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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 1992年,朱镕基进入常委引异议,邓小平力排众议:好干部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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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kedao52 发表于 2022-9-9 15:12:30 | 只看该作者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1992年,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上朱镕基由中央候补委员跃升为政治局常委,成为排在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之后的“第五号人物”,国内外媒体皆称连跳几级的朱镕基为中国政坛的“黑马”。

1992年,朱镕基进入常委引异议,邓小平力排众议:好干部就 ... 第1张图片

那个年代讲究论资排辈,而朱镕基的跃升速度是十分惊人的,所以,朱镕基的升任,引来了党内外人士的不同意见和声音。有人表示这件事情还需细细斟酌,有人则明确表达了对这一决定的不满,甚至还有人给中央写信明确表示反对。
对此,邓小平同志力排众议,他态度坚决地表示:“一些同志应当把偏见收起来,一大批新的能献身于党的事业的好干部就在眼前。”
那么,朱镕基究竟为何会获得如此殊荣?又为何会让邓小平同志如此青睐和赏识呢?
朱镕基的个人魅力

1928年,朱镕基出生于湖南长沙。父亲在他还没出生时就去世了,母亲没几年也撒手人寰,小小的朱镕基从此成为了一名孤儿。好在朱镕基的大伯待他不薄,给予他温暖的关怀,含辛茹苦地把他拉扯长大,还为他尽可能地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
朱镕基最开始在离家不远的崇德小学读书,那时他虽然年纪小,但却因为生活的艰辛和丧亲的经历,有着比一般孩子成熟的心智。尽管尚且不通许多道理,但他非常热爱读书,经常在其他孩子们一起打闹玩耍时,独自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安安静静的看书。
朱镕基是一个身世坎坷的人,提到自己的童年,他曾这样说:
“我从小就没有双亲,每次看到别的孩子和父母有说有笑,我是很羡慕的,但是羡慕又有什么用,羡慕了就能得到父爱母爱吗?那个时候起我就已经能够清醒地面对现实,所以我喜欢看书,因为人的精神在某一些方面有欠缺的话,那就必须在其他方面找补偿,书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我对人生的看法!”
朱镕基幼年遭遇种种不幸,偏又出生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成长起来的他坚强又努力 ,在别人眼里他为人处世沉稳而且早熟。但是只有熟悉他的人才知道,他的性格倔强而且绝不轻易认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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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期的朱镕基聪明好学,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清华大学,主修电机专业。他又是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参加过学生运动,在1948年的时候,加入了中共地下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
在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年,他有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他革命工作的开始,他立志要为党和人民作贡献。
1951年朱镕基大学毕业开始参加工作,可是刚工作几年他就经历了人生当中的大起大落,他被派到了国家纪委的农场,这个丝毫不受重视的单位工作。他在那里种过地放过猪牛羊,还当过炊事员,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
工作虽然累他却从来不抱怨自己遭受了不公的待遇。他反而非常庆幸自己的这段工作经历,这让他体验到了劳动人民的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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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饿其体肤,劳其筋骨。”
1975年朱镕基终于被调回了北京工作,工作的地点却不再是以前的机关大院,而是石化部管道局的电力通信工程公司。他每天负责带着徒工在电线杆上爬上爬下,没过多久这支队伍就被锻炼成了,能够安装几十万伏高压电线和变电站的能手。
他踏踏实实地在基层一干就是三年,终于等到了恢复党籍的那一天。
此时的朱镕基感觉自己又焕发了政治青春,国家也在以一种新的姿态重新开启了漫长的发展之路。
