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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外蒙古是如何认识自身政治地位的？丨1919～1924年外蒙古“二次独立”问题研究（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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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ansun 发表于 2018-7-4 18:31:41 | 只看该作者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新视角NPF摘要
2018/7/4
英国人如此评价1924年后外蒙古的政治地位：在外蒙古，由于苏联的政治宣传和军事干预，中国的影响力逐渐被削弱了，人们一般已经认识到，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五条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纯粹是一种姿态，这实际上并不意味着苏联将要放松控制外蒙古的意图。

本文转自《新视角》。作者冯建勇，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特聘教授。
五、泛蒙古主义旗帜下的利益诉求：日本的涉蒙政策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内战爆发，后来，旧俄军队在苏俄红军的进攻下陷入溃乱，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已不能得到保全。对此情形，日本最初抱有跃跃欲试的心态，希图有所作为。原来，20世纪初，日本政府与俄国政府订立了多项密约，双方就远东地区的势力范围进行了较为明晰的利益分割，随着旧俄政府的崩溃，苏维埃政府声明相关密约作废，远东地区的利益面临重组，趁此机会获得更多的利益当然是日本人乐见其成的事情。正基于此，日本政府决心扶助俄国帝制派之势力，以与苏维埃俄国政府对抗。一段时期以来，日本政府除乘机占领俄国滨海地区外，并欲将俄国旧政府在中国北满、外蒙之一切权利，经俄国帝制派之手让渡于日本;与此同时，它还鼓吹“泛蒙古主义”运动，依靠流散于远东地区的旧俄政府溃军运作成立“大蒙古国”。

除了在远东地区进行大蒙古国运动的运作以外，此间日本政府还联合美国，鼓动北京政府参加协约国武装干涉集团。最初，中国政府保持了克制和中立，北京政府曾不断谕令中苏边境地区军政当局对俄国“红白党争，严守中立”，对苏俄内部事务采取不干涉政策。这一政策虽未能在所有中苏边境地区严格执行，但从整体上约束了一些边疆大吏的鲁莽行为。然而随着远东形势的发展，中国政府基于诸种考虑，于1918年加入了协约国集团，并表示派遣参战军开拔俄国远东地区。在随后协约国集团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政权的过程当中，中国政府虽然只是起了象征性的作用，但毕竟是协约国的一员。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中国政府表示愿意与日本共同出兵远东地区，但在一些边疆地方大吏看来，与日合作不啻于与虎谋皮，必将面临更多的风险。陈箓听闻中日共同出兵之事后，即感到非常紧张。根据他的观察，日本扶助谢米诺夫，三番四次地联络动员外蒙古王公贵族，发起了“泛蒙古主义”运动。在此情形下，“至于中日共同出兵，应只限于满洲里一路，蒙古新疆实无日驻武官之必要。证以日人在蒙举动，当初实抱有伟大阴谋而来，而我不知日人乃世界之毒，有何亲善可言。总以设法早日撤出，免贻害累为宜”。对于日本之立场，时任察哈尔都统田中玉亦有所察觉，他在“条陈治蒙策”中指出：“现阅报章迭载，内外蒙古各代表至赤塔与蒙匪首领富森阿开大会议，因有某国人暗中主使，欲合内外蒙古及俄属西伯利亚之蒙古部落名布里亚特者，组成独立国，推富森阿为大统领。又谢米诺夫阴受某国之唆使，屡诱外蒙独立各等语。无论是否属实，但某国近来觊觎内外蒙之心，已日见昭着，倘不事先预防，使彼事机成熟，则后悔又将无及。”彼时，陈箓还向北京政府报告，在库伦的布里亚特人巴德马热夫受日本军官指使，撰写《蒙古问题》一文，用俄、蒙文字印刷散布，企图煽惑蒙人，内中声称“中俄政治不良，均无好意待蒙，又中国内讧不已，宜乘机独立，急求外援。如求外援，自有为之援者。在布人受西欧教育，可扶助蒙人”。在陈箓看来，所谓外援，即日本方面的援助，此可谓“阴谋毕露”。

