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 李光耀是怎么样把新加坡打造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自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以来，李光耀就出任政府总理，直至1990年卸任总理转任内阁资政，到2011年才完全卸任。李光耀站在新加坡政权的巅峰长达52年。无怪乎他的名字几乎已经变成了新加坡的代名词。当然他也是一个颇受争议的政治人物。无论如何，最为李光耀赢得声誉的显然是在他的领导下新加坡骄人的经济成长。他接手时，新加坡的年人均GDP仅为500美元左右，现在已经超过5万美元。因此，所谓新加坡模式早已成为世界各地学者和政府争相研究和效仿的对象。李光耀在其自传当中和各种公开场合反复表达自己是个实用主义者。如果有一个词可以概括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策略和变迁轨迹，或许也应该是实用主义。尽管把一个国家的经济变迁与某个领导人的个人理念联系起来会有很大的困难，也难免失之偏颇，但李光耀和新加坡的确为我们提供了进行此类分析的一个珍贵案例。
李光耀的实用主义
李光耀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实用主义者。他说：“我未接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人的指导，我只对在现实中行得通的事情感兴趣”。他关心的是解决人们实实在在的问题：工作挣钱、衣食住行、 生儿育女。他既看不上空头理论家也不屑于取悦大众，只是固执己见，坚持去做为自以为对的事情。他一直强调要保持现实、务实的头脑，不要被理论束缚和限制住。
虽然实用主义貌似反理论，但它本身也是一种有自己的实质性哲学根基的理论。当然每个实用主义者都可能各不相同。这与一个人深层的信念结构有关。一般而言，实用主义者只对给定单一目标下不同手段的正当性和有效性的审视及其选择感兴趣，但是往往拒绝或忽略对目标本身的正当性、以及多重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深层次的审视。
这里我并不打算去评价李光耀个人的信仰和信念，只是试图去分析他的信念和意志如何会与他治国的理念和政策的取舍相关联，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李光耀宣称自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无神论者，而是个不可知论者，也就是说他对神的存在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在李的身边不乏基督徒和其它宗教的信徒。尤其晚年面对卧病在床多年的爱妻柯玉芝时，他也曾对宗教信仰有过严肃的思考。他也声称自己因此更加看轻尘世的一切荣耀与成功。但显然从他的各种表述来看，他始终没有个人化的宗教经验，而且事实上是个达尔文主义的无神进化论的信奉者。所以他根本上相信人没有灵魂，而只不过是物质的存在。因此，他的思想里没有英国传统背后的犹太－基督教思想中人人被造平等的观念，没有人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被爱的个体尊严观念。他也不会像康德一样认为每个人都有终极的价值，因此每个人都是一个最高的目的而不可以被当作别人的手段。他认为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都始终在进行着如同动物世界里的生存竞争，而只有适者才能生存，生存才是硬道理。在治国理念上，他接受的似乎是密尔的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的整体主义效用观。在这种观念之下，个人的效用在必要时应该为集体让路，个人自由通常也只具有有限的工具性价值，而难以成为终极目标 。在诸如“电车难题”之类的伦理困境下，他基本上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用一个人的生命换取五个人的生命。所以，即便很有可能李光耀确实一生为新加坡鞠躬尽瘁，每时每刻都在希望改善新加坡人民的福祉，他也必须在不同的价值和不同的人的价值之间做取舍。而他的个人信念和意志必然会影响他在公共事务上的选择。
李光耀赞同追求自由公平社会的理想，但从来不认为人在智识上是平等的。相反，他相信人天然地就有天才、普通人和傻瓜之分。而且他相信正是那些接近天才的人和在普通水平之上的人最终决定了未来的事情。李光耀非常相信基因决定论是众所周知的，甚至认为新加坡人的基因不够优秀。正如他在1978年与邓小平的对话中所表明的：“新加坡的华人都是从广东、福建来的家无寸土、目不识丁的苦力后代。中国有的是留守的文人学士，就是说中国的华人能力更高”。这个信念是他精英治国论的来源，当然他也非常看重教育能给人带来的改变。 据说他对先天和后天的看法是七三开。因为先天不可改变，所以他仍然极其看重这后天的三成。他不仅认为人类不平等，而且不平等的人类始终处于达尔文所描绘的极其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国与国之间也是如此。他认为国家的竞争首先取决于有高效运作的制度和领导团队，正如他自己和新加坡的成功所示范的那样。在这个前提下，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倡导机会均等的自由主义者。同时，他也认为有必要对现状不佳的失败之人施以适当的悲悯之心，以免他们在困境中越陷越深。但这种悲悯之心常常是十分有限的，他可能更倾向于认为那些现状不佳之人或是咎由自取，或是先天不足，或者说忽略他们是社会或者国家进步必要的代价。