正如朱镕基所说,这些不幸的经历,反而使小小年纪的他清醒、独立,相较于同龄人多了一份成熟和沉稳。也正因为小小年纪就体会了人生的苦难,所以他总是勇敢无畏,敢爱敢恨,做事情十分有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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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年仅19岁的湖南伢子朱镕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就读于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在当时报考清华大学的众多湖南籍学生中,他的考分最高,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一进校就拿到了奖学金。
1947年秋天,19岁的朱镕基背起行囊,离开家乡湖南,前往清华大学报到。在同一年,郭道晖也考入了清华大学电机系。由于是湖南同乡,又是高中校友,郭道晖的父亲还是湖南省有名的中学老师,教过朱镕基,所以两人很快成了好朋友。在他们看来,清华的一切都那么新鲜,觉得身为清华学生很是自豪。两人一起在校园里散步,欣赏秋日美景,还爬到航空馆的一架旧飞机上合影。在宿舍,朱镕基还教郭道晖唱起了那出《贺后骂殿》:“自盘古,立帝邦,天子为重……把皇嫂当做了太后侍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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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虽然丰富多彩,但是朱镕基没忘了学生的本分——学习。为了分担伯父供自己读书的压力,他非常努力地争取奖学金。据郭道晖回忆,报考清华时,平均成绩80分以上就可以得到奖学金,朱镕基就是其中之一。但清华园里人才济济,想保持这种成绩上的优势可不容易。“51级电机系有100多人,每个人中学时都是出类拔萃的学生,班里的学习竞争很激烈。从上海来的同学们中学就学过微积分,英语也很好。和他们比,我们的基础就差一些。朱镕基还感慨,自己中学成绩总是第一二名,在清华可没那么容易了。”郭道晖说。感受到压力后,朱镕基学习更加刻苦。曾和他住在同一宿舍、日后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张履谦说:“朱镕基算是我们当中学习最用功的。除了到食堂吃饭,他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经常是晚上最后一个回到宿舍,成绩相当好。”
刚进清华时“老想着转系”
朱镕基说,在校时他不是一个好学生,“我不喜欢工程,因为英文好,喜欢文科,老想着转系,不过没转成。有人说没转成是对的,因为国家后来还是重视工科的。我那时候在班里不是最好的,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在大操场上同班同学张丰容(音)跟我说的那几句话。我说我在中学时是班里的第一名,现在跟班上那些认真学习的人相比也没有怎么不用功啊?张告诉我说:在来清华之前,哪个不是第一名?清华竞争的确非常激烈,人才出了不少,我们班里就出了3个院士。清华有自己的精神,至于这精神是什么,需要在座的诸位回答。我的理解是:追求完美!”
朱镕基的同窗好友、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回忆说,朱镕基学习很用功。当时,电机系的功课在全校是最难的,他却应付自如,是班上的“业务尖子”之一,当过“课代表”。他待人诚挚,在同学中很有威信。朱镕基非常热爱文学。因为写得一手好文章,还常开玩笑说,自己做官是“误入歧途”。
朱镕基的大学生活基本上就是三点一线,宿舍楼,教学楼和图书馆。他将自己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读书上,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眼中,他沉默寡言却是班上最勤奋好学的一个。同学们如果想在没有课的时候找朱镕基请教一些问题,就会直接奔向图书馆,因为大家都知道朱镕基是图书馆的“常驻人员”。
朱镕基不仅自己的专业课成绩突出,文学写作方面也十分优秀,他的作品曾被刊登在《经世日报》上。天资聪颖、刻苦努力、全面开花的朱镕基很快在学霸云集的清华大学里,成为了一个传奇的存在。但是他始终谦虚向上,乐于助人,因此,和同学们相处的也非常好。
1948年4月,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发动内战,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北平各校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的“四月学运”风暴,清华等校的师生员工举行了连续半个月的罢课。为保护校园安全,清华的学生们成立了“护校纠察队”,朱镕基是队员之一,和同学们一起夜间轮流值班,拿着棍棒守护校园。
1948年秋,清华大学的十来位湖南籍同学自愿组成了一个“过共产主义生活”的小集体——“明斋117室生活小组”。朱镕基也会关注到各种学生运动,并抽空参与其中,积极参与,并很快成为组织的骨干之一。小组生活的内容是组织读书会,学习从解放区传来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办了一份油印报《晓露》,还油印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新民主主义论》等书,供全校同学学习,在读者中声名大噪。除此之外,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
