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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问答] 维希法国：保守派和新秩序，1940-19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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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onaaron 发表于 2022-9-28 08:47:29 | 只看该作者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当时，他们并没有给政权带来真正的麻烦。其中一些人——弗雷、卢斯坦瑙-拉考（Loustenau-Lacau）少校、以及一些藏匿武器的军官——还在以贝当的名义行事。甚至围绕在《Libération-nord》周围的天主教工会领导人也敦促彻底改变过去的制度，推崇一种当前法团主义理论的变体: “在一个主权国家的被组织起来的行业中建立一个自由的工会。”最初，并没有在法国本土的抵抗组织支持戴高乐；左翼觉得他太过倾向于莫拉斯派，右派则觉得他太不忠诚。他们最大胆的行动是张贴一些不多的油印海报。对早期抵抗运动来说，最好的衡量他们所采取的行动的意义的标准或许是当局的无动于衷。除了镇压共产党，德国人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镇压行动”。1940年10月4日至5日晚的大规模逮捕宣告了共产党与德国占领当局在德占巴黎的蜜月期的结束。第一个官方警告的迹象出现在1941年春天。围绕着人类博物馆的抵抗组织在1941年3月对抵抗组织的第一轮大规模逮捕中被扫荡一空；1941年4月2日，塞纳-瓦兹省（Seine-et-Oise）的省长第一次要求居民在自己的房屋上擦掉令人不安的标语，即无处不在的，由伦敦广播电台所倡导的代表胜利的标志“V”。在19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法国本土根本没有什么重要的有组织到足以对贝当政权造成威胁的组织。
1940年夏秋两季，贝当政权面临的真正威胁是来自海外的精英运动，而非国内的群众运动。控制着法国海外领地的人们发现1940年6月的停战协议是很难接收的。避免了亲身体验闪电战的恐怖，并接受了用海外资源为法国本土服务的思想，海外的总督和将军们是1940年夏天留下的最好战的法国人。北非的奥古斯特·诺盖将军和近东的密特尔豪瑟（Eugène Mittelhauser）将军这两位最重要的海外指挥官在停战协定生效前几天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戴高乐将军的第一个策略，似乎就是，让他的伦敦团队参与到这一更大的努力中来。然而，最后，诺盖将军咽下了战败的苦果，服从了总司令魏刚将军的坚定命令。这可能是因为，魏刚将军派科埃兹（Louis Marie Koeltz）将军向他解释，由于海军不会来北非，进一步的抵抗是徒劳的。密特尔豪瑟将军只能紧随其后。唯二加入戴高乐的海外指挥官或总督——吉布提的莱根蒂尔霍姆将军（Le Gentilhomme）和印度支那的卡特鲁将军（Georges Albert Julien Catroux）——是以个人身份加入戴高乐的，他们没有带上自己的部下和辖区。于1940年9月遭到了达喀尔方面的强硬拒绝，到了1940年年底，戴高乐只能赢得部分法属赤道非洲和少数太平洋岛屿的效忠。魏刚将军大力利用了维希政权的合法性和指挥系统。他在1940年亲自访问了法属非洲，使几乎整个法兰西帝国保持着行动一致。