李光耀认为人性本恶，必须加以限制，制止恶的一面。他说人类虽然已经征服了太空，但还没有学会如何征服自身的原始本能和情绪。他不大相信儒家的性善论，也不认为人的天性和本能能够改良，但认为可以通过规训和管教得到克服。他会看到人性之恶，但会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甚至整个精英阶层排除在这个分析之外，并不会做太深的反省，而更多的认为自己是高尚的，至少自己的目标始终是高尚的，哪怕有时候手段不是那么高尚，它也可以因为目标的高尚性而得到豁免。他在2010年《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并不是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基于高尚的目的。我必须做一些令人不悦的事情，比如把某些人未经审判就关起来。”所以他的观念里并无普遍原罪的概念，对于可能的精英之恶以及必要的制度制约也缺乏足够的警惕。可以说，在人性问题上，他的信念近乎儒家和基督教的合体。这也可以部分解释李光耀治国的家长制作风。
李光耀多次强调他的性格、家庭和经历对他的思想历程的影响。李光耀1923年出生在新加坡一个第三代中国移民的家庭里。他的成长过程渗透着浓厚的英国影响。李光耀中学就读于一所新加坡的英国学校，不过在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后学业被打断。 战后，李光耀来到英国，先是短暂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不久转入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并以双重一等的优异成绩毕业。在英国生活学习期间，他是英国广播电台的忠实听众。他还曾经为一位大学朋友竞选英国议会议员助选。1950年回到新加坡后，李光耀成为一名知名的工会律师。1954年，李光耀与志同道合者创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并成为该党首任秘书长。
英国对新加坡的殖民早在1819年就开始了。 对英国殖民政府的观察，让李光耀看到了如何相对文明地、温和地治理国家。可以相信，他对英国传统中对个人自由的重视、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对程序正义的恪守有相当的了解和认可。这至少使他部分区别于其他的东方专制主义者，也应该是新加坡采纳英国议会制民主政体架构的原因。当然，在他不愿意接受某些西方价值观的时候，就会用儒家或亚洲价值观来为自己的实用主义辩护。1942年日本军队突然占领新加坡，赶走了英国人。在三年半的时间里，李光耀曾在黑市做过买卖，也用掌握的英文服务于日本的宣传部门。他也差点被孽待而丧命。在日军的残暴统治之下，他见识了日本人是如何运用权力的。 他看到了权力的意义，看到了权力、政治和政府的密切关系。他看到了人性之恶，也看到了皮鞭和铁腕对于管理社会对有效性。这个经历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解释他对严刑峻法、重刑重罚的推崇。他认为自己经历了这个艰难抗争之后更加看清了人类的本性，意识到了一个文明社会是何等脆弱，看到了人类社会随时可能倒退和崩溃的巨大风险，因而也更加需要铁腕。他认为自己与同僚是经过残酷的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过程考验的幸存者，因而比年轻一代有更加强烈的生存本能和生存智慧。
新加坡是在新马合并后又分家的特殊情况下，取得独立。1965年8月9日，马来西亚国会宣布将新加坡驱逐出联邦。李光耀为此非常难过，罕见地在公众面前流泪。新加坡当时只是一个不足两百万人口而且种族多元的小岛，没有资源，没有腹地，也没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和价值观，所以他认为新加坡根本不具备成为一个稳定和繁荣的国家的基本要素。这样的一个“原点” 导致了李光耀的观念中以及新加坡的文化中与生具来的危机感，也是李光耀和新加坡奉行实用主义的重要渊源。 但是当这种危机感被政府几十年如一日地反复地叙说，哪怕是在新加坡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的时候，它显然已经成为一种政府获取其正当性的工具性话语。与此同时，“怕输”（闽南语发音： kia su）也成为新加坡文化的一个重要成分。于是，李光耀对铁腕政治和严格的社会控制的信奉就更加容易理解。他认为有必要采纳西方的法律制度及法治观念，但是随时愿意为了某种足够大的实用的目标而牺牲部分的自由、民主或人权。这些理念既充分地反映在新加坡的经济策略和制度上，也是影响新加坡经济变迁的决定性力量。
新加坡的经济实用主义
独立之后的新加坡何以“绝处求生”？ 李光耀主导下奉行实用主义的新加坡政府给出的答案是：将新加坡打造成一块吸引国际投资者的乐土 。在谋求经济发展之外，另外一个算盘就是通过吸引欧美投资者来间接获得欧美强国对新加坡的保护。鉴于薄弱的国内技术和产业基础，新加坡的领导者们认为，要把转口贸易商和各类小商小贩转型为一个产业型的企业家阶层并且有能力在国际上竞争，那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追逐取悦国际资本从新加坡立国的第一天起就成为发展经济的首要目标。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发展民族产业或搞什么本土创新。出于这种实用主义的紧迫感，李光耀对左派的跨国公司剥削论完全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没有原料可资剥削，只有劳力，没有其他人要剥削劳力，所以有何不可，他们要剥削就随他们去吧，非常欢迎！事实上，我们逐渐推翻了把外资视为剥削的发展经济学派理论，我们没有立场去烦恼那些理想高远的理论，我们要生活， 这就是谋生的一种方法”。