抗美援朝战争班里第一个自愿报名参军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据当时的电机系党支部书记李叔平回忆,朱镕基是支部里第一个自愿报名参军的人。他作为班长,代表本班同学在全校大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后来,党组织考虑到工作需要,没有批准他参军,并于1951年1月推荐朱镕基担任学生会主席。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朱镕基在学校的勤奋和刻苦,为他此后的工作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顺利毕业后的朱镕基,来到了国家为响应“一五计划”新成立的计划委员会工作。因为毕业成绩十分优异,所以让他担任了燃料动力局的一个小组组长。步入工作的朱镕基依然坚持着在学校的良好习惯,勤奋努力、刻苦钻研,仅仅半年的时间,朱镕基就得到同事和领导们的高度认可。
为了栽培他,领导们又将朱镕基调去了工业综合局。工业综合局的工作十分具有考验性,因为这里相对而言,工作内容轻松,休息时间多,最重要的是还有很多“油水可捞”,总之,是个十分考验人的差事。
不过,朱镕基的为人是绝对经得起考验的。他一如往初,坚守着自己的初心,踏踏实实、认认真真,保持上进。虽然休息时间多,但他的休息时间一般都会用来加班钻研业务,更没有拿过任何单位的“油水”,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自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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崭露头角
朱镕基毕业之际,正是朝鲜战争大战正酣之时。东北作为支援朝鲜战争的物资基地,急需大批知识分子和技术干部。以朱镕基这样的人才,完全可以留在北京,可他毅然决定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
1951年秋,朱镕基只身来到沈阳,被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朱镕基全心投入工作,很快就熟悉和掌握了计划生产的理论和调控的规律,显现出非凡的才能和务实的工作精神。
他的不凡,受到了东北局副秘书长马洪的赏识,第二年便升任了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副科级),他年轻有为的名声也通过马洪,传到了高岗、李富春等东北局高层领导那里。
此时,新中国正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展开激烈的战争,东北除了为志愿军提供各种军需品外,既要为来自关内的物资提供快速转运,还要接收志愿军伤兵和北朝鲜难民。
朱镕基所在的计划处负责整个东北地区工业生产的计划和调度,工作非常繁重,可朱镕基和同事们仍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朱镕基在东北初步崭露头角。
奉调进京
1952年11月,国家组建计委,马洪调国家计委任副秘书长,朱镕基作为青年才俊被马洪带到了北京,升任国家计委下属的燃动局综合组组长。
从1951年夏天到1952年冬天,朱镕基两年时间从科员升至科长,第一次连升三级。
朱镕基履新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参与制定《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国家倾全国之力抽调专家汇聚京师。
朱镕基在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概念和思维,这为他以后运用现代经济理论管理国家奠定了基础。
李富春曾是东北主管工业的副主席,是朱镕基的顶头上司,也是朱镕基的长沙老乡。李富春进京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又成了朱镕基的顶头上司。朱镕基杰出的工作能力得到了李富春的注意和欣赏。
1956年,朱镕基被提拔为国家计委办公室副处长,服务李富春处理日常事务和协助起草文件,同时和国务院各部门打交道,眼界更加开阔了。就这样,出类拔萃的朱镕基被计划委员会的张玺看中了,张玺把这个优秀青年提拔到了自己身边当秘书。在张玺有意的栽培下,朱镕基变的愈发成熟、稳重。于是,在张玺的推荐下,朱镕基又被提拔为了综合局的负责人。
朱镕基当时就任综合局负责人也是充满质疑和非议的,因为此时的朱镕基资历尚浅,但计委领导们不愿意让这样一个大才因为资历的原因就此埋没,所以还是顶着极大的压力,提升了朱镕基。得到晋升的朱镕基不负众望,一心扑在工作上,棘手的工作在他的手上都被有条不紊地一一解决了。从来都是最早到最晚走,比任何一个人都要努力。逐渐大家对这个年轻的领导也都不再有意见。
除了在工作上被大家公认为是一把好手之外,朱镕基的人品也是毋庸置疑的。据同事所述,有一次朱镕基去食堂打饭,打饭师傅不小心多退了几两粮票给他,他当时并没有发现,拿着饭就回去了。但回去之后,却发现多出来了几两粮票。
于是,那天瓢泼大雨中,便出现来了一个迎风奔跑的青年。朱镕基顶着极大的雨,揣着那几张多找的饭票,又重新回到了餐厅。气喘吁吁地冲着打饭师傅说:“师傅您今天给我算错账了。”
打饭师傅还以为是找少了:“是吗?少退多少啊?”