彼时，日本政府确曾有经营外蒙古的计划。自从以协约国名义出兵西伯利亚之后，日本对盘踞沃木斯克(今译为“鄂木斯克”——编者注)的旧俄远东政府首脑高尔察克及占据赤塔之旧俄将领谢米诺夫予以种种援助，其目标即在于将俄国在满、蒙地区的权利让渡于己。1918年5月16日，日本陆军少将斋藤季治郎与中国将领靳云鹏订立《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关于这一协定的意义，日本政府的一份内部文件做了如下评估：“根据日中同盟，帝国将取得绝大利益，即在军事上以协同作战为理由，可在中国领土内之必要方面，自由出动帝国的军队，而且在军事上当然以相互支援之名义，参与编练中国军队;尤为重要的是有利于我控制掌握军火制造的原料。在政治上，基于同盟关系，积极参与其内政，以便于从各方面扶植帝国的政治势力。在经济上，以同盟协作之名，开发其丰富的资源，努力开拓市场，以利于加快帝国经济的发展。”据此可知，通过该“协定”，日本可派遣大批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填补旧俄政府的权力真空。就外蒙古问题而言，该协定的实施细则有“日本军队一部得由库伦进入贝加尔”之规定，此即日本取得了堂堂正正经营外蒙古之途径。
谢米诺夫


随后，在建立“大蒙古国”的号召下，受日本扶持的谢米诺夫数次遣员前往外蒙古，试图联络、游说外蒙古王公喇嘛，开展联合建国运动。迨至1919年11月外蒙古宣布取消自治、还政中央，虽然苏维埃俄国政府认为该事件与己无关，而日人则视为与日本经略外蒙有重大之妨碍，故“阴扰外蒙古之举”愈加汹涌。其间，中外媒体迭载日本政府扰乱外蒙古的密电。根据这些来自于日本军方、外交机构的文档提供的信息可知，日本政府曾派出多拨情报人员，携带巨款，分往内外蒙古各地，游说王公，陈以利害，并表示愿意承担军费政费借款及军械各项，以助其恢复自治权的名义，谋求对蒙古地区的渗透。时人观察到，“日本联络蒙匪，着着奏效。民国九年九月，日本仍招谢米诺夫至大连，协议仍由日本供给款械，令其残部，与蒙匪结合，攻取外蒙为根据地。遂肇民国十年二月，谢米诺夫部将恩琴，与蒙匪合力、攻陷库伦之事，此由于日本经营外蒙，以演成现在蒙祸之实际情形也”。

事实上，最初日本政府对外蒙古地区的经营，主要是通过谢米诺夫一部及其鼓吹的泛蒙古主义运动予以间接实施的。伴随着谢米诺夫一部在远东地区军事上的失败，以及苏俄政府在外蒙古地区扶持的蒙古人民党政权的建立，日本在外蒙古地区的经营动力逐渐衰竭。根据张作霖的观察，原来，这一时期恰逢朝鲜独立运动高涨，日本政府深恐该国受外蒙古独立运动影响，故而对于扶持谢米诺夫联合建国行动之热度稍减。另据驻海参崴联络员周家树报告，外蒙古独立问题，皆言为日人及谢米诺夫所惑，然而是否属实，有待进一步观察。根据他与日本司令部高柳少将的交谈中所了解到的信息，“现在萨拜喀尔及外蒙等处煽动蒙古独立之日人，为该国之流民，如由我国拿送日领，必当尽力惩办”。此间日本政府逐渐减弱对外蒙古独立问题的干涉，另一个主要原因还必须予以提出，即中国因素。根据“中美新闻社”的观察，日本最初支持谢米诺夫，乃是企图借其力量抵制苏俄政府军队;然而随后日本政府认为谢氏经营外蒙古之野心于日本不利，“日本若助谢氏，将失去其北京友人(即武人派)之同情，盖中国在蒙丧失势力，其意味即为北京武人派大失威信也”。迄至1921年11月，苏俄政府与外蒙古人民党政权签订了“友好关系协定书”，双方互相承认主权，并正式建交。日本政府对此追悔莫及，束手无策。日本出兵西伯利亚长达4年零2个月，耗资九亿日元，其目标原本是为了援助谢米诺夫，并乘机将西伯利亚置于日本势力之下，防止出现瓜分中国东北地区和蒙古地区的竞争者，然而这一计划因苏俄军队的介入最终化为泡影。事后，日本军事评论家伊藤正德称出兵西伯利亚为日本国防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综观此间日本政府对外蒙古问题的举措，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日本政府曾试图通过泛蒙古主义实施的大蒙古国构建运动，努力将自己的力量渗透至外蒙古地区;但这种主观愿望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施，还需进一步考量。