新加坡最成功的招商引资案例就是1982年吸引当时美国初出茅庐的硬盘制造商希捷（Seagate）。希捷经过筛选把投资地点缩小到三个：香港、南韩和新加坡。他们之所以选择新加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的优惠条件和积极配合。当然还有新加坡训练有素、安分守己、性价比优良的劳动力。希捷的管理人员说：“我不认为当时香港具备帮助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的基础设施条件。相比之下，新加坡经发局的领导亲自到机场迎接我们，他们带我们去看各种各样的制造工厂并且和这些企业的高管对话。” 新加坡推出了一系列的细致入微的扶持政策，帮助希捷实现技术创新升级，促进希捷对雇员的技能培训，以及对本地配套企业的技术和资金和研发的扶持。其他的主要硬盘制造商迈托（Maxtor）, 西部数据（WesternDigital）等跟着希捷接踵而至，新加坡很快形成了完整的硬盘制造产业链，从此成为几乎与美国同步的、全球顶尖的硬盘技术中心。在新加坡的成功发展也成为希捷在全球激烈竞争的硬盘业中笑傲江湖的关键。如今，全球硬盘厂商也已经从最初的250家左右变成希捷、东芝、西部数据三足鼎立，其它的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坟墓。在鼎盛的90年代中期，新加坡的硬盘业雇佣了超过35000名雇员，产值超过200亿新币，占到新加坡GDP的15%左右，成为新加坡经济起飞的一步大棋。近年来，希捷和其他的主要硬盘制造商都已经逐步关闭在新加坡的制造工厂，并转移到泰国、马来西亚和中国。但是，通常他们仍然把亚太地区总部、品牌开发和设计中心等高端业务留在新加坡。
新加坡迅速尝到了招商引资的甜头，甚至变成了招商引资的大师。目前驻扎在新的大大小小的跨国公司超过25000个，其中10000个以上来自北美、欧盟和日本。 外资基本上贡献了新加坡一半的经济产出。经济发展局(EDB)是新加坡招商引资和贸易促进的操盘手。成立于1968年的裕廊集团(JTC)，则专门用来开发和管理新加坡的工业地产。裕廊集团主导开发并管理着新加坡大大小小数十个工业园和科学园，包括著名的裕廊工业园和2000年开始的生物科技园Biopolis, 引领新加坡进军生物医药技术。在电子信息产业之后，生物医药科学集群：生物科技、医疗技术、健康服务、制药开始成为新加坡招商引资的主攻方向。逐渐地，通过中新苏州工业园、中新天津生态城、中新广州知识城等合作项目，新加坡开始把他们的造园和招商引资技术“出口”到中国以及其它国家，并且在国外“借地”赚钱。本人在2012年带学生参观新加坡裕廊石化工业园，实在叹为观止！7个填海岛、32平方公里、95家公司、4大炼油平台，日均炼油能力133万桶，化工业产能超过新加坡制造业1／3。这里聚集了各种高危险、高污染石化工业，但一切整洁有序。重化工园区做得跟生态公园一样干净漂亮。空气质量跟市区几乎没有区别。新加坡对石化项目的环保标准之高、之苛刻，几乎只能用变态来形容。但也正因为此，全球石化巨头比如陶氏化学、道康宁、德固赛、杜邦、壳牌、美孚石油等，几乎每家公司都组织了精兵强将过去在那里投资建设炼化基地。之所以如此，就是要向世界证明他们有能力达到新加坡的苛刻标准。
许多人以为新加坡经济不自由，但事实上新加坡在全球经济自由度方面排名长期名列前茅。在《经济学人》的全球商业环境排名中，新加坡甚至连续多年夺冠。新加坡最大的吸引力就在于经济的高度开放，政府对外资和本地企业一视同仁，严格的产权和契约保护，廉洁高效的政府，稳定的政治环境，优惠的税收，良好的基础设施，训练有素的劳动力，自由的移民政策，以及越来越国际化的生活环境。新加坡在社会秩序、安全、政府廉洁以及司法公正等方面一直排名靠前。就国际社会的认可而言，观察和促进世界各国法治发展的著名机构“世界正义组织”(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对新加坡法治状况的评价颇为客观且具有相当代表性。该组织以九个指标来衡量世界各国法治水准：（1）受限制的政府权力；（2）没有贪腐；（3）秩序与安全；(4) 基本权利保障; （5） 开放的政府；（6）法令执行力度；（7）民事诉讼权利保障；（8）刑事权利保障；（9）非正式途径的争议解决保障。2012-13年世界正义组织的“法治指数排名”报告指出，新加坡除在向公民提供“秩序与安全”保障方面名列世界第一外，在四个其他领域排名世界前十。因此，新加坡营造了一个高度亲商的环境，对于跨国公司和他们的高管来说，在新加坡做生意和工作生活确实是近乎人间天堂，几乎不可能更好。
新加坡确实法治严明，基本做到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本人的亲身体会，这种公事公办、说到做到、说一不二的态度甚至已经渗透到新加坡人的文化和潜意识，甚至让人觉得不近人情。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而且几乎任何其它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能力模仿的。这里无法做详细的解释，但可以概括如下几点：1) 新加坡的执政党是面对选民实实在在的压力的，因为新加坡的议会确实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尽管一党独大，但仍然有组党和投票的自由；2）超过百年的英国殖民统治为新加坡留下了英国法治的基本架构和传统；3）在一个委托代理链条很短的小国，只有作为最高权威的领导人信守承诺、身体力行，制度的建立并非难事；中国的一个有威信的县委书记如果真想迅速改变县政府的官僚作风也不会太困难；4）优厚的待遇和真正有威慑力的严刑峻法构成了萝卜加大棒的有效激励；5）熟人社会和关系网络可以加强正向激励，虽然在相反的环境中也可以加强负向激励；6）新加坡的民众还是有相当的信息获取的自由，今天新加坡的网络基本上也没有任何的过滤。
不得不提的是，外资在新加坡也大大得益于压制性的劳工政策。1968年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获胜之后，通过了《雇佣法》和《工业关系法》的修正案。他们认为过去英国留下的法律对工人没有的约束力，工会的权力过大，不利于提高生产率，也不利于吸引外资。修改后的劳动法使得雇主可以自由地雇佣和解雇工人。大大削弱了工会和工人的权利，增加了雇主的权力并减少了雇主的义务。从此，工人罢工受到高度限制，也不允许在政府主导的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National Trade Union Congress-NTUC)之外独立设立工会。工资设定也必须由政府主导。李光耀本来是工会律师出身，他也一直强调政府与工会的共生关系。但事实上新加坡对劳动者的保护远低于西方的标准。新加坡的平均工资水平一直明显低于它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拒绝设立最低工资。自由的移民政策进一步让底层的工资始终保持在低位。但对于李光耀而言，这一切都是为创造和平稳定的劳资关系、实现招商引资的大战略所必须的。他说：“为了生存，我们只有一个简单的指导原则，那就是新加坡（的劳动力）必须比区域内其它邻国更坚固耐久，更组织严明，更有效率。”