朱镕基连忙说:“不不不,没少腿,是多退了。”
说着便将多退给他的粮票掏出来递给师傅,打饭师傅看着眼前这个被淋的宛若落汤鸡一样的,只为来还几两饭票的同志,颇为感慨。
朱镕基在1991年至1998年担任了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副总理;在1998年至2003年担任了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总理。
朱镕基还是“清正廉洁”的典范,具有着不同于凡人的“镇腐”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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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
朱镕基曾经因为高举“反腐败”大旗,而被称为“铁面宰相”。
面对巨贪老虎、腐败硕鼠等,朱镕基一概不姑息、不手软。
他曾经说过,“我这里准备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
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繁荣稳定,朱镕基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辛苦工作了50多年。
2003年1月27日,朱镕基召开了任职期间内的最后一次政府全体会议。
这一次会议上记录了朱镕基讲话的内容,该内容后来被部分编撰进《朱镕基讲话实录(第四卷)》,篇名为《值得纪念的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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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是朱镕基政府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这次讲话也被认为是“朱镕基卸任总理前的讲话”。
朱镕基总理在卸任讲话中,凭借着自己五十多年的工作经验和经济眼光,叙说了自己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担心。
讲话结束后,也就是在2003年3月,朱镕基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后,任期届满,最终正式卸任国务院总理。
除了在政治方面大有作为,朱镕基还是少有的懂得经济的全能型干部,这一点在他竞选成为上海市长以后,得到了很好的展现。作为实干家的朱镕基,兢兢业业总是能够保质保量地完成党和国家交代下的每个任务。
当时邓小平设立了几个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国家给予了它们诸多的优惠政策和帮扶性福利,这些地方在短时间内实行了迅速崛起。
曾经的国际都市上海,在它们面前显得就有些黯淡无光,这也始终是邓小平的一块心病。他常常对身边人说:“上海的发展不仅关乎这一个直辖市的命运,更关系到整个长江三角洲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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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上海这块心病,邓小平于1987年指派朱镕基前往沪上主持工作。临行前他特地见了朱镕基一面,依依不舍地嘱咐他:“上海,就托付给你了”。朱镕基也拍着胸脯表示自己一定不会让党和国家失望。
朱镕基在1987年底从国家经委副主任的岗位空降上海,担任上海市市长,后被邓小平推荐再度进入中央任职,担任副总理。他在上海任职期间,有两年是上海市委书记、市长一肩挑,

敢于直言,敢说敢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为名不为利,专为人民办实事。
事实证明,朱镕基做到了。他上任之初当即解决了上海人民的“菜篮子”、交通以及住房保障等重大民生问题,接着开始整顿吏治,制定了“重典治乱,高压反贪”的八字方针,在淞沪掀起了一股廉政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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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国家的改革和发展在苏东剧变的国际大背景下,正处于困境之中,难以继续推进。对此,中央虽然作出了以浦东开发为龙头,带动其他区域发展的决定,但因害怕社会主义发展被带上走资派的帽子,所以谁都不敢放开手去做。在这种情况下,朱镕基在发展上海的报告和计划中提出了“金融先行”的想法,邓小平很是认可,鼓励他放开手脚大干一番。最终,在朱镕基的带领下,上海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和对外开放的窗口。可以说,现在上海的强盛,得益于朱镕基当初的作为。
值得一提的是,朱镕基在竞选上海市市长的时候,并不像他后来做事情那般自信、笃定,他的竞选宣言可以说实际上是一场“自我检讨”。竞选当天,没有任何背景、也没有任何靠山的朱镕基单枪匹马的前去竞选,大家的竞选宣言都是在说自己的履历和优点,只有朱镕基从头到尾都在述说自己的缺点,诚恳至极、谦卑至极。并且朱镕基的演讲极具感染力,原本只有15分钟的竞选发言,他慷慨激昂的讲了一个多小时,在座的所有人也听得激情澎湃。最后,朱镕基高票当选上海市市长。
除了大搞经济,任职上海市长期间,朱镕基还做了许多的实事,大力推动教育、搞建设、整政风等,几乎每一个发展领域都有朱镕基的改革政策。