这让身在伦敦，已在6月18日的广播呼吁中断绝了自己的后路的戴高乐陷入了困境，他现在出乎意料地陷入了几乎孤立无援的境地。或许，看看第一批戴高乐派，就能发现贝当政权的早期反对者的边缘性质——他们的数量很少，地位也不高。他们当中基本上没有什么著名的战前人物。唯一加入戴高乐的议员是皮埃尔-奥利维尔·拉皮埃（Pierre-Olivier Lapie），当时他碰巧在从挪威纳尔维克撤回的部队中担任一名预备役军官。只有一位海军将领，曾在30年代末与达尔朗发生过争吵的米塞利耶（Émile Muselier），加入了戴高乐。戴高乐仅有的高级军官都来自殖民地。除了两位将军（卡特鲁和莱根蒂尔霍姆）之外，只有一位上校，在未能率领部队叛离维希政权以反对停战协定后离开叙利亚的德·拉米纳特（Edgard de Larminat），加入了戴高乐。不多的加入戴高乐的高级民政官员是那些已经在新政权中陷入麻烦的人。1940年8月，雷诺的行政助手加斯东·帕尔维斯基（Gaston Palewski） 和莫里斯·德让（Maurice Dejean）抵达伦敦。唯一投奔戴高乐的财政监察员是安德烈·迪特尔姆（André Diethelm），他曾是乔治·曼德尔的行政助手，在6月曼德尔于摩洛哥被捕并被指控试图在英国支持下建立一个旨在继续战争的新政权的情况下别无选择，只能支持戴高乐。巴黎的法学教授勒内·卡辛（René Cassin）是戴高乐团队中唯一一位领衔学者。还有一位很可能是曾在哈瓦斯通讯社担任宗教话题编辑，后来成为第五共和国外交部长的莫里斯·舒曼的资深记者也在其中。
戴高乐所招募的人员主要来自被新政权遗弃的人以及那些已经在海外的人。然而，这些被遗弃的人并不会自动变成戴高乐的支持者。许多左翼人士认为戴高乐的团队与教会、军队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太深，令人不安。戴高乐与法国本土的左翼抵抗运动之间的良好关系是未来两年的事情了。像莱昂·布鲁姆这样的被遗弃者大多想要安静地在法国南部隐居。被从政府部门清除出去的人中，很少有人加入戴高乐的行列，至少在一开始是这样。让·穆林（Jean Moulin）是1940年唯一被解职的地方行政长官。在德国的坚持下，唯一一位被免职的大使——驻土耳其大使勒内·马西格利（René Massigli，戴高乐最终的外交事务专员 ），他因为德国人发现了一系列巴尔干战争计划而受到了牵连——也一直留在法国本土，直到1943年初。
不得不离开法国本土是一个严重的障碍。维希政府成功地控制了法兰西帝国的大部分地区，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因为这意味着一个人只有通过彻底断绝正常生活，通过逃亡和自我放逐，才能加入戴高乐的行列。只有那些被直接整合进戴高乐政府的殖民地（如1940年10月至11月的法属赤道非洲大部）上的士兵和公务员，才有幸在原地不动的情况下加入自由法国政府。至于其他人，如果他们想要加入戴高乐的话，就不得不面对刑事上的指控、人身的危险和逃亡的污蔑。难道逃到国外不是一种可耻的行为吗？1940年8月8日，让·勒努瓦（Jean Renoir）在给美国电影制作人罗伯特·弗莱赫蒂（Robert Flaherty）的信中写道：“我会为在这一艰难时刻离开我的同胞而感到羞耻”。更具体地说，去伦敦似乎只是把一个敌人换成了另一个敌人。7月3日至4日，英国海军在阿尔及利亚的凯比尔港对法国舰队进行了先发制人的突袭，并在英国港口劫持了法国船只，理由是维希政府的口头保证不足以保证德国不会在他们想要的任意时间夺取法国舰队的控制权。超过1200名法国海员死于那次令人痛苦的出于现实政治而发动的行动。此后，戴高乐不得不努力反驳有关他的运动是在为不列颠帝国的利益而服务的指控。
并不是所有已经离开法国的人都是戴高乐的支持者。许多本来可以加入他的人也不是。戴高乐的军校同学、后来因协助盟军于1942年11月在摩洛哥登陆而被捕的安托万·毕索阿特上校（Antoine Béthouart），在1940年6月时正身在英国，当时他正在从挪威战场撤回到法国本土的路上。虽然给予了他的部下自由选择加入何方的权利，但毕索阿特认为，责任要求他回到政府指派给他的地方服役。凯比尔港的悲剧发生后，海军中加入戴高乐的人更少了。在1940年6月已经在英格兰的500名海军军官和18000名海员中，除了50名海军军官和200名海员外，其他人都选择回家而不是留在戴高乐身边。