不可否认，在与日本毗连的远东地区，日本自认为其拥有无可置疑的利益，亦愿意为此利益展开各种外交、军事行动，这也是日本政府扶持高尔察克、谢米诺夫等部的原因所在。但对于外蒙古地区，日本是否抱有志在必得的愿望，值得商榷。毕竟，当时的外蒙古地区已经成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同日本，以及英、法、美、俄国残余势力、中国政府和“自治”外蒙古上层的博弈之地。因此，日本企图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延伸至外蒙古地区，不得不面临多方力量的反制。在此情形下，日本政府推动的“泛蒙古主义”运动并未获得预想的收益，其结果，日本政府不得不战略放弃外蒙古，进而在稍后的一段时期内开始逐步退出外蒙古。

六、构建“亚洲边疆”：英国人的外蒙古想象

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是，当1919年中国发起对外蒙古的收复运动之际，英国人亦颇感紧张。当然，这种紧张的缘起并非无迹可寻，1919年初，北京政府开始尝试改善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在英国人看来，“这是自1910年中国军队迫使达赖喇嘛流亡以来绝无仅有的事件，也是英藏关系倒退的一个表现”。原来，这一时期英国政府正千方百计地寻求与北京政府就西藏问题进行“修约”，试图将西姆拉会议签订的一纸协议落到实处，同时拟再将昆仑山以南、唐古拉山以北等处划入内藏地区，是以对影响恢复中英西藏问题谈判的相关情形颇为关注。
朱尔典


鉴于上述中国政府在西藏施展的“进取性”政策，证以“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民众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英国外交部将1919年中国政府的征蒙行动视同1910年赵尔丰在西藏实施的改土归流，认为中国政府正谋求单方面改变西藏的既有地位。1919年4月，外界风传中国政府拟出兵外蒙古。为此，英国公使朱尔典专程会晤外交部代理总长陈，直指中国政府派兵入蒙破坏了中俄协议。陈解释称，此举实为自卫起见，以防俄国过激派之窜入;另外，恰克图条约所规定俄国维持外蒙古地方秩序一层，现在已经不能正常履行，且俄人将来组织何种政府，中国政府亦无从推知，故向外蒙古派遣军队实为中国政府职责所在。然而朱尔典坚持认为，中国政府出兵绝不仅仅是为了自卫，而或另有其他企图。迨至1919年11月西北筹边使徐树铮率领军队抵达库伦、强力取消外蒙古自治地位，英国人感到更加紧张。为维护英国在西藏利益计，11月22日朱尔典致电时任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内称：“徐树铮在蒙古恢复主权无疑对西藏问题有影响，强化了中国军方拒绝对西藏人让步的立场。”在朱尔典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事件可能引发的一个后果是，它将使中国人民更加有理由相信，既然外蒙古可以取消自治，那么基于同样的理由，西藏亦将难允自治地位。
　　
英国人的担心并非多余。1919年12月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在答复英国外交部有关西藏修约谈判问题的电文中即指出：“对于中国政府而言，西藏的地位与外蒙古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有些类似。后者现在已经请求取消自治，如果政府在当前这个时候与英国政府就西藏问题签订一个协议，那么，中国民众将会很难理解政府的这一行为。我们一直以来非常体谅英国政府签订一个协议的良好愿望，但鉴于当前的政治局势，双方开展谈判是无益的。”朱尔典还联想到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发表的一纸“艳电”，内中声称“西藏本属中国领土，多年来与川构怨，兄弟阋墙，自应兄弟解决，万不能由他人干预”，同时还强调指出，由于中国目前处于弱势，除了与英国划定边界以外别无选择，但中国最终将毫无疑问地想要派遣军队前往拉萨，恢复中国以前在西藏的地位。根据朱尔典的观察，这代表了几乎所有的中国官员在西藏问题上的真实看法，同时亦表明，中国方面对于英国政府提出的西藏修约问题并不心甘情愿，仍然期待使用武力重新征服西藏。并且，自中国政府恢复其在外蒙古的主权以来，这样一种态度日渐得以强化。正是基于前述那样一种想象中的担忧，此间朱尔典在与陈的谈话中表达了强硬立场：“中国一定会通过威胁西藏人，就像威胁蒙古人一样，谈判达成一个协议，但她可能发现这项任务是非常不同的。”