1998年的3月1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代表中国政府郑重承诺:人民币不贬值。1997年7月2日,由于经受不住国际金融炒家的冲击,泰国政府正式宣布泰币贬值。随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货币接连贬值,一场震撼全球的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刚刚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也受到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至28日,跌破9000点大关。危机之中,刚刚履职的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之后,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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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国的人民币是否能坚持不贬值,是否能稳定汇率?1998年3月19日,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代表中国政府再次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中国政府坚守人民币不贬值,在国际上起到了稳定亚洲经济和金融形势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充分显示了中国负责任的态度。金融风暴虽然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及时采取了果断措施,很好地稳定了全国的局势。
邓小平的青睐和赏识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能力如此超群的朱镕基,如果遇不上赏识他的领导人,在那个论资排辈的年代,很难会有他之后的辉煌。还好,他遇到了。自1988年之后邓小平连续7年在上海过年,而就在1990年于上海过年之时,邓小平下榻的宾馆迎来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等一众客人。
而在面见邓小平寒暄之后,朱镕基向他汇报了关于浦东开发的设想以及前期准备工作。而邓小平听闻这些之后也表示认同,不禁感叹道“浦东开发晚了,但还来得及,上海市委、市政府应该向中央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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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月20日,邓小平来到上海视察工作。大年初一这天,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朱镕基给前往去给邓小平同志拜年。两人见面寒暄了没两句,话题就落到了浦东的开发建设上。
1990年朱镕基:浦东开发建设的报告不理想,邓小平:不用怕,报嘛
深圳的特区建设已经逐步走入正轨,身为上海市长的朱镕基自然也是有一些想法的,但是中国字改革以来,重心一直是放在珠海、深圳这些东南沿海城市的,再加上别的种种原因,所以上海一直不敢跟中央提像深圳一样高改革开放。邓小平在过完春节以后,再一次鼓励朱镕基:
“我一贯主张胆子要放大,这十年以来,我就是一直在那里鼓吹要开放,要胆大一点,没什么可怕的,没什么了不起。因此,我是赞成你们浦东开发的。”
邓小平还说,要让上海的领导班子多向江泽民同志吹风。但是正因为江泽民同志已由上海市委书记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所以朱镕基多有顾虑,他碍于这种关系,不好意思向中央要政策发展上海,害怕兄弟省份们误以为上海搞小动作,因而向中央提意见。
1990年2月17日,邓小平在与一众中央领导会面之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已经退下来了,不过有件事还要提议一下,就是上海浦东的开发,希望你们多关心一下。”
同年3月3日,邓小平再度把中央领导请到家中,其间谈话的核心内容依旧是围绕上海浦东开展的,而这一次谈话是更为详细漫长的。
而在这次长谈当中,邓小平直言“上海是一张王牌,是一条捷径。”透过其中不难窥见邓小平对于上海开发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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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邓小平如此不遗余力地亲自为上海游说,尽最大的努力推了上海一把,方才令上海开发的决议快速提上了日程。
紧随其后中央派出了考察团队,抵达上海进行切实调研工作,并将相应结果反馈给了中央,待到4月12日之时中央的最终决策便已出台。