著名的反对维希政权的商人，曾在华盛顿和伦敦担任法国战争物资采购代理人的经营白兰地生意的商人让·莫内（Jean Monnet），宁愿留在美国，前外交部秘书长亚历克西斯·莱格（Alexis Léger,即SAInt-John Perse）也是如此。加入他们的还有一批难民，从人民阵线政府的航空部长皮埃尔·科特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再到居里夫妇、记者亨利·德·凯里利斯（Henri de Kérillis）、小说家朱尔·罗曼（Jules Romains）和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1940年夏末，人类学家雅克·苏斯特尔（Jacques Soustelle）正在从中美洲经由美国前往伦敦的途中，他完全可以感觉到自己正在逆流而上。
1940年7月，自由法国运动的总人数只有7000人，这个数字到1940年底约为35000人，此后到1942年11月为止都没有大的变化。这个数字中的大部分来自赤道非洲的士兵和政府官员中的“戴高乐支持者”们，他们基本上是被真正的戴高乐支持者给计入自由法国运动的人数中去凑数的。（实际上，这些真正的戴高乐支持者还干过把整个布列塔尼渔村的渔民都拉去滥竽充数的事情）自由法国运动的领袖们大多是被推到意想不到的显赫地位的新人。他们在战前的默默无闻，很好地说明了在1940年加入戴高乐的法国头面人物是多么的少。
大多数未来的戴高乐支持者还要好几年才会加入他的事业。一些未来的戴高乐支持者甚至不幸地在1940年夏发表了他们已经陷入白热化的混乱的思想。这些引起他们回想起那个可怕的夏天的混乱与强烈的情绪的言论，对于未来的他们来说可是相当的尴尬。佛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那逆来顺受的社论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对贝当的华丽颂歌，愤世嫉俗的人喜欢拿这首颂歌与他1944年对戴高乐同样谄媚到令人窒息的颂歌相比较。1948年，让·麦兹（Jean Maze）用一本名为《风向标新词典》的令人尴尬的引语集逗乐了法国读者。这本词典是用一本著名的揭露了1815年百日王朝时期的变节者们在立场上的反复横跳的支持波旁王朝的小册子的名字命名的。然而，麦兹先生自己不得不使用假名，因为他曾是加斯顿·贝杰里——维希政权的积极拥护者和它的驻苏大使——报纸的助理编辑。在1940年，真正的“第一时间的抵抗者”确实是很罕见的。
要重温1940年夏天那种难以捉摸的心情，需要的不仅仅是常规的历史思维的跳跃。使一个满怀骄傲和怀疑的民族短暂地变成了渴望苦难和纪律的治疗之手的自我鞭策者的失败所带来的惊人冲击，就像车祸发生时的茫然一样迅速地消逝了。存留下来的同时代谈话和写作的片段大多是特殊人物的观点——作家、外交官、宣传员——正如读者在这篇序言中所注意到的那样。最具误导性的是，人们是在通过法国解放后改变了的视角，是在通过战后那些在一个基本上是虚构的1940年的图景之上打上了自己观点的烙印的审判和回忆录来看待1940年的。到1944年，局势已经完全改变，以至于1940年的主要战略假设——战争不会持续很久、英国将会战败、潜在的革命危险、即将到来的和平——都显得毫无意义。维希政权的参与者们有充分的动机来编写大量选择性的、自我辩解的文章，以表明他们在1940年就已经看到了1944年的世界。毕竟，他们的生命取决于此。
要重现1940年的情绪就一定要剥离战后视角的偏见。它们已经渗透到意识中，以至于新信息的片段往往被简单地被同化、修正以适应旧观点的框架。例如，这种情况发生在解放后不时出现在法国期刊上的零星德国文件上。在这本书中，我将试着打破这些旧的框架，并提出以另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一有争议的时代，这是一项痛苦的工作。只要有可能，我都会依靠当时的材料，而不是相互矛盾的回忆录和战后审判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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