猫罢工浪潮，瑞典几十年的劳资和谐模式受到了巨大的挑战。
面对劳动者的不满，制造业管理者对生产组织进行改造，采取团队生产方式（team production）来增强员工的自主权并缓解生产过程中的枯燥乏味。工会则寻求制度上的突破，试图说服社会民主党通过立法增进和保障劳动者的民主权利。1971年，瑞典工会联合会通过了产业民主计划，向“雇主管理权”提出挑战。按工会联合会的诉求，社会民主党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立法增强劳工的民主权利。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得名自类似德国法律[5]的1976年《共同决定法案》（Medbestämmandelagen），其将生产活动的管理和决策权纳入了集体协商的范围，对雇主的权力做出了直接的限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共同决定法案》的第32条，其规定是对瑞典雇主协会章程第32条“雇主管理权”的直接回应：工会有权与雇主进行协商，将“雇佣合同的终止，工作的管理与分配，以及整体的运营活动”方面的问题纳入共同决定的范围。明面上看，《共同决定法案》大大增强了劳动者的民主权利，使资方的独断权力成为了过去式，首相帕尔梅也表示该法案是瑞典自实现普选权以来最重要的一项立法；然而，资方仍然可以根据第11条和第33条的“特殊情况”绕过工会和集体谈判单方面做出决定，法案也没有明确劳方在企业决策上的否决权。许多研究调查显示《共同决定法案》的作用有限，只在部分方面（如劳动环境、工作组织、人事等）提升了员工和工会代表对企业决策的影响[6]。当然，《共同决定法案》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其为劳动者提供了制度性的工具和一种民主化的风向对资方在企业管理上的权威做出挑战，而《共同决定法案》也并非唯一的劳工民主权利立法：1972年的《董事会代表法案》（Lagen om styrelserepresentation）使员工代表可以加入企业董事会参与决策；1974年的《工作安全法案》（Arbetsmiljölagen）使工人可选出专门代表对工作环境进行监督，代表有权暂停对工人健康有重大伤害的工作项目；1974年的《职业保障法案》（Lag om anställningsskydd）禁止雇主任意裁员，解聘员工必须给出恰当理由。这些立法的激进性可从资方的态度中反映出来，他们对《共同决定法案》的反对使雇主联盟在法案颁布6年后（1982年）才与工会联合会达成共同决定制的协议。
更重要的是，社民党在劳工立法上的成功进一步推动了瑞典工会的激进化，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激进的产业民主方案诞生了，这就是所谓的雇员基金计划。
雇员基金计划

工会意识到，仅仅在产业民主上进行改革还不足以解决经济上的困境。几十年来，一些瑞典企业积累了大量的利润，但这些超额利润并没有带来额外的投资和工作机会，如何让劳动者参与到分配和规划企业利润的使用成为了瑞典左翼的一项重要问题。1973年，瑞典工会联合会成立了以经济学家鲁道夫·迈德纳（Rudolf Meidner）带头的工作小组，其宗旨即为制定出可以满足以下三个目标的政策计划：1）对当前的“团结工资政策”做出补充，2）制止财富的集中化，3）扩大员工对“经济过程”的支配。1975年，迈德纳的“雇员基金”计划出炉，并受到了工会联合会成员的广泛支持。

欧洲产业民主：瑞典的雇员基金计划 第2张图片

鲁道夫·迈德纳（1914-2005），德裔瑞典经济学家，于1943年归化瑞典公民

所谓“雇员基金”（Löntagarfonder），就是由员工代表（即工会代表）管理和支配的企业资金，其来源就是每年20%的企业税前利润。这个利润比例越大，私有企业也会更快转为员工所有企业，根据迈德纳的计算，收取20%的税前利润就可以使员工在20年之内占有企业过半的股份。此外，雇员基金所持企业股份产生的分红收入也将被进一步投入到增进劳动者福祉的各项开支，包括知识教育、购入企业股份、支持弱小企业等等。不过，雇员基金计划的（强制性）实施也将仅限于50人以上的企业，这就意味着瑞典全国98%的企业和33%的劳动者不会受计划影响[7]。
按照迈德纳的设想，雇员基金将由一个中央基金和多个产业基金组成。中央基金负责集中来自所有企业的利润，这些利润将以股份的形式为基金持有，企业股份产生的分红将被分配给产业基金、地方和企业工会以及小微企业。当中央基金持有某个企业的股份达到了可以任命该企业董事会成员的程度，产业基金和代表该企业的工会就会选出进入董事会的员工代表。中央基金的管理人员将由全体工会选出，而产业基金的管理者由工会和其他社会成员共同选出。

