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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 作为欧洲人根本生活危机表现的科学危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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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hnazhn 发表于 2022-1-17 20:01:31 | 只看该作者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如果我们考虑到哲学理念的发展对全人类(本身不从事哲学研究的人类)的影响,我们就不能不说以下的话。
对从笛卡儿起直到今天的近代哲学统一发展(尽管其中有种种矛盾)的内在的理解,首先使我们有可能理解这个现代本身。我们时代的真正的唯一有意义的斗争,是在已经崩溃的人性和尚有根基并为保持这种根基,或为寻求新的根基而奋斗的人性之间的斗争。欧洲人性的真正的思想斗争是作为诸哲学的斗争而进行的,即在怀疑论的哲学——或宁肯说是非哲学,它只保持了哲学的词句,但并不实行哲学的任务——和尚有生命力的,名副其实的哲学之间的斗争。但是后一种哲学的生命力在于,它们为自己的真实的意义而奋斗,并以此为真正的人性的意义而奋斗。使潜在的理性达到对它自己的可能性的自身理解,由此使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作为真正的可能性成为可以理解的,这是将形而上学或普遍哲学引向实现的勤奋的道路的唯一方法,只有通过实行以上任务才能决定,这个自希腊哲学诞生起欧洲人就固有的目标,即想成为由哲学理性而造就的人,而且只能作为这样的人而存在——从潜在理性向明显理性的无穷运动,并且通过以它的这种人类的真理和纯真性而自我规范的无穷努力而造就成这样的人——的这种目标,是否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的历史上—事实上的妄想,是否只不过是在许多其他文明和历史性中的一种偶然文明的偶然获得物;或者相反,是否人类本身本质上包含着的隐得来希(Entelechie)最初没有在希腊人那里显露出来。人性一般本质上就是在生殖方面和社会方面联系着的文明中的人的存在。人是理性的动物(animal rationale),只当它的整个人性是理性的人性时它才是这样的东西,——就是说,只当它是潜在地指向理性,或明显地指向那种达到自己本身的,对自己本身成为明显的,并且现在以本质的必然性有意识地指导人的生成的隐得来希时,它才是这样的东西。因此哲学和科学应该是揭示人类本身“与生俱来的”普遍理性的历史运动。
只要迄今尚未完结的这场运动表明是以真正的正确的方式发挥纯粹作用的隐得来希,或者,只要理性本身事实上按它本身固有的形式对自己充满自觉地清楚地显示出来,也就是说,以一种普遍哲学的形式显示出来(这种哲学在前后一贯的必真的洞察中发展,以一种必真的方式自己规范自己),只要情况是这样,哲学和科学就真的是揭示人类本身“与生俱来的”普遍理性的历史运动。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是否欧洲人自身中有一种绝对的理念,而不是像“中国”或“印度”那样是一种纯粹经验的人类学上的类型;另外,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是否将所有其他的文明欧洲化的壮举本身表明一种绝对的意义的统治,这种绝对的意义属于世界的意义,而不属于历史上无意义的胡闹。
现在我们可以肯定,18世纪的理性主义,以及它想要获得欧洲人所要求的根基的方式,是一种朴素性。但是由于这种朴素的,如果前后一贯地仔细思考,甚至是荒谬的理性主义,就应该抛弃理性主义的真正意义吗?对那种朴素性,那种荒谬性进行严肃阐明的情况又如何呢?受到称赞的对我们提出不合理要求的非理性主义的合理性又如何呢?如果我们被要求倾听它,难道它不是肯定要我们相信它是在进行理性的思考和理性的论证吗?难道它的非合理性最终不又是一种心胸狭窄的坏的合理性,比旧的理性主义的合理性更糟糕的合理性吗?难道它不是一种“懒惰的理性”的合理性吗?——这种懒惰的理性逃避为澄清最终的材料,澄清由这些东西最后真正合理地预先规定的目标和道路而进行的斗争。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说这么多。为了使人们感到阐明这种危机的最深刻原因所具有的无比重要性,我们前进得太快了。近代哲学和科学很早就已陷入这种危机了,这种危机的强大气势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
但是我们刚刚进行的这些思考,对我们当代的哲学家,对我们自己,意味着什么,一定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我们在这里只是想听学院式的演讲吗?我们只能简单地再回到我们的“哲学问题”上被打断了的职业工作上,因此继续去重新构筑我们自己的哲学吗?当我们确实看到,我们自己的哲学如同所有过去的和现在的哲学家同行的哲学一样,在总是有兴有衰的诸哲学的系谱中只有短暂的生存时,我们还能认真从事这项工作吗?