　　
随后，为进一步研判外蒙古地区的政治形势演变及其对西藏局势的影响，英国政府于1920年8月前后派遣领事官员台克满赴库伦考察。台克满于1920年8月28日在向英国外交部提交的报告书中谈到了他在库伦的工作，“为了避免引起中国人的怀疑，我最初的意图是，尽可能地拒绝直接与博格达汗及一些蒙古王公喇嘛进行接触，但自从我到达这里后不久就接到了来自外蒙古官府的邀请，后者迫不及待地要求与我会面。”在外蒙古逗留期间，台克满与外蒙古最有影响力的三个王公在一家美国公司的房子里进行了会谈。谈话中，外蒙古方面明确提出，希望英国方面给予必要帮助。在台克满看来，外蒙古方面之所以对于英国政府有所期待，乃是基于蒙古人与西藏人的密切关系，并且他们也知道，英国政府一直以来非常支持西藏自治。
　　
在与台克满的交谈中，外蒙古王公将中国政府1919年以来在外蒙古地区实施的种种行为视为一种欺诈性手段;并描述了中国人是如何将外蒙古的自治予以取消，并使之看起来像是蒙古人自愿宣布取消的那样。王公们还谈到，现在俄国已经崩溃，他们不得不直面中国，但他们对中国现政府表现出强烈的厌恶感和不信任感，因此，惟有求助于美国和英国，以期恢复他们的自治权利。台克满从与王公的交谈中得知，大部分外蒙古人主张用暴力手段将中国人驱逐出外蒙古，另有一部分人则主张通过政治谈判将中国人礼送出境。对于外蒙古王公喇嘛的请求，台克满则虚与委蛇，惟向他们解释称，他本人访问库伦纯属一次旅行，自己所说的也只是私人性质的谈话而非代表官方，同时他还告诉外蒙古人，英国政府在外蒙古地区的利益纯粹出于商业性的，尽管英国对于他们努力追求自主的愿望抱有同情，但他们不能期望从英国政府这里获得恢复外蒙古自治的支持。然而，外蒙古王公并不灰心，进而将话题转向西藏，称既然英国政府可以维护西藏的自治地位，那么对于外蒙古亦应持同样的立场。台克满解释说，英国政府在这两个地区有不同的立场和利益：对于西藏而言，英国和其有条约关系，并且基于英印政府漫长的边境线和地缘政治关系的原因，英国政府在该地区拥有独特的利益;而对于外蒙古地区而言，英国政府并不存在此诸方面的诉求。
　　
这些王公还明确提出，希望由台克满捎信给英国和美国政府，请求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并询问这样做是否明智。台克满的回答是，他们有这样做的自由，但鉴于外蒙古的自治地位受到条约保护，并且美国和英国政府均没有收到来自中国政府的取消自治的照会，不应指望在当前阶段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显而易见，中国政府不会欢迎外国政府干涉其内政。在场的外蒙古王公对于台克满的表态感到明显不满，一再要求台克满对外蒙古的未来走向提出建议，并一再提醒台克满，外蒙古与西藏有密切的关系和共同的利益。但在台克满看来，或许因为宗教的原因，一些喇嘛会往来于库伦与拉萨之间，但要说哲布尊丹巴与达赖喇嘛之间有密切关系，实在值得怀疑。
　　
台克满建议蒙古人可以利用当前的机会直接与北京政府进行谈判，要求和平恢复外蒙古自治：“如果他们仅仅向大总统表达自治的愿望，管理自己的事务，并作为平等的一员加入中国共同体当中，享受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五族平等，而不是希望以任何方式从中国分离出去，或许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台克满坦率地跟王公们说，不要过于寄希望于外部力量的帮助而恢复自治，更可能的是，或许可通过与中国政府的谈判，来实现自身的期望。王公们亦承认陈箓的复职是一个很好的迹象，但他们向台克满抱怨，如果没有第三方力量的干预，外蒙古地方直接与北京政府开展的谈判将会面临很大困难，在他们看来，通过他们自身不太可能经由中国渠道与中国政府的高层官员取得联系。最后，台克满建议，在北京的蒙古政要们没有返回之前，最好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因为后者很有可能正在北京与中国政府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表达他们的真实想法，从而获得解决当前外蒙古问题的办法。