欧洲产业民主：瑞典的雇员基金计划 第3张图片

雇员基金计划的组织结构蓝图

在计划的主要策划人迈德纳眼里，雇员基金是唤醒瑞典社会主义的重要方式，他表示
“我们要剥夺资本家凭着所有权行使的权力。一切经验表明，员工监督的体制是不完善的，（因为）所有权有着重要的地位。我想要借用马克思和威格夫斯[8]的话：不改变所有制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社会变革。”
Vi vill beröva kapitalägarna deras makt, som de utövar just i kraft av sitt ägande. All erfarenhet visar att det inte räcker med inflytande och kontroll. Ägandet spelar en avgörande roll. Jag vill hänvisa till Marx och Wigforss: vi kan i grunden inte förändra samhället utan att också ändra på ägandet.
走出工会的议场，迈德纳的基金计划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首先，瑞典社民党对迈德纳的计划态度暧昧。一方面，社民党对于这项完全由工会起草的计划感到不满，这不仅是因为雇员基金计划在所有权问题上表现出的激进性，也是由于该计划没有说明清楚其长期经济影响以及与国家经济政策的适配性。另一方面，社民党也不愿公开反对雇员基金，这样做显然会恶化党和工会以及劳工运动之间的关系，而且会激化党内的派系斗争。其它政治势力的反应则要强烈得多。显而易见的是，右翼党派和资方强烈反对雇员基金，曾经和社民党同盟的中间党（Centerpartiet）[9]与长期反对派温和党（Moderata samlingspartiet）[10]共同表示雇员基金计划将给私有财产和民主制度带来严重的威胁，雇主联盟则特别发表了一份讨论利润分享的报告针对左派的雇员基金计划，鼓吹个人持股对集体所有的优越性。然而，处于左翼的瑞典共产党也对雇员基金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这项计划还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改良方案，并没有触及瑞典的阶级制度。
雇员基金计划公布时正好临近1976年大选，帕尔梅认为此时将雇员基金纳入议程将会给选情带来风险。为了稳固局面，帕尔梅将计划提交至议会的专门委员会进行研究探讨。事实上，对当时的瑞典社会居于首位的是核能源开发问题，雇员基金在选民眼中显得无足轻重，社民党却也在核问题上陷入了右翼的重重攻击。最终，瑞典社民党在这一年的选举中失利，其四十多年的连续执政画上了句号，新的多数政府由三个中右翼政党（中间党、温和党与自由党）组成。
大选失败后，社民党与工会间组成了一个共同委员会，对雇员基金计划进行修改。1978年，委员会推出了新的基金计划，将产业基金改为分布瑞典全国省份的20多个地区基金，并增添了“为生产性投资提供集体储蓄”作为其发展目标。在新的计划中，强制性实施雇员基金的范围从50人以上的企业缩减到500人以上的企业（500人以下企业仍可以通过和工会协商加入基金，并可以获得税务减免），地区基金机构的委员会成员直接由工会选出，企业董事会成员由工会与地区基金共同选出；由地区基金选出的员工大会取代原计划的中央基金机构。除了对公司所有权的改造，基金计划还提出企业应从工资报酬中抽出3%份额交予2个全国性基金机构和其余的24个地区基金，2个全国性基金分别由工会和广大社会成员主导。
经过社民党和工会修改的雇员基金计划看上去更温和了，然而民众舆论却毫无起伏。到1979年大选前，瑞典也只有4%的选民[11]认为雇员基金是值得关注的头等大事。议会委员会也没有得出什么特别结果，只是进一步地淡化了雇员基金在政治议程上的重要性，而委员会自身也因为立场冲突陷入了瘫痪。1981年2月，委员会随着主席阿兰·拉尔松（Allan Larsson）的辞职解散了，雇员基金的问题仍然是议会各党和左右两派间的冲突之点。
为了推进和解决雇员基金的问题，社民党和工会联合会再度对方案进行修订。1981年9月，社民党工会再度推出了新的雇员基金计划，在2年前联合推出的计划基础上明确了基金的两大来源：1）雇主缴纳的补助养老金（ATP）的1%征税，2）企业“超额”利润的20%。雇员基金产生的分红也将被用于补助养老金。这一次，社民党策略性地将瑞典的经济发展问题和国内实施了几十年的补助养老金计划与雇员基金联系起来。帕尔梅公开宣传，设立雇员基金的一大目标就是为了解决瑞典近来的经济衰退问题，而要将瑞典从衰退中拯救出来就不能将经济事务的决定权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中，这不但有违公平，也无法保证生产性投资的落实。为了瑞典的经济繁荣和就业稳定，雇员基金是必不可少的。
1982年大选前，雇员基金在公众中的关注度有了明显的提升，然而大多数人却并不支持社民党提出的基金计划。民调显示，只有不到20%的人[12]支持雇员基金这种集体控制的所有权转移计划，更多的人支持的则是右翼所鼓吹的某种个人持股方案。很明显，雇员基金在这次选举中的重要性源自右翼势力对雇员基金不遗余力的反对，与此相对的则是社民党对雇员基金问题的刻意回避，甚至向右翼政党抛出橄榄枝表示合作意愿，但这些策略都不成功。随着社民党赢得大选，雇员基金计划被推上了风口浪尖，社民党需要在公众的负面情绪下快速解决这个问题。
1982年冬，社民党指派了3个委员会起草雇员基金的议案，委员会于第二年夏天完成工作并将议案交至瑞典议会进行辩论。随后，资方于10月4日（议会开会当日）发动了规模浩大的反雇员基金示威，前后有七万多人参与（帕尔梅的亲兄弟Claës Palme也在其中）。当然，资方的抗议并没有阻止雇员基金法案于同年12月的通过，可是这项遭到如此反对的法案是什么样的呢？