1960年代，为了快速工业化并解决就业问题，在招商引资的同时，新加坡采取了以政府为主导，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经济方针。当时新加坡的一些基础产业，如交通运输、造船业，都是由政府出面兴办的国有企业，当地称为“国联企业”。到70年代初，国联企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石油危机后，新加坡利用其特殊的战略位置，开始发展原油加工业。1977年由政府出资成立新加坡石油公司（SPC），不久又建立新加坡化工集团（PCS）。与此同时，政府还投资兴建了一批高科技的电子和计算机产业。在1974年，新加坡政府决定由财政部负责组建一家专门经营和管理原国家投入到各类国联企业的资本的国家资产经营和管理公司。这家公司就是淡马锡控股公司（Temasek Holdings） 。
由于自成立以来到2004年9月为止从未公布过财务报表，因此被认为是新加坡最神秘的企业之一。该公司掌控了包括新加坡电信、新加坡航空、星展银行、新加坡地铁、新加坡港口、海皇航运、新加坡电力、吉宝集团、莱佛士饭店、新加坡报业控股和新传媒，几乎囊括了所有新加坡最重要、营业额最大的企业。2002年，当时的副总理、现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之妻何晶被任命为淡马锡控股执行董事兼CEO 一度引发争议。淡马锡目前有将近500人的投资队伍，掌控将近2000亿美金的资产，2013年净收益达150亿新币。与淡马锡并驾齐驱的另外一家主权基金是成立于1981年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成立之初由李光耀亲自担任主席。其主要任务是管理新加坡的外汇储备，跨出新加坡国界向海外大举投资。 这家公司更为神秘，长久以来外界对其几乎一无所知。 由于关系到国家利益，公司的管理层、内部结构、管理的资金、在海外的运作以及业绩等都讳莫如深。但为了应对越来越大的挑战，同时吸引全世界的人才，GIC近年来逐渐露出了真面目。据估计它掌控的资金甚至超过淡马锡，达到3000亿美金左右。淡马锡和GIC在中国大陆都有很多的投资，而且跟高层有着密切的关系。GIC还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发起股东之一。虽然李光耀反对外界“新加坡更像个大公司”的说法，但这两家巨无霸的金融公司加在一起几乎完全掌握着新加坡的经济命脉。而且，对于信奉自由市场的人，新加坡如此普遍的国有企业简直是赤裸裸的社会主义。但是，信奉实用主义的李光耀，并不在乎别人把新加坡看成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正如他不在乎别人对他过于亲商的新自由主义作派的批评。而且，至少从可获取的信息渠道来看，淡马锡和GIC都有相当好的业绩和资金回报，长期被各种国际评级机构给予AAA的最高评级。
新加坡的城建实用主义
对于新加坡这个单一城市国家，协调经济增长与城市建设的关系， 无疑是重中之重。而且新加坡自治之后，面临严重城市问题：住房短缺、过度拥挤、遍地的贫民窟、卫生条件恶劣，传染病蔓延等等。主导新加坡城市建设的是三驾马车：市区重建局（UrbanRedevelopment Authority：URA）、建屋发展局（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HDB)，陆路交通管理局（Land Transport Authority：LTA）。但新加坡城市建设能够得以开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强制性的征地政策。新加坡独立之后，政府面临土地供应的瓶颈，特别是住房改造搬迁和产业化项目用地。1966年适时推出的《土地征用法》为政府强制征地大开方便之门。这个法案使得政府城建的三驾马车，可以以低于市场的价格，独立征地、强行征地、快速征地。在政府规定的紧急情况下，政府可以在征地通知七天之后就占地，甚至先占后征。它规定征地前七年内任何由于政府修路、水电气供应、教育、娱乐、社会设施等等的提供所带来的土地增值，都必须被排除在征地补偿之外。一切征地补偿纠纷都通过政府设立的一个专门的上诉委员会进行短平快的处理。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新加坡政府所有的土地从1/3增加到了3/4。这种强制性的征地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有效的避免了土地投机炒作，大大地降低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住房和城市更新的成本，并且为政府提供了滚动发展的资金，因此也可以算作是新加坡版本的“土地财政”。政府可以征用小的地块进行整理和整合，然后再出让给私人或开发商让他们按照城市规划来发展。但是，因为补偿的标准远低于市价，被征地的业者常常很不满意，但又完全没有跟强势的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这个当然跟当今中国的情况有些类似。
有了新的征地法，三驾马车相互配合，可以对新加坡的每一寸土地实现精确的控制，让土地利用和城市规划有效地为政府的政治目标服务，尤其是经济发展的目标服务。这样才使得大规模综合性的城市规划统筹成为可能，比如组团式的多中心建设。新加坡的城市规划按照市中心——次中心——副中心的结构将全新加坡划为50多个小区进行建设，组团和小区中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兼有就业、交通、购物、休闲、居住等功能，居民就近就业，消费，尽可能减少对城市中心交通的压力，缓解上下班交通拥挤窘境。在此基础上，对绿化的高度重视和对交通的严格管制共同将新加坡造就为闻名遐迩的花园城市。近年来新加坡的规划理念更加受到Richard Florida等人的吸引创新阶层的理念的影响，全力将新加坡升级为吸引各类高级白领的娱乐场。这也成为新加坡招商引资战略的升级版。但是这种高度集约化、精确化、系统化的城市规划建设，离开了新加坡政府高度的社会控制和资源整合能力，在别的城市想要复制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政府主导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尽管事后来看或许很有效率，但其执行过程往往是违背程序正义以及对私有产权的保护的原则。