　　
台克满在报告中谈到了跟外蒙古王公多次交流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即这些外蒙古人在谈论中国政府与中国人的时候，和其所接触过的西藏东部的藏人使用的措辞有极大的相似性。他们不厌其烦地谈及当前中国政府不值得依靠，以及中国官员承诺和保证的虚伪性。关于西藏问题与蒙古问题的关联性，台克满在《访问库伦报告》中指出：一直以来，蒙古问题与西藏问题就像两条平行线一样的发展，自1909～1911年中国试图通过军事力量确立对蒙古和西藏的直接控制以来，结果却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导致了两者的独立，他们均将汉人驱逐出境，隔绝了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历史再度重演，1919年徐树铮进入蒙古与1910年赵尔丰进入西藏有极大的相似性。在两个案例中，伴随着中国军队开进两个“国家”，“中国人提出了各种毫无价值的承诺和各种特殊的借口”。1910年的西藏事件中，“中国提出的借口是维护商业的必要性”;在1919年的外蒙古事件中，“则是声称为了阻止布尔什维克的入侵”。在这两个案例中，结果是相同的，即“西藏人和蒙古人的政府被推翻”，中国人接管了当地官府的行政，并且由中国军队完成了对两个地方的统治。
　　
与朱尔典、寇松对最近发生的中国军队征蒙行动抱有极大警惕相异趣的是，台克满主张从“积极的方向”看待此问题。台克满认为，最近发生在库伦的事件，包括哲布尊丹巴蒙受中国士兵的侮辱，拉萨方面已经有所了解，这也许会动摇藏人本已脆弱的心灵，使他们坚定反对中国政府的决心，而不再受到中国人的“哄骗”再次接受中国人的统治。因为，“1919～1920年徐树铮领导下的中国军队在外蒙古的行动，在某种意义上讲，可被视作对藏人的一次警示，即如果中国军队被允许使用军事手段控制拉萨，将会发生一些什么。不管中国政府给予我们什么样的保证，不管北京政府提出‘五族共和’的陈词滥调以保障藏人的利益，可以确定的是，一旦几千人的中国军队进驻拉萨，西藏自治的遗迹将会被一扫而尽，很有可能那些加诸蒙古人身上的虚假借口(即西藏人自己想要回到中国的怀抱)将再次被提出”。
　　
此外，台克满还从地理环境与地缘政治的角度阐述了西藏与外蒙古地区面临的不同形势。他认为，西藏在地理位置上占有很大的优势：从张家口到库伦，是穿越一个平原，一个士兵徒步行军需要花费一个月的时间，但如果乘坐汽车的话，只需要四到五天的时间。除此之外，这一线路非常适合铺设铁路和开设飞机航线;至于从打箭炉到拉萨，需穿越世界上最为难行的山地，需要花费两倍于前者的时间，并且，在这里建设从东到西的铁路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除此之外，作为中国政府对蒙行动基地的张家口，有一条铁路与北京相连，从张家口到库伦乘坐汽车行军只要几天的时间;作为从中国到西藏的门户的打箭炉，与成都之间需要跋涉十二天的艰难山路。为进一步宽慰英国外交部，台克满还特别强调，成都不是北京，川军的体质、装备和训练远逊于中国北方军队。
　　
基于前述诸种因素，台克满对于外蒙古问题与西藏问题形成了一个基本判断：在当前形势下，如果俄国就此一蹶不振，那么，基于地理上的原因，外蒙古最终仍会倒向中国，并与之建立紧密联系;而对于西藏方面来说，如果英国政府能够同意通过来自印度的外国企业给予其发展“自己国家”必要的帮助，与之保持友好关系，那么，可以确认，由于地缘位置的关系以及其与印度的天然联系，西藏当局必然长久地倒向英国政府这边，而不是中国。尽管西藏面临的安全环境不如想象中的那般糟糕，台克满依然强调，为有效保护英国政府与藏人利益，需在英印政府的帮助下大力发展西藏，允许藏人加强自身的力量，这样一来，“他们才会在一个相对团结和强大的中国面前保持一个确定的位置而不为所动。单靠一个三方的协议并不能完全保证一个虚弱和封闭的西藏免受中国的侵略，因为中国人会一直寻找一个将该协定置于一边、强迫藏人自己废除该协定的机会”。
　　