欧洲产业民主：瑞典的雇员基金计划 第4张图片

1983年的资方示威

相比起之前所有版本的雇员基金计划，1983年的法案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动。首先，法案对地区基金进行了大幅度裁减和人员组成上的变更：先前计划主张的20多个地方基金现在只有5个，工会也不再有选择基金管理人员的权利，只有地方政府可以任命基金的管理委员会，尽管委员会成员的一半以上应当代表劳方利益。基金的两大财政来源为对企业征收的工资税和利润税，利润税的税率为企业每年实际利润[13]的20%，工资税的税率为员工工资报酬的0.2%。基金机构需要在资本市场上买入企业股份，对单个企业的控股权也被限定为不超过8%，这使得私有企业的所有权不可能出现任何有意义的改变。雇员基金还需要每年将其投入市场运转的资本的3%交至瑞典的国家养老基金。此外，法案还规定基金计划只有7年的试验期，社民党公开表示，如果在下届大选（1985年）中失利，雇员基金就不再延期。从各种意义上说，1983年的雇员基金法案都和原初的迈德纳计划相差甚远，一个带有激进色彩的所有权转移方案变成了企业融资和退休金补贴的财政工具。数据显示[14]，沃尔沃公司1987/88年的流动资产（现金）是整个雇员基金资产的两倍有余，雇员基金对瑞典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完全是不痛不痒的。
为什么瑞典的雇员基金计划未能成功？一种看法是，雇员基金计划自始至终没有阐明基金会给个体带来的影响，工会借助基金行使的权力和普通人可预期的利益之间的关系不清不楚，这也给右派以机会大肆攻击雇员基金。在恶化的经济环境之下，右翼力量在电视和报刊上渲染雇员基金对自由社会的危害，而社民党却往往不愿正面阐明雇员基金在意识形态上的方向，这加重了公众对左翼的雇员基金计划的怀疑。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来自社民党内部的消极因素。在雇员基金问题上，社民党内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了明显的反对，著名经济学家阿萨·林德贝克（Assar Lindbeck）由于反对雇员基金而宣布退出社民党[15]，时任财政部长Kjell-Olof Feldt着力修改并淡化雇员基金的激进内容，甚至在雇员基金法案的议会辩论期间留下字条嘲讽这一计划。整体而言，早已抛弃激进社会主义思想的社民党高层从一开始就对雇员基金热情不足，比起对所有权和经济体制的改造，他们更关心的是维持受到经济危机威胁的瑞典模式，而维护这种大众福利与利润并存的特色资本主义经济往往需要采取阶级调和的策略。这也能解释为什么1983年的法案在企业所有权改造上与之前的计划相差甚远。