住房安排永远是是城市规划建设的重点。李光耀一上台就把大众有房看成是他首要的政治任务。李光耀说，全世界所有的选民首先都倾向于投反对党的票，怎样让自己不落选呢？他认为当人们没有财产的时候，就容易去参加街头暴乱。当人们有了房子的时候，他的命运就和国家联系起来。没有房子的时候，愿意投善于哗众取宠之人的票，有房子的时候，就想要把票投给能够让房子保值增值的人。1959年李光耀执政之后，马上提出了公共住房计划，成立了建屋发展局（HDB），让大部分新加坡人都可以住进他们兴建的组屋。这个就是新加坡著名的“居者有其屋计划”。执掌此项目的新加坡建屋发展局融合了政府机构和开发商双重角色，负责买地、拆迁、规划和设计，基本上除了请承包商来建造外，负责所有事务。到80年代末就有近 80%的新加坡人住上了自己购买的组屋，今天这个比率仍然基本未变。各种补贴之下，组屋价格应该算得上合理。这使得几乎每家每户都可住到自己买的房子，又不必成为房奴。对于最贫困的一部分人，政府几乎是偷偷地、免费地把他们塞在组屋的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以降低社会影响。这样也就消灭了流浪汉。因为管理严格，基本不可能靠炒房赚钱。商品房市场仍然存在，但只限于15%左右住户，涨价也跟绝大多数人没关系。 此外，政府组屋的一个特色是按比例把不同种族的住户分配在每一个住宅区， 打破原先不同种族仍各自聚居的社区格局。这样可以有效地加强种族和谐，强化国民对“新加坡”的国家认同，进而为“维稳”做贡献。与此同时，身背房贷的工作者也必然会勤奋工作，可谓一石数鸟。
与住房安排紧密联系的是新加坡独有的综合性社会保障体系——中央公积金制度(CPF)。这个制度涵盖广泛，包括储蓄、养老、住房、医疗、教育、投资等等。这种制度其实是一种强制储蓄，个人与雇主存下的数目加上利息，即为最后所得，政府并不提供多少福利。虽然政府对公积金几乎没有贡献，但公积金也给政府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财源，可以用于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的建设。所以，这其实是一种精明的反福利的福利制度。李光耀在建国之初就声称，他的政府不搞施舍，不会建立西方式的福利国家，因为新加坡养不起、也不愿意养“懒人。2010年《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曾经讽刺新加坡的保姆国家是个抠门的保姆, 因为即便都开始建赌场了，新加坡仍然不改它反公共福利的立场：在新加坡福利几乎就是懒惰和浪费的代名词。 除非极端情况，老年人要寄望于从他们的子女而不是政府获得救济，退休的父母甚至可以起诉他们不尽赡养义务的子女。这从西方的价值观来看是不可思议的。但新加坡政府反击说新加坡不能够也不愿意变成欧洲式的福利国家。但是另一方面，李光耀也自命为“社会主义者”，认为有必要对国民收入进行适当的重新分配，在教育、住房和公共卫生方面提供津贴，照顾弱小群体，“以抵消自由市场竞争下出现的极端后果”。这就再次显示了他一贯的、反教条的实用主义立场。
新加坡的教育实用主义
在英国殖民时期，英语成为新加坡的行政、法律以及商业语言。1959年新加坡获得自治以及1965年独立时，政府决定保留英语为主要语言，以便融入全球经济，同时以英语为通用语作为多元种族之间的桥梁。1960年代末，整个新加坡开始推行将英语作为教学语言，包括华语在内的母语为第二语言的双语教育政策。到1970年代后期，新加坡几乎所有学校都已经改用英语为教学语言。政府又推行了简化字并发起了说普通话的运动，限制各种汉语方言(如老一辈移民普遍使用的闽南、潮州、客家方言)的使用。虽然有人仍然倡导学习方言，李光耀认为为了保留方言而牺牲英语和华语普通话的使用是愚蠢的。这就使得新加坡跟中国大陆的对接尤其方便。新加坡华人可以自如地在中国做生意和学习，而中国人到新加坡即便不会说英语也仍然可以工作和生活。
1980年，李光耀关闭了以中文为教学语言的南洋大学，并将其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为一所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的新加坡国立大学(NUS)。虽然对于华裔子女，华语作为第二语言也得到了保留，但相对于英语，华文教育在新加坡一落千丈。但新加坡因此也成为亚洲英语最好的国家，尽管有着浓重的口音。李光耀对双语教育的执着推行也是实用主义的，特别是有经济方面的考量。李光耀说，有些人“固执地把语言、文化和生活当成人生的全部，但我是个实用主义者，知道单靠华文你是不可能在新加坡过活的”。他在接受《国家地理》杂志专访时说：“我们吸引大批半导体厂商来新加坡设厂，使新加坡成为生产电脑和电脑周边产品的大規模中心，这些跨国厂商来自日本和欧洲各国，他们都讲英语，所以受华文教育者吃亏了，而因担任较低的职位与领取较少的工资，他们都很不满意。” 可以说，英语成为新加坡的第一语言，对于新加坡人的国际交往沟通以及吸收以英语为主导的国际先进的知识和文化，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即便新加坡招商引资的成功也将大打折扣。当然，对于批评者来说，新加坡人可能中文丢了，英文也学得不够好。既丢掉了自己的族群和文化的根基，也没有办法有效建立新的文化和身份认同。但是支持者可以说新加坡做到了两者最佳的平衡。