台克满访问库伦期间，外蒙古官方为拉拢英国，特意向其说项，邀请英国政府在库伦设立领事馆。台克满认为，这一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西藏问题紧密相关：如果英国政府接受外蒙古官府的请求，在库伦设立了领事馆，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则是，设若美国政府和其他的外国政府打算在西藏设立领事馆，英国政府又将如何应对?其结果，此诸情形将置英国政府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在台克满看来，如果其他国家亦在西藏设立领事馆，西藏势必成为一个面向各国开放的地区，那么，英国在西藏地区的独占性地缘政治优势和影响力将会因此而丧失。不过，台克满观察到，对于在外蒙古设立领事馆事，美国人显得更为迫切，基于这方面的原因，似乎不会对西藏的现状造成尴尬的影响。尽管台克满对于设立领事馆一事抱持谨慎的乐观，但英国外交部似乎并不这样认为，通过细致入微地比较研究设与不设的得失，它最终放弃了这一设想。
　　
彼时，英国政府还深入考察了外蒙古问题中的国际性因素，即日本人在中国政府征蒙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在英国人看来，日本人拿了一手好牌，他们已经开始收获他们的丰硕外交果实。随着高尔察克在俄欧地区的败退，由日本人一手扶持的谢米诺夫一旅的实力逐渐壮大，有日本人的支持，并开始以完成独立为号召。围绕此问题，英国政府曾与日本政府有过多次交流，要求日本政府承诺不对西藏抱有任何幻想。尽管日本对此做过解释，但英国人并未感到释怀，根据相关情报人员提供的信息，他们做出如下判断：日本人试图填补俄国人在内亚中央的权力真空，基于这样一种诉求，日本人除了对外蒙古有所企图外，对西藏亦必有相应的图谋，亦即日本在中亚地区的扩张对英帝国在亚洲的边疆形成了重要挑战。根据英国人的观察，最近的事态表明，日本不仅追求对中国的完全统治，而且还试图在内陆亚洲事务中发声，并拥有更大更多的决定力。
　　
正是基于上述考量，1919年8月14日，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在向寇松的报告中表达了日本人正在努力取代俄国人在外蒙古地位的担忧。该报告认为，从1907年开始，日本通过与俄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获得了南满铁路的权益。在英国人看来，随着俄国人的日益衰落，日本努力追求在该地区北部的扩张已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蒙古人在多大程度上会默许这种既定的命运，仍有待观察。朱尔典还在报告中声称，根据1913年中俄声明文件，中国政府不得干涉外蒙古地区的内政，而徐树铮的所作所为直接与中俄声明文件的相关条款精神相悖，这表明，中国政府正在撕毁中俄声明文件的有关条款。英国人之所以对徐树铮的征蒙军队保持高度关注，乃是因为在时人看来，徐树铮背后所代表的皖系军阀与日本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不由得让英国外交部产生一种联想：徐树铮征蒙是否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日本人的利益?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英国政府对于外蒙古问题的关注，最初因其维护西藏既得利益而引起。在英国外交部看来，外蒙古问题与西藏问题有极大的关联性，通过管窥中国政府对外蒙古问题的处置，即可预见到西藏地位之未来。基于同样目的，英国外交部亦非常在意日本人在外蒙古乃至远东地区的势力扩张，其初衷仍然服务于维护其亚洲边疆安全之目标。关于这一点，寇松曾做了抒情式的阐述：“疆界问题仍然是我们的外交部、印度事务部、殖民部每天每时的当务之急，是我们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最为生死攸关的事情，是一项艰苦卓绝、无休无止、需要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发挥最敏锐的智慧和最刚健的精力来从事的工作。”不言而喻，在已经获得了巨大的领土收益之后，英国政府需要建立一个稳定有效的边疆体系，用以保障他们的既得利益;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往前扩张疆界，希冀获得更大更多的利益。就英国政府在印度实施的边疆战略来看，诚如寇松所言，其目标在于为大不列颠帝国构建“三重边疆”：(1)内缘由英印实施行政管辖的边疆地带;(2)中间地带的“杜兰线”，或者说实施积极防御的疆界;(3)作为外部或者高级战略疆界的阿富汗边界。在寇松看来，由他具体实施的以印度为核心的边疆体系是当时世界上组织最有效的边疆体系，完全可以与古代的对应案例和原型——罗马边疆体系相媲美。