欧洲产业民主：瑞典的雇员基金计划 第5张图片

财政部长Kjell-Olof Feldt（居中）和帕尔梅（右）

雇员基金计划的历史也反映了瑞典左翼的激进情绪逐渐衰退的过程。时至1980年代，经济自由化和去管制成为了许多国家的主要政策方向，重新执政的瑞典社民党面对经济上的困境做出了保守的选择，在贬值货币的同时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控，并用一份基本无害的议会法案结束了左翼在雇员基金问题上近十年的探索。曾为瑞典左翼带来激进革新之风的党首帕尔梅，也开始面临工会对其经济政策的批评和抗议，其最后一段任期又为一系列野猫罢工（罢工者用瑞典历史上的“达拉纳起义”即Dalauppropet为罢工冠名）所笼罩。随着帕尔梅于1986年2月遇刺身死，社民党也进一步在经济政策上右转，继续缩减公共开支，并促进教育、医疗等民生项目的市场化。雇员基金计划成为了瑞典产业民主改革的终曲，工会组织自此也抛弃了对资本主义民主改造的一切激进设想，回到了劳资和谐的老路上。
参考文献

Daryl D'Art. 1992. Economic Democracy and Financial Participation. Routledge.
Karl Molin, Klas Amark, Klaus Misgeld. 1992. Creating Social Democracy: A Century of the Social Democratic Labor Party in Sweden.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Kjell Östberg. 2010. När Vinden Vände: Olof Palme 1969-1986.
Leif Lewin. 1988. Ideology and Strategy: A Century of Swedish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eter A Swenson. 2002. Capitalists AgAInst Markets: The Making of Labor Markets and Welfare St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wed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udolf Meidner. 1978. Employee Investment Funds: An Approach to Collective Capital Formation.
参考


  • ^事实上，在左翼提出这项政策之前，瑞典资本家就通过雇主联盟的组织力量控制部分行业工资的增长
  • ^Luossavaara-Kiirunavaara Aktiebolag，洛萨瓦拉-基律纳瓦拉有限公司
  • ^由于采矿业在市场中的相对强势地位，“团结工资政策”也对矿工的工资增长做出了限制。
  • ^于是在罢工期间，帕尔梅访问了美国并回到其母校凯尼恩学院进行演讲，在那里他遭到了支持越战工人的抗议阻挠。
  • ^即Mitbestimmungsgesetz，相关内容可参考这篇文章 https://zhuanlan.zhihu.com/p/56489341
  • ^这种情况类似德国的职工委员会，但德国的职工委员会在特定事项上可以否决资方的决定，这种劳方否决权是瑞典的《共同决定法案》所缺失的。
  • ^Meidner 1978, p.74
  • ^Ernst Wigforss，前瑞典财长，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
  • ^前身为农民党，曾于1936-45、1951-57年和社民党共同执政。
  • ^前身为保守党，瑞典最大历史最久的右翼政党。
  • ^Lewin, p.290
  • ^Lewin, p.286
  • ^即考虑通胀率后算出的实际企业利润
  • ^Molin et al., p.166
  • ^自退出社民党后，林德贝克更加强力地攻击左派思想和瑞典的福利国家模式，其代表作有《新左派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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