李光耀的实用主义虽然相信人先天禀赋的差异，但更相信后天教育对人的塑造。所以，新加坡在教育方面可谓不遗余力，绞尽脑汁。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合并成立新加坡国立大学之后，1981年，新加坡政府在南洋大学校址成立南洋理工大学（NTU），为急速腾飞的新加坡经济培育工程专才。在新加坡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二十年里，可谓NUS和NTU两所公立大学并驾齐驱。新加坡政府不惜重金，并且通过严格规范的程序，为这两所学校聘用国际一流的教授并给予优厚的待遇和慷慨的研究资助，以此来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和国际知名度。其效果可谓立竿见影。NUS和NTU的大学生，可以说已经得到了远比北大清华更好的教育。当然，以“短平快”或者说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套路，可以把一个不入流的大学迅速提升到国际二流水准，但要做到国际一流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可能恰好是进一步提升的直接妨碍。如果仅以数字来度量学术，以物质来激励学者，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在教育方面，新加坡可谓对自己的“崇洋”毫不掩饰，并且引以为傲。1998年开始了国际级别大学（World Class University）项目。 NUS药学院与杜克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办学，工程和计算机学院与麻省理工合作办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与斯坦福大学合作。 2012年开始，NUS和耶鲁大学联合设立本科文理学院（Yale-NUSCollege），这也是耶鲁大学在其300年历史中合办的第一个学院。2000年新加坡说服了法国的精英商学院INSEAD在新加坡建立了自己全球第一个海外校园。2000年新加坡又成立财经类的新加坡管理大学(SMU)，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与卡内基梅隆大学 合作。2012年，新加坡的第四所公立大学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SUTD）开学，同麻省理工学院和中国浙江大学合作。
如今，新加坡将近30%的高中毕业生可以进入公立大学学习，比例基本与多数最发达国家相近。其余的也大多可以升入新加坡的5所理工学院(Polytechnic)和三所工艺教育学院（ITE College）。新加坡的大学教育可谓完全融入了英语世界，而且绝大多数本科生都有出国交换学习半年的机会。新加坡可谓找到了一条平衡精英与大众教育的道路。尽管在教育普及方面成就斐然，他们仍然极其重视和崇尚精英教育。跟中国人一样，新加坡人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教诲在华人心中根深蒂固。新加坡有一套独特的“天才教育”制度，就是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物色、选拔、培养“小天才”。 新加坡成绩最好的学生，基本上不会在国内读大学而是像李光耀家族一样直接进入英国牛津剑桥或美国的“藤校”，而新加坡最优秀的大学本科生也基本上会到这些学校读研究生。而新加坡政府和执政党通过自己掌握的行政和经济资源，几乎垄断了新加坡的人才培养和遴选渠道，并以“精英主义”为号召，将绝大多数人才纳入到体制内。相形之下，反对党很难延揽到本地公认的精英人才，其能力不能得到本地选民信任。所以，教育和经济政治都是一盘棋。
新加坡的教育实用主义一方面表现在他们竭力从英语世界获得最好的师资，另一方面他们则竭力从中国大陆获得最好的学生。1992年开始新加坡和中国政府合作设立中新奖学金项目。这个项目共有三类。第一类称之为SM3 (Senior Middle3)，从中国（除了清华北大之外的）30多所重点大学的本科入学新生中进行选拔，直接到新加坡读大学。除了免学费，还提供生活费、机票、医保、安置费等等，毕业后需在新加坡至少服务六年，否则要求退赔。而这些学生只能在新加坡大学攻读相应规定的科学和工程学类专业，不能修读商科、医科和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另外两类设置也是类似不过年龄更小，SM2 (Senior Middle 2) 针对中国部分重点高中的高二生，JM3(Junior Middle School 3)则针对中国优秀的初中生。我在新加坡工作六年，认识一大批这样的孩子。奉行实用主义的新加坡政府一方面希望他们最好能够毕业后留下来为新加坡服务并且变成新加坡公民。这样既可以提升国民的素质，甚至还可以更新国民的基因。同样，还可以弥补新加坡华人生育率低的缺陷，保持华族人口80%左右的比例不变，从而维持政治的稳定。当然，如果他们选择退钱走人，新加坡政府也不算太吃亏。
新加坡的移民实用主义
新加坡建国之初，人口不足200万，现在本国公民有330多万人，但是常住人口将近550万, 持永久居民身份的约53万。也就是说，除了大量已经入籍的，新加坡的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40%，外来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也差不多。这么小、这么发达又这么高度依赖外来劳动力的经济体，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新加坡华人的总和生育率已经接近全世界最低的1.05, 即便最高的新加坡马来人也只有1.66（2013年数据），远低于人口替换所需的水平。要保持经济的活力和成长，这个小国必然越来越依赖于外国劳动者为其提供建筑、餐饮、清洁、家务等底层服务，以及金融、法律、管理、教育、科研等方方面面的“高端”专业人员。因为新加坡地方小且有精细的管理系统，所以从不担心非法移民。因此，新加坡对外国劳动力可谓门户大开。而且已经成功地吸引并留住了相当一部分外国地优秀人才，成为新加坡核心竞争力地重要部分。甚至可以说，新加坡的招贤引才比招商引资更为重要，而且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新加坡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待遇几乎是不加掩饰的，当然这也完全可以说是任人唯贤、按“质”论“价”。对于高端的人才，新加坡可谓求贤若渴，待若上宾。持工作准证的高收入外来劳动者可以得到与任何发达国家相近的优越待遇，并且在社会上受到很高的尊重。而底层的外来劳动力在新加坡即便与他们在本国地境遇相比，改善也相当有限。对他们，新加坡既没有最低工资保底，也没有多少福利可言。当然，他们仍然是自愿到新加坡打工的。底层外劳，尤其建筑工人的生存环境往往相当糟糕，连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都开始为他们鸣不平。成千上万的、大都来自中国大陆的建筑工人常常居住在被有些人戏称为“集中营”的零时简易宿舍区，而且因为“扰民”和周边的本地居民常有冲突。
