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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范旭仑 | 傅雷和钱锺书“闹别扭”的另一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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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满城 发表于 2024-4-19 20:00:27 | 只看该作者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范旭仑 | 傅雷和钱锺书“闹别扭”的另一桩事 第1张图片


钱锺书致罗新璋函:“傅译在中文文字表达方面,可推敲处不少。”
傅雷和罗大冈大钱先生一两岁,以翻译法国小说成家著名,前者是钱先生的朋友,后者是钱先生的同事
陈丹晨《钱寓琐闻》(《上海文学》2018年2月号):“1979年我听说罗大冈要求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作序,就对钱先生说:罗先生在‘文革’时不是写了一本《论罗曼•罗兰——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破产》吗?序就叫《向罗曼•罗兰告别》,现在怎么又要写正面介绍的文章了呢?这个弯他怎么转呢?钱先生笑笑说:‘他什么时候都不甘寂寞。我听说人家不同意他写,是他自己硬要争取。’钱先生似乎不屑多谈此事,神秘地对着我说:‘你知道傅雷生前不要别人为这本书写序,只要一个人写,是谁啊?’他看我一脸困惑的样子,边笑边指着自己说:‘他就要我写!’”罗新璋《钱锺书与傅雷之谊侧记》摘钱先生1979年5月21日函中语则作:“据傅雷先生次子傅敏同志说,他爸爸嘱咐过,译本如要有序言,只愿意杨绛或我来写,不要旁人写。那是我们负担不起的付托,使出版单位很为难。愧对亡友,内疚不已。”傅敏《怀念赤子之心永恒的傅雷精神》(见《傅雷诞辰百年纪念集》):“我在1979年出国前,曾经叮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有关编辑,如果再版《约翰•克利斯朵夫》,序言一定请钱锺书或者杨绛来写,结果却出自批判罗曼·罗兰的罗大冈之手!1986年重版时,删去了罗序。”
杨绛《傅译传记五种代序》:“我只看到傅雷和锺书闹过一次别扭。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当时他和我们两地间隔,读到锺书责备他的信,气呼呼地对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而傅雷“和锺书闹别扭”的另一桩故事,杨季康未“看到”。1955年4月,傅雷将《于絮尔·弥罗埃》译稿交付人民文学出版社;赵少侯审读时嫌其风格“落后于时代”、译法“似是而非”,又怵傅雷抗拒“编辑部提意见请他修改”。副总编楼适夷遂邀钱锺书审定,因钱是傅的好友,又最受傅的“敬佩”。不料傅雷并不愿意,钱锺书的一些意见他也“难接受”,还说了一些“气愤的话”,向钱“开火”,使钱“陷入此一纠纷”。楼适夷只得再请叶圣陶“从中文提提意见”,叶回说没问题。傅译本于1956年11月出版。详见金梅《傅雷传》第27章。傅雷当时对儿子发泄愤懑(《傅雷家书》1956年3月26日):“去年四月译完的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在人文搁了11个月,最近才来信说准备发排了。他们审查来审查去,提不出什么意见,倒耽误了这么久。”傅敏对“钱锺书挖苦起人来很厉害”感受很深(陈斌《不一样的记忆·听傅敏谈钱锺书先生》)。安迪于钱先生身后淡写(《我与钱锺书先生的短暂交往》,《深圳商报》2003年6月21日):“钱先生和杨先生两个人争着说了很多傅雷的事”,于杨季康身后增订(《不可靠回忆》,《上海书评》2016年11月27日):“电话那端,杨绛先生也抢着说话。两人历数傅雷种种不是,说傅雷脾气很坏,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老编辑骂得大哭。我早已读过《傅译传记五种代序》,傅雷在杨先生笔下,和在钱先生、杨先生口中,真是判若两人。”此时读杨绛《记我的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法文责编是赵少侯。一般译者和责编往往因提意见而闹别扭,我和赵少侯却成了朋友。”方觉有味乎其言。“脾气很坏”印可楼适夷《痛悼傅雷》(《上海文学》1979年4月号):“朋友钱锺书私下告诉我,老傅健康状况不好,可能害了结核病,经常低烧,你要注意不使他太激动。”钱先生于傅译则道以一贯(罗新璋《钱锺书与傅雷之谊侧记》引):“至于傅译在中文文字表达方面,可推敲处不少。把他偶像化有害无益;L’idolatrie mène inévitablement à l’iconoclasme![拜倒于偶像必致拜之倒——参看《谈艺录》第517页]”
罗新璋那篇文章是应杨绛之请,但未中杨绛之意。罗新璋自述(见郑延国《潇湘子译话·电话那端的罗新璋》):“2010年3月3日杨先生打来电话,邀请敝人写一篇纪念文字并代表钱先生先行感谢……11月11日柳鸣九打电话过来,说他收到了钱锺书百年诞辰纪念会的通知,9日去开了半天会,获赠《纪念文集》一本,他写的《钱锺书先生的精神遗产》被收入。敝人的文章《钱锺书与傅雷之谊侧记》落选了。”旋为柳鸣九刊布于2010年11月17日《新京报》。
《海风》周刊1946年2月23日第15期刊载思乐《钱锺书的散文》。
傅译爱好者罗新璋又记:“钱先生说:傅雷初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曾帮他把全稿看过一遍。事后,傅雷说,大家是老朋友了,序跋上就不提了。”像开卷题词的“濛濛晓雾初开,晧晧旭日方升”,也许就是钱先生的译笔或改笔。唐大郎、龚之方编的《海风》周刊1946年2月23日第15期有思乐《钱锺书的散文》,中云:“钱锺书对于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有所臧否。他以为此书不合小说规律,不可以小说目之,完全是热情煽动,只不过合青年口味而已。又言小说推法国为冠,罗曼·罗兰虽为法人,而此书借助德国气息,略逊一筹。”《容安馆日札》第766则于André Gide嘲毁Jean-Christophe的契赏,可以补证。钱先生没有读RomAIn Rolland书的笔记,日札也只一瞥(第616则徵及Au-dessus de la mêlée)。罗曼·罗兰也许跟“Pearl Buck(赛珍珠)之流”一般,只配用来证明诺贝尔文学奖的不“重大”(《著名学者钱锺书最近发表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文艺报》1986年4月5日)。陶然《钱瑗老师》(《联合报》2003年10月22日):“说起翻译小说,提到傅雷,钱老师说是世叔伯,但他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没看过。”没准儿是钱先生不许娇女看,怕“少年人傻气,经不起煽动,牺牲了头颅和热血”(《灵感》——为傅雷编发于《新语》半月刊)。
范旭仑
责编 刘小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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