4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在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成立五周年的大会上,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党中央决定开发开放浦东!”与此同时,由于经济特区已然于此前决定不再建立,所以浦东的名称被确立为浦东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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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的春节期间,邓小平又来到了上海,他饶有兴致地登上了新锦江大酒店41层的旋转餐厅,他站在餐厅宽敞明亮的玻璃窗边将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尽收眼底,看了一会嘱咐一旁的朱镕基道:“我们都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朱镕基不负厚望,提出了“金融先行”的经济政策,邓小平很高兴,表示支持。朱镕基向邓小平具体介绍了一些打算和做法,邓小平表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尤为重要。一定要将金融搞好,盘活整个上海的发展。要让上海恢复成过去那般,甚至比过去还要繁荣的样子。还说以后的中国想要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并且从当下就应该抓紧去做。
对此,邓小平表示:
“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这些话语极大地鼓舞了朱镕基。他真的将1991年变成了上海的“改革年”,全力开发、开放浦东,推进各项改革。在他的努力带领下,上海的经济突飞猛进、物价稳定、通货膨胀得到抑制,不仅如此教育、建设、政风都有着良好的发展。总之,在他的治理下,上海经济如乘上了快速汽车,发展十分迅速。
《邓选》之中邓小平的一句名言如此称,“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的时候没有加上上海,不然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彼时关于这一段内容整理者曾劝邓小平无需载入,然而邓小平却坚定要求其将这一内容载入其中。
如果说朱镕基是上海大刀阔斧搞改革的先行者,那么邓小平就是那个站在他背后全力给予支持的推动者。是邓小平的肯定,让朱镕基那些具有突破性的想法得以真正实施,并用自己的鼓励和支持,为他减轻了很大一部分改革道路上的阻力。不过邓小平之所以愿意这么做,也是因为朱镕基能力卓越,提出的想法的确能够让上海变得更好,让上海人民的生活能够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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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起,由于朱镕基有着突出的政绩再加上他对经济也有着独特的见地,所以党中央和邓小平开始有了将他调往北京的想法。并且考虑到朱镕基独立思考、直言坦率的性格,不够讨巧,所以邓小平还专门为他铺垫过,邓小平这样说:“朱镕基只能当第一把手,不能当第二把手。”后来,在视察首都钢铁公司时,还说:“我不懂经济,但是我能听懂。我们选干部,还要懂经济。朱镕基就懂经济。”
邓小平说:
“朱镕基在地方工作有突出表现,到中央工作后,思路广,敢挑担,敢碰硬,可以胜任。”评价他是一个“有观点,有主张,有干劲,有魄力又懂经济的难得的干才”
所以在1998年朱镕基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完成了国企的改革,加入了世贸组织,和世界接轨,让中国逐步腾飞,事实证明他确实是一位难得的经济人才。
邓小平说他懂经济,也确实是因为这一点,邓公大力扶持他,毕竟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像朱镕基这样的干部不多,国家也需要这样的干部。当然了这只是其中一点,还在于朱镕基毫不畏惧,敢于勇往直前,不畏艰险,就像朱镕基自己说的那样:不管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92年10月19日,如文章开头所述,朱镕基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连跳几级,一下跃升为了政治局常委,成为了排在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之后的“第五号人物”。成为了中外媒体重点报道的中国政坛的“黑马”,而这匹“黑马”的伯乐正是邓小平。
由于朱镕基的上位速度快的令人咂舌,因此引来了党内外一些人的不满和反对。面对这些反对的意见和声音,爱才、惜才的邓小平亮出了坚决而明确的态度:“我们党现在和将来都需要一批党性强、懂经济、思想开放、富于创新、任劳任怨的领导干部,这样的同志现在还不多,朱镕基就是这样一位同志。他从地方到中央作出了不少成绩,党和人民都见到的。一些同志应当把偏见收起来,一大批新的能献身于党的事业的好干部就在眼前。”
在朱镕基担任副总理时,邓小平逐渐辞去了大部分职务,但他仍旧是朱镕基背后的力量。当朱镕基感到压力巨大,难以前行的时候,邓小平总会及时给予他鼓励。当有人出面阻挠朱镕基改革时,邓小平还是会义无反顾地站出来扶持他。
后来当有人问及朱镕基:“如果邓公还在世的话,您觉得他是否会夸赞您如今的功绩?”朱镕基语重心长道:“按照他的性格的话,也许会批评我,认为我做的不够,至少在改革速度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上还是存在欠缺的。”看得出来,满身功绩的朱镕基仍旧保持着谦卑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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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当年邓小平力排众议,推举谦虚、实干又严格的朱镕基,于国于党于人民都是一大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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