新加坡有100万个左右的家庭，但外籍女佣的数量超过20万。其中大部分来自菲律宾和印尼。新加坡每五户家庭就有一个家庭雇用外籍女佣，有些富裕家庭或因各种原因还雇用了两三个女佣。可以说，新加坡人之所以能够高效地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女佣为他们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家务劳动。谁都知道，新加坡最便宜的就是女佣。雇主为一个菲佣一个月的支付基本不会超过4000元人民币，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交给政府的税收。女佣能拿到的最多也不过3000元。经过多年的争取，2012年新加坡政府终于同意外籍女佣可以获得一周休息一天的权利。这已经算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当然远远低于人权批评家的期望。
2012年11月末，一百多名中国公交车司机短暂的罢工行动震惊了新加坡。因为这距离上一次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发生已超过25年。按照新加坡的法律，罢工的必须是工会成员，而且像公共交通这样核心服务， 罢工需提前14天告知，否则要受到刑事制裁。这次罢工的主要起因是中国工人认为同等条件下他们的薪资不仅低于新加坡人，而且低于马来西亚人。而且他们抱怨宿舍的住宿条件很差，很难得到好的休息。尽管细节有争议，但司机们的诉求并非全无道理。但是新加坡依法把“非法罢工”的领头者送进了监狱并最终遣送回中国。有人权组织呼吁撤销对罢工司机的控告，并指责新加坡“将薪资和劳动条件的国籍歧视合理化，限制了外籍劳工组织或领导工会加以抗争的权利。”也有劳工机构指出：“很多的注意力都放在对‘非法罢工’的‘犯罪者’进行惩戒，却没有充分分析和思考新加坡的劳资关系，以及对低收入工人缺乏保护的现状”。人权观察组织亚洲副主任罗伯森说，新加坡将外来劳工罢工定为刑事罪行，并以判刑、罚款及驱逐出境来威吓他们，是蔑视基本的劳工权利。
各种原因导致新加坡人的排外情绪越来越强。2011年反对党之所以在大选中拿下一个集选区的5个席位，就跟新加坡草根的排外情绪有很大关系。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政府一度宽松的移民政策从2010年开始嘎然收紧。2008年新加坡发放了近8万张永久居民证，2009年降到6万，2010年之后则稳定到每年近3万张的水平。2013年，新加坡政府发表了一份白皮书，列出了保持经济增长，以及在2030年之前将人口从530万增至650万到690万的计划。这个计划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前所未有的公众抗议：考虑到新加坡较低的出生率，这种增长将不得不由移民来驱动，而许多人推测，这其中主要得靠来自中国的移民来驱动。事实上，新加坡的外来劳动力最主要的供应地就是中国大陆。类似于香港和大陆人之间愈演愈烈的摩擦，新加坡人对大陆人的排斥情绪也日渐增长。尽管问题可能并没有媒体渲染的那么严重，但确实新加坡人经常抱怨大陆人粗鲁、不文明，挤占了他们的资源和工作机会。中国移民也不少认为新加坡华人傲慢冷漠，普通话和英语说的都不好，等等。这种紧张关系的结果，就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双向排斥，每一方都指责另一方是种族主义，尽管大家都是华裔。
实用主义面临的挑战
美国畅销书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新加坡是一个激进的自由市场和保姆国家的复杂而精细的混合，而且它的推行需要复杂精细的政治条件。这也许道出了李光耀的实用主义在经济方面的精髓。弗里德曼认为美国永远不可能也没必要学习新加坡“不那么自由的政治”。但新加坡的态度却值得学习－－他们真正把治理（governance）当回事，并且始终在做战略性的思考，始终在无情地追问：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我们该怎样应对才能够繁荣富强？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蔡明发教授说，新加坡是一个在你想象力所及的维度都已完全被征服的空间。实用主义的新加坡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了实现政治和经济目标的而实行的全面的社会控制，尽管可能是柔性的。但是，许多观察者的共识是，这个模式确实有窒息民间社会和异化国民的风险。
可以说在李光耀的领导下，新加坡把靠精明、努力、协作而不需要太多创造力的事情做到了极致。尽管新加坡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也都可以被认为是全方位创新的结果。但是，当新加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接近每年6万美金的时候，创新和创造性的劳动变得越来越紧迫。毕竟，李光耀完全相信，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钱不是随便赚的。 然而，在谈到创新的时候，新加坡人似乎总是难以自信。新加坡《海峡时报》早在1998年就曾有人撰文指出，如果仅仅因为你有这么多的投资、设备和人力的投入，就期待高科技产出能以可预见的、机械的方式出现，无异于白日做梦。新加坡确实很快变成了是提供和维护高质量的基础设施的大师，但是在新加坡培育那种能够真正促进技术创新的自由活跃的氛围却是难上加难。