结语

根据本文的研究，1919～1924年外蒙古“二次独立”事件主要受到三个方面的因素推动，即外蒙古自身、中国因素和苏俄因素。受此影响，1924年以后的外蒙古政治地位表现出“三重性”：首先，在外界看来，它被认为是“红色帝国主义”，外蒙古就像沙皇俄国时期一样属于苏俄的“势力范围”;其次，在政治意义上而言，中国仍然声称拥有对于外蒙古的主权地位，虽然它已经在事实上失去了对外蒙古的控制;最后，外蒙古地方精英坚持认为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921年苏俄政府认可了外蒙古的独立地位，并与之签订了一个友好条约，建立了外交关系。当然，考察日、英两国对外蒙古二次独立事件的关注及其策略，必能进一步增进对该事件的整体性认识。

1.外蒙古因素

需指出的是，有关先行研究对于外蒙古独立问题的考察，经常会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即外蒙古地方精英多数时候是一个缺席者，外蒙古的命运完全由苏联与中国两个关联方所决定。那么，实际情形是否如此呢?
　　
16世纪“新航路”开辟以降，西方列强在全球的扩张和殖民体系逐渐得以确立，“民族国家”的面孔亦渐渐清晰地浮现出来。迄至20世纪初，一些后进的国家(如中华民国)亦步亦趋，开始向这一标准和模式看齐，努力迈入近代民族国家的门槛。彼时，与构建统一的民族国家历程相一致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自决主义理念亦开始弥漫于东方世界，该理念经常被一些弱小民族的精英分子加以利用，服务于本民族的“独立建国伟业”。

回顾历史，最早于20世纪初，历史上讲蒙古语的各族人内部形成了“泛蒙古主义”运动，希冀将内外蒙古、新疆阿尔泰和俄国布里亚特等蒙古人居住的地区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大蒙古主权国家。“泛蒙古主义”作为一个现实的民族主义政治运动，最早在辛亥革命时期由一部分外蒙古上层精英发起了外蒙古独立运动。1918年之后，伴随着俄国旧政府的坍塌，俄国境内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在日本政府的暗中支持下，再度拾起了泛蒙古主义运动的旗帜，试图联合外蒙古上层王公喇嘛，建立一个统一的大蒙古国。然而伴随着恩琴主导下的外蒙古自治政府的垮台和拥有苏俄-共产国际背景的苏赫巴托尔领导下的蒙古人民党的上台，泛蒙古主义运动的接力棒开始传递到外蒙古革命者的手中。
　　
彼时，“具有神权政治基础传统泛蒙古思想体系奇怪地同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相结合，变成了独特的革命的泛蒙古主义”，然而其终极目标依然设定为：以某种方式将内外蒙古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蒙古国家。其结果，1920年至1921年期间，受苏俄世界革命思想的影响，外蒙古革命党人将中国在外蒙古的统治及其昔日庇佑的神权政治视为革命对象，一个新的“蒙古国”得以生成。
　　
2.中国因素
　　
中华民国成立以降，中国已经在形式上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所谓“民族国家”，乃是基于领土主权与国际法观念而构建，在这一国家政治体系框架下，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利益，被视为确立自身统治合法性的必要前提。亦正基于民族国家的基本诉求，1919～1924年期间北京政府针对外蒙古地方发生的形势变化做出了回应。
　　