我们自己的困境正在这里。所有我们这些人,并非哲学的写作匠,而是由伟大过去时代的哲学家培养起来的人,我们为真理而生存,而且只是以这种方式存在于我们自己的真理之中,并且只愿意以这种方式存在。但是作为现代的哲学家,我们陷入痛苦的实存的矛盾之中。我们不能放弃对作为任务的哲学的可能性所抱的信念,即对于普遍认识的可能性的信念。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严肃的哲学家承担着这项任务。然而我们如何才能坚持这种信念呢?这种信念只有在与一个我们大家共有的唯一目的,即与哲学本身的关联中才有意义。
我们已经从最一般的方面意识到这一点了,即人所进行的哲学研究和它在人的整个生存中的结果,绝不是只有单纯私人的或以任何其他方式限定的文化目的的意义。因此,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中,我们是人类的公仆——我们如何能无视这一点呢?在我们个人的内在使命中,对于我们自己作为哲学家的真正的存在来说完全是个人的责任,同时本身就包含有对于人类的真正存在的责任。而人类的真正存在只是作为指向终极目的的存在而存在,而且如果它确实能实现,也只有通过哲学——通过我们,如果我们真正是哲学家——才能实现。在这里,在这种实存的“如果”中有逃遁的余地吗?如果没有,我们为了能够相信(我们相信)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再也不能真正地继续进行迄今一直进行着的那种哲学研究了,那种哲学研究让我们指望的是诸种哲学而不是哲学本身。
我们最初的历史反思不仅使我们明白了作为严峻的事实的当前情势及其困境,它还使我们想起,我们作为哲学家,按照“哲学”这个词所标明的目标,按照概念、问题和方法,是过去的继承人。显然,为了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达到一种彻底的自身理解,必须进行深入的历史的和批判的反思(在这里舍此没有有效的方法);而这只有通过返回过去追问那种最初并且总是作为哲学被寻求的东西,被历史上所有彼此相互交流的哲学家和哲学继续寻求的东西,才能做到;但这必须通过对在目标的设定和方法中表明的那种最终的根源的真实性的东西进行批判考察才能做到,那种最终的根源的真实性一旦被发现出来就一定会必真地征服意志。
应该如何实际地实行这种批判考察,决定我们作为哲学家的实存的存在的必真性最终真正应该是什么,暂时还不清楚。以下我想设法走我自己已经走过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可能性和可靠性,我在数十年间已经检验过了。因此从现在起,我们将用高度怀疑的但又绝不是事先否定一切的精神态度武装起来,共同前进。我们将尝试通过询问、揭示、检验它们的内在意义和隐蔽的目的论,冲破在哲学史上变得肤浅的“历史事实”的外壳。在这条道路上,一些完全重新转变目光的指向新的方向的可能性,开始很少被注意到,但逐渐地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在这里会产生出一些从未被询问过的问题,出现一些从未涉足过的研究领域,从未被彻底理解和把握的相互关系。最后它们迫使人们根本改变哲学过去在一切历史形态中都“不言而喻地”有效的全部意义。一种具有新的任务及其普遍必真基础的新哲学的实践上的可能性也将通过行动得到证实。但是事实也将表明,所有过去的哲学,都是内在地指向这种新的哲学意义的,尽管它们本身没有意识到。在这方面,特别是近代心理学的悲惨的失败将变成可以理解的,并将被阐明;它的处于矛盾之中的历史存在也变得可以理解了:就是说,它(在它的历史上积累起来的意义上)必然会提出成为哲学的基础学科的要求,然而由此产生一些显然背理的结果,即所谓“心理学主义”(Psychologismus)的结果。
我并不想教授,而只是想引导,只是想指出和描述我所看到的东西。我并不要求别的,只是要求允许我能像每一个以其全部的真诚经历了哲学式生存的命运的人一样,首先对我自己,因此也对别人诚实地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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