新加坡前人力资源和教育部长黄永宏在2002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如果你给某个新加坡人一个任务，他一定会给你做好。你给他一个截止日期，他一定会按时完成。但是，如果你交代得不够明确或者说出现了意外的困难，他就傻眼了。” 新加坡少有的民营本土科技企业创新科技（Creative Technology）的创办人沈望傅（Sim Wong Hoo ）1999年写了一本书：《千禧年后之狂想曲》（Chaotic Thoughts From The Old Millennium）。他在书中特别指出了新加坡的“不许掉头综合症”（No U-turnSyndrome）：在新加坡的马路上，汽车只有看到允许掉头的标志才可以掉头；而在许多其它国家，只要没有“不允许掉头”的标志，汽车就可以自由掉头。沈的意思是新加坡人只知道顺从权威而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苹果创始人之一沃兹尼克也认为新加坡企业文化太规矩、太刻板，所以无法产生伟大的创新，也无法产生伟大的艺术家、音乐家、作家。这些评论未必公允，但也道出了问题所在。
新加坡的科研预算在逐年大幅提高。执掌新加坡科技大权的是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A*Star）。他们1991年第一个国家科技五年计划预算是20亿新币， 2006年计划的预算已上升到了135亿。但新加坡科技创新上的挑战却越来越大。在硬盘业的成功之后，淡马锡控股于1987年支持创办了特许半导体 （Chartered SemiconductorManufacturing），在新加坡力推芯片制造业 。特许半导体也逐步成长为台积电和台联电之后的全球第三大芯片代工企业。但是，它无法在激烈的竞争当中与台积电和台联电抗衡。在2007年经济危机之后，芯片行业进一步受挫，特许半导体苦苦支撑，终于淡马锡决定在2009年把它卖给了财大气粗的ATIC (阿联酋阿布扎比先进技术投资公司) ，成为其持有的GlobalFoundries的一部分。
继电子信息产业之后，新加坡开始瞄准生物科技。多伦多大学政治系教授黄一庄（JosephWong）在他的《投注生物技术：创新与亚洲发展型国家的局限》（Betting on Biotech: Innovation and the Limits of Asia’s DevelopmentalState）一书中指出，虽然新加坡、南韩和台湾这些发展型政府在推动电子信息产业的创新和赶超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这种成功很难复制到生物科技领域。因为他们必须面对更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在这种更加依赖科研与产业紧密合作互动且规模效应显著的领域，这些小国完全不具备与庞大的美国体系相抗衡的能力，甚至分一杯羹都很困难。新加坡尽管通过招商引资也吸引了一批医药和生物科技企业，也创造出了数量不小的制造业产值，但是距离新加坡政府所期待的国际性的生物医药科研基地仍然遥遥无期。
当科技创新无法奏效或收效不显著的时候，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实用主义支配的领导人就会孤注一掷。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新加坡2011年开始开设的两个赌场。据说李光耀年轻时曾经说过，只要他活着，新加坡就别想开设赌场。他也特别担心赌场会引来黑手党、洗黑钱和其它各样的犯罪活动。但是，他说后来看到英国和瑞士都决定开赌场，他的反应是：“天啊，世界已经改变了。如果我们不变，我们就完了。”实用主义再一次获胜！李光耀说，“如果新加坡不这样做，就无法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你或者得接受这是今日全球化世界的一部分，要举办F1赛车及所有这类精彩的活动，不然生意就没了。而在新加坡，如果生意没了，你也別想有饭吃。”所以，为了生意，为了“有饭吃”，新加坡放开了赌场，而两个赌场很快带来了每年近60亿美元的收入。当然，赌场也确实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我知道，在新加坡的很多教会里，人们都在祷告，期望赌场可以早日关门。而中国的反贪行动也正在帮助成全他们的祈祷。
李光耀是一个真正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人。他的理论自信就是看不上任何理论——当然终究他仍然逃不出某种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理论。他的道路自信就是相信不管你们怎么批评我，如果你在我的位置上，一定不会干得比我更好——这个当然无法证否，也无法证明。他觉得他对新加坡最大的贡献，就是建立了一套独特而行之有效的制度，离了他也照样可以运转。李光耀确实有资格如此“三个自信”。但是他留下的这套制度显然打着李光耀个人太深的印记，也必须在李光耀离世之后接受新的考验。在李光耀影响下长大的新一代新加坡人中，越来越多的人对他的实用主义不再买账。他们在已经富裕的社会长大并且高度融入西方世界，对西方价值观中对个体的独立、自由、尊严、权利的认同和诉求远超上一代。2011年人民行动党大选中的首次局部失利，也是新加坡民心转变的风向标 。随着价值观的转变，新加坡的年轻选民对挑战执政党也不再畏惧，甚至认为新加坡不能没有反对党。
吃饭可以解决人肚腹的饥饿，却无法解决人心灵的饥渴。实用主义之下，物质上的强大，反而可能会加剧精神上的空虚。李光耀的实用主义确实是强大的，但是要凝聚人心只靠实用主义是不够的，迟早还要诉诸某种超越的理念和信仰。“吃饭要紧”的实用主义指导下的国家，除了惟利是图搞经济找不到其它清晰的价值观。但任何国家若想长盛不衰也必定离不开某种能够成为其灵魂的、提升其文明境界的超越价值观。但这在现代的多元化、世俗化的架构中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是李光耀一生所面对的挑战，也是他留给后人的课题。
作者系多伦多大学地理与规划系助教授，2007-2013年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地理系任教