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造舰、人员到战术——大革命对法国海军造成的伤害
正所谓“盛极而衰”，法国海军的辉煌随着大革命的爆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1792年9月21日，法国国民公会宣布废除波旁王朝的王政，次日，法兰西共和国成立，旧王朝海军战舰被新生的共和国海军收编。为了倡导革命和共和政体，消除君主专制与波旁王朝的残余，在文化上破旧立新，跟旧时代划清界限，共和国政府对收编的一级战列舰的舰名进行了多次更改，更改后的舰名鲜明地体现了大革命时期的社会流行文化，如“共和”“人民”“革命者”等。不过，与改名相比，大革命开始后，法国海军真正的问题在于造舰工程的停滞与人员的流失。国内时局的动荡不安与国家财政的捉襟见肘使得海军的造舰工作陷于停滞。法兰西共和国存在的15年里（1792—1804年），只建成了1艘一级战列舰“法兰西共和国”号，并且还是在拿破仑上台执政之后。不过较之造舰的停滞，人员的流失对法国海军造成的伤害更为显著。
法国海军的辉煌随着大革命的爆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波旁王朝时期，法国海军曾经涌现出徳•图尔维尔（Anne Hilarion de Tourville）、让•巴尔（Jean Bart）、勒内•迪盖-特鲁安（René Duguay-Trouin）、徳•奥利维耶伯爵（Louis Guillouet, Comte d'Orvilliers）、德•格拉斯（François-Joseph Paul de Grasse），德•拉莫特（Piquet de Lamout）、徳•叙弗朗（Pierre André de Suffren）等一大批海军名将，在与英国、荷兰舰队的海战中有不俗的战绩。但大革命开始后，法国海军的人员素质开始大幅下降。1791年4月，法国政府颁布法令，取消商船服役与军舰服役的差别，海军军官学校学生在海上服役满4年便可授予军官军衔。1792年，海军军官中的半数离开法国，留在国内的军官不是被杀就是遭贬黜。波旁王朝海军军官大多是从法国皇家军事学院海军专业学员中间提拔出来的，这些人被称为“护旗手”（Les Gardes-de-pavillon），他们身穿红色马裤，因而也被称作“红制服”（Les Rouges），这些军官绝大多数是来自布列塔尼和普罗旺斯地区的贵族子弟。非贵族出身的军官通常被称为“蓝制服”（Les Bleus）。共和国成立后，“红制服”对国王忠诚的立场使得这一群体遭到革命党人，尤其是激进的雅各宾派的仇视和打击。路易十六时期建立的海军陆战队被共和国政府予以解散，贵族出身的“红制服”则遭到残酷的清洗，幸存下来的军官纷纷逃亡海外。
到了雅各宾共和国时期（1793年6月—1794年7月），革命法庭的断头台几乎将贵族出身的海军军官扫荡一空
革命的断头台在重建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在清洗着法国海军
1793年9月，受到旺代叛乱的波及，大西洋舰队驻泊地布雷斯特军港发生兵变，曾当过商船船长的国民公会委员让邦•圣安德烈（Jeanbon SAInt André，1749—1813年）作为共和国政府的全权代表来到布雷斯特港整顿海军，他一到任，就对出身贵族的海军军官进行大清洗，逮捕了6位舰长并押送巴黎治罪，大整顿的结果是合格的舰长急缺，圣安德烈不但提拔战列舰舰长维拉雷-茹瓦尤斯作为自己的副手，一起指挥大西洋舰队，而且迅速提拔了一批年轻的上尉，商船船长和船厂的官员为战列舰舰长。但在这些新舰长中，只有1人在大革命爆发前指挥过战舰。让邦也意识到舰队军官素质的良莠不齐，在向巴黎的汇报中说，“只有几个舰长受过良好训练，其他人的无知低能让人难以想象”。到了雅各宾共和国时期（1793年6月—1794年7月），革命法庭的断头台几乎将贵族出身的海军军官扫荡一空，同时，对官兵平等的过分强调瓦解了军纪对水兵的约束，导致“海军赖以生存的纪律荡然无存”，海军军官由水兵们直接选举，选出来的军官虽然充满爱国热情与战斗激情，但由于知识素质的低下而无法迅速成为合格的军舰指挥官。当然，临时征召商船水手一直是法英两国战时海军水兵的主要来源，英国海军在调动这些“临时水兵”和预备役军官作战积极性方面远胜于法国海军。尽管在科尔贝担任海军国务大臣期间就确立了带有强制性的海员招募和海军军籍登记制度，然而，去海军服役并不受法国贵族子弟和普通百姓的青睐，在沿海各省的居民中征召各种海员困难重重，水兵缺乏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法国海军。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国失败后，陆军兵员空前匮乏。海军又被迫做出牺牲，大批船工与水兵被征调入帝国陆军服役，这对本已人手不够的帝国海军更是雪上加霜。由于缺少训练有素的海员，众多造价不菲的战列舰或是被封存在造船厂内，或是无所事事地停泊在军港内慢慢烂掉。