毋庸置疑，对“现实利益”之解读，是我们理解这一时期北京政府统合边疆民族地区历程的一把钥匙。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北京政府并非没有力量和客观环境来处理此等事件。最初，徐树铮能够提一旅之师慑服外蒙古王公喇嘛，并且外蒙古能够主动上书请求撤治，这可以作为明证。而随后一段时期，在北京政府内部，由于派系、集团的利益之争，段祺瑞的安福系被研究系从执政台上赶了下来。徐世昌上台以后，对安福系的徐树铮进行重点打击，致使其对外蒙古的统合缺乏必要支持，最后导致失败。稍后，出于同样的原因，因为内部的政治派系、集团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纠葛，北京政府主导下的讨伐外蒙古运动仅停留在计划阶段而未及实施，国家的核心利益终未能得以保障。
　　
3.苏俄因素
　　
早期苏联的共产主义理论家坚持认为，加强与亚洲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是他们所奉行的世界革命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列宁时期的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旗帜即是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合作，布尔什维克的外蒙古政策即是这样一个例子。
　　
综观1919～1924年苏俄政府围绕外蒙古问题而展开的对华外交，既与自身的地缘政治和利益关切息息相关，又在一定程度上服膺于推进中国革命进程这一目标。具体来说，从推动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设想出发，苏俄政府不得不考虑到中国政府和社会舆论反对外蒙古独立建国的声音;但从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它又不得不将外蒙古置于自身的影响力之下。其结果，外蒙古的政治前途在苏俄领导人的心目中就像一张重要的“可兑换的牌”，这就直接造就了外蒙古政治地位的双重性：一方面，新近成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依附于苏联，却是以主权国家的实际形态而存在;另一方面，苏俄政府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地位，它在形式上又是“中国的一部分”。
　　
4.日、英因素
　　
根据本文的研究，外蒙古二次独立前后，日、英两国对外蒙古政治形势的演变颇为关注。其时，日本政府透过由其扶持的代理人，高举泛蒙古主义运动的旗帜，一方面是为了将旧俄在中国东三省的权益尽数收归己有;另一方面则是趁外蒙古局势混沌之时，将自身的国家利益扩张至外蒙古。然而，就其结果来看，尽管日本试图在外蒙古“二次独立”事件中有所作为，但收效聊胜于无。
　　
英国人对外蒙古“二次独立”事件的关注缘起，大体而言，并非基于对外蒙古地缘利益本身的考量，而是出于维护对英国人来说极为重要的战略边疆——西藏的独占性地缘政治利益的要求。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诉求，台克满外蒙古之行的考察重点，乃是将外蒙古问题与西藏问题进行关联性想象，预判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是否可能对西藏当局采取类似外蒙古地区的行动。透过英国因素，我们应当认识到，边疆危机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性的问题，它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从某种意义上讲，要深入认知涉外的边疆问题，还需从世界史的视角予以观察。
　　
数年以后，英国人如此评价1924年后外蒙古的政治地位：在外蒙古，由于苏联的政治宣传和军事干预，中国的影响力逐渐被削弱了，人们一般已经认识到，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五条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纯粹是一种姿态，这实际上并不意味着苏联将要放松控制外蒙古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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