大革命中的法国海军军官由水兵们直接选举，选出来的军官虽然充满爱国热情与战斗激情，但由于知识素质的低下而无法迅速成为合格的军舰指挥官
由于人员素质较佳，士气旺盛，当时的英国皇家海军敢于近战，这与法国海军形成了鲜明对比
高素质人员的流失，自然对法国海军的战术素养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大革命时期，法国海军和西班牙海军屡次联手对抗英国皇家海军，法西联合舰队经常取得对英国舰队的数量优势，却很少能转化为胜势。英国海军以掌握制海权、摧毁敌国海上力量为目标，以舰队会战为主要海战方式。反观法国海军，由于人员素质下降，在海上作战的时候，只能更依赖于通过远距离的炮击来使敌舰丧失作战能力，而不愿面对面地与英舰进行会战。这一方面是由于法国上层“保存海军实力”的命令，另一方面则是“七年战争”海军几乎全军覆灭在法国人的脑海中留下了可怕的印记，法国海军将领过分低估了己方的作战能力。法国战舰炮手往往把炮口抬高，轰击敌舰的桅杆与帆索，使之失去动力而退出战斗，而英国炮手则习惯于把炮口放低，对敌舰的舱面横扫，大量杀伤敌舰上人员。由于法舰的舰身比英国的大，在交战中很容易被训练有素的英国炮手击中。另外，由于将领的素质也在退化，法国海军将领在作战时经常畏首畏尾，一味地消极防御，往往打赢了也不愿意乘胜追击，这就难以发挥法国战舰吨位大、质量相对较好的优势。归根结底，法国海军想要战胜对手，单靠性能先进的战舰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改进体制，提高官兵训练水平和实战技能，然而直至1814年拿破仑帝国倾覆，法国海军都没能很好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大革命开始后，由于法国海军基层官兵因常年被封锁在港内疏于海战，难以适应大风浪条件下的海上作战，结果为了便于开战后将受损舰只撤回港内，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舰队交战前维尔纳夫居然下达了180度转向的命令。这个未战先怯的临阵调整方案非常糟糕，就像阵前退却一样，必然影响士气
由于缺乏足够强大的海军与英国直接交战，法国人不得不借用私掠船的力量，破坏英国经济和军事的贸易支柱。这实际上意味着法国海军改变了海上作战方式，尽量避免与英国舰队进行主力决战，而是派出小股舰队和大量的私掠船小心翼翼地突破英国海军的封锁，捕捉和抢劫英国商船，袭扰英国的海上运输线。使用私掠船掳掠敌国商船在科尔伯主政海军时期就开始了，科尔贝在1681年制定了对法国的敌人进行“海上游击战”（La Guerre de course）的政策，即由政府向私人船主发放“私掠许可证”，授权他们在海上劫掠敌国军舰或商船。共和国时期，为了打击英国海上贸易，法国政府变本加厉地颁发私掠许可证，1793年2月，法国制宪会议宣布“私掠船必须握紧手中的武器，消灭这些傲慢的岛民”。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法国西北部的敦刻尔克（Dunkerque）、圣马洛（Saint-Malo）拉罗谢尔（La Rochelle）和南特（Nantes）以及加勒比海与印度洋上的马提尼克（Martinique）、瓜德罗普（Guadeloupe）与毛里求斯（Maurice）等私掠船据点再度活跃起来，罗贝尔•夏尔•叙尔库夫（Robert Charles Surcouf，1773—1827年）就是这一时期海上私掠活动的佼佼者，被法国人尊称为“私掠船王”（Roi des Corsaires）。他出资建造了8艘私掠船，分别是“奥古斯都”号（l’Auguste）、“鲷鱼”号（la Dorade）、“比斯开人”号（la Biscayenne）、“爱德华”号（l’Edouard）、“卡昂城”号（la Ville-de-Caen）、“阿道夫”号（l’Adolphe）、“列那狐”号（le Renard）与“信心”号（la Confiance）。不过，“私掠船王”的出现其实并没有增加法国海军的荣光，他们的存在反而映衬着法国海军正在不断衰落的现实——这只是对正规舰队无法出港的一种无奈选择。
1802年下水的法国海军二级战列舰（80门炮）